# 第二章　和第三章谈到，在《李维史论》和《佛罗伦萨史》中，马基雅维利关注的是普通民众被富有的、地位高的公民统治，而不仅仅是被暴君统治。其结果是，他将解决从属问题的方式理论化，而他对从属问题的关注甚于斯金纳及其相关研究者所关注的奴役或苦役问题。 第二章和第三章谈到，在《李维史论》和《佛罗伦萨史》中，马基雅维利关注的是普通民众被富有的、地位高的公民统治，而不仅仅是被暴君统治。其结果是，他将解决从属问题的方式理论化，而他对从属问题的关注甚于斯金纳及其相关研究者所关注的奴役或苦役问题。 [91] [202]寡头通常通过债务束缚、扣留粮食和垄断公共土地等方式统治民众，这些方式不同于主人对奴隶的统治、帝王对臣民的统治、暴君对被压迫人民的统治，尽管马基雅维利有时用等同于他在其他压迫形式上所表达的道德上的不满来描述它。斯金纳利用马基雅维利，完全从霸道的君主统治、对臣民城市的专横统治和赤裸裸的奴隶制来定义对自由的侵犯，这严重扭曲了马基雅维利实际的自由理论，削弱了斯金纳试图在当代政治环境下复兴新罗马式自由的潜在效力。 斯金纳的新罗马概念可以被重建，并被用来反对在结构上干预或直接干预今时今日人民自由的不合法的社会等级制度。 [92] 然而，除了在《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的结尾模棱两可地反对 伯林 (Isaiah Berlin)以外，斯金纳本人并没有以这种方式建立新罗马自由理论。 [93] 事实上，马基雅维利肯定会用这样一种新罗马自由观，反对诸如弥尔顿、内维尔和西德尼等斯金纳所依赖的贵族共和主义者，这些理论家会容忍或证明共和国最好的公民对普通公民的专横干预是合理的——斯金纳本人明确了这些作家的反平民主义倾向。 [94] 就此而论，考虑到斯金纳为复兴共和主义原则而进行的敦促，这些原则可能会改变当代政治实践，并重振现代公民的活力。斯金纳大胆地呼吁道： (我们)需要足够谨慎,同时要具备其他公民素质,才能在公共生活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如同自然存在物一样,允许政治体的政治决策由它本身的全体成员以外的任何人来决定,就是要冒不必要的风险,让政治体的行为只达到那些设法控制它的人的目的,而不是政治体自身的目的。因此,为了避免这种奴役状态,确保我们自己的个人自由,我们必须培养政治美德,全心全意为公众服务。 [95] [203]如果已经获得政体控制权的精英(斯金纳并不清楚是在社会层面、政治层面，还是两者兼而有之)不想篡夺整个政治体的意志，从而以否决其自由并继而使其处于奴役状态的方式威胁构成政治体的个人，那么，斯金纳坚持认为，有德行的、积极的、有效的公民参与就是必要的。然而，通过将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与他严厉谴责的共和主义传统相结合——理由与斯金纳在上面引述的那些理由相同，斯金纳失去了实现他令人钦佩之目标的那些手段。简而言之，就马基雅维利而言，如果没有阶层冲突、护民官制度，以及民众对选举以外的政治事务的直接判断，那么，公民作为一个整体(即政治体的“全部成员”)，就不可能在政治上被赋予权力，精英阶层也不可能被问责并做出回应。 结   论 剑桥学派学者倾向于人为地强调马基雅维利与传统共和主义的一致性，从而曲解了马基雅维利。通过上述论述，我得出结论认为，波考克和斯金纳低估了政治思想中的阶层冲突，忽视了一些制度性手段，借助这些手段，马基雅维利赋予民众权力，让精英负责，并追究他们的责任；他们分别将马基雅维利思想中的民众主体主要与服兵役和选举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深入且广泛地参与国内政治相连；他们不恰当地将马基雅维利对贵族的批评等同于对民众的批评，从而削弱了他赋予民众“自由捍卫者”的重要角色；他们专注于马基雅维利对自由的抽象定义，其代价是既忽视了他对如何实现和维护自由的具体政策建议，又忽略了他关于自由如何在政治实践中实现的历史案例；他们不恰当地利用马基雅维利来定义自由，[204]这种自由与诸如君主统治和皇权主义统治等政治压迫相悖，但这在奴隶制度等社会统治形式方面并不具有说服力；他们对精英在国内统治民众的做法基本上保持沉默，这种统治完全符合共和主义理论，而且经常渗透于共和主义的实践。 值得重申的是，他们执着地关注马基雅维利理论中的抽象自由“概念”，以及所谓的普通民众被动或应激性的政治倾向，这种做法与现代代议制特别优待精英的“民主”安排中选举式的、受人追捧的参议院特性相一致。这种关注迫使剑桥学派学者严重忽视了对民众自由的积极的、猛烈的、平民主义式的捍卫。而马基雅维利关于古罗马的“以议会为基础的”“保民官式的”民主重建中的直接参与及除选举以外的手段和实践，捍卫了这种自由——古罗马的民主重建表现为一种社会倾向和一套政治制度，对当代理论和实践具有相当大的建设性意义。 [96] 更笼统地说，对上述划分类型的曲解产生了两种结果：马基雅维利对社会支配的批评被严重忽视了，而共和主义太容易被解读为一种渐进式的、反等级的政治理论。如此一来，这些解释既无助于马基雅维利研究，又无助于当今的民主理论。 再版的《马基雅维利时刻》的后记中有一个振奋人心的结论，波考克对当代代议制政府的寡头倾向进行了猛烈抨击，但书的正文严重缺乏这种想法。在谈到 麦迪逊 (James Madison)等人提出的“虚假的”代议制时，波考克评论道： 代议制实际上是一种拟制,而创建一个完全拟制的、虚假的政府体制可能会被证明与一个人以公民身份行动或天生具有政治属性是不相容的……可以断定,我们自己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境地:与拟制相关的知识的不如人意已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当我们怀疑迫使我们在他们之间做出选择的政客的寡头政治是否在值得一提的意义上代表我们时,[205]我们怀疑自己是否还拥有自我以供他人代表。 [97] 要是波考克最初把他那本洋洋洒洒的大部头的任务指向了塑造圭恰迪尼时刻(代议制民主的公民仍生活在其中)，那就更像是马基雅维利时刻了！也许到那时候，波考克就不再有那么多理由抱怨当代共和国的民众参与和精英问责的悲惨状况。 与之相似，斯金纳哀叹民众参与度的下降促使精英侵犯了公民的自由。这里有必要再次引用他的话： 如果想把自身的个人自由最大化,我们就不能再信任君主,相反,应自己掌管公共舞台……有许多公共生活领域……增加公众参与或许能较好地帮助完善我们自称的代表的问责……除非我们把义务放在权利之前,否则我们的权利必然会受到损害。 [98] 正如我已然分析表明，斯金纳本人把避免民众直接控制政治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对他而言，新罗马自由在本质上绝对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鉴于斯金纳的共和主义具有严格的选举性质，他到底期望什么样的“公众参与”才能确保个人自由并确保精英问责呢？本着相似的想法，当代民主理论中充斥着对“平民主义”过度危言耸听的反应，以及对多数主义持续的不信任。知名学者可能会抱怨财富不平等和精英特权威胁当代民主国家的民众自由，然而，他们往往将全部批评的重点放在证明平民主义运动和民众多数如何实际上对自由构成了威胁，而且这种威胁比精英所构成的威胁更危险。 [99] 波考克和斯金纳总体上严重低估了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和民主政治中民众参与的重要性，因此，剑桥学派只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模糊的等式，[206]即把民众参与跟同意、口头表决和行政官员的选举等同起来，从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布鲁尼到圭恰迪尼、卢梭和麦迪逊，选举已成为贵族支持的共和主义形式的特征。从封闭型政制的共和主义支持者赞同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民众参与都从属于精英统治，因此，这也就把我们带回到了一个不令人满意的起点，波考克和斯金纳就是从这个起点开始，为了一个更坚定的自由概念而提出不满。如果没有我之前所说的马基雅维利式民主——那种民众被赋予权力的、精英论辩式的政治和制度，共和主义就会助长公民的腐败和精英肆无忌惮的行为，那会让这些与剑桥学派有关联的学者感到非常不快。 斯金纳和波考克把一些由其他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提出的制度性安排与共和主义联系在一起，而马基雅维利反对这些制度安排。马基雅维利提醒我们，从历史上看，共和国内绝大多数公民认为仅有选举和元老院制度是不足够的，他们认识到这些制度是社会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统治他们的工具。剑桥学派学者不同程度地放弃了罗马制度的重要特征和功能——平民护民官、完全具有包容性的议会、由民众做出判断的政治审判——通过这些制度，民众能够对抗富有的、知名的公民所掌握的特权。相反，马基雅维利对罗马共和国的重建表明，如果我们要在现实世界的共和国中找到一些体现客观性的表象以及对公共利益的热爱，那么它最有可能当然不会出现在哲学家倡导的开明的少数当中——也就是说，不会出现在柏拉图的哲学王、西塞罗最优秀的元老或圭恰迪尼通过选举产生的行政官员当中。相反，它将出现在公民体内——他们通过制度的方式被赋予权利去思考和决定对他们自身而言是什么构成了自由。 [1] See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Political Tradi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and Skinner，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 See Wilfried Nippel，Mischverfassungstheorie und Verfassungsrealität in Antike and früher Neuzeit(Stuttgart：Klett- Cotta，1980)and Nippel，“ Ancient and Modern Republicanism”，in 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Republic，Biancamaria Fontana，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6-26.也可以参见以下文集的论文，即Anthony Molho，Kurt Raaflaub and Julia Emlen，eds.，City States in Classical Antiquity and Medieval Italy(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1)。 [3] 对斯金纳和波考克阐释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尖锐批评，参见For trenchant alternative critiques of Skinner’s and Pocock’s interpretations of Machiavelli：see Nicholas Buttle，“Republican Constitutionalism：A Roman Ideal”，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9，no.3 (2001)，331-349； Daniel Kapust，“Skinner，Pettit，and Livy：The Conflict of the Orders and the Ambiguity of Republican Liberty”，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25，no.3 (2004)，377- 401； Mark Jurdjevic，“Machiavelli’s Hybrid Republicanism”，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122，no.499 (December 2007)，1228-1257； Marco Geuna，“Quentin Skinner e Machiavelli”，in A.Arienzo and G.Borrelli，eds.，Anglo- American Faces of Machiavelli：Machiavelli e machiavellismi nella cultura angloamericana，vols.XVI-XX(Monza：Polimetrica 2009)，579-624； and Amanda Moure Maher，“ What Skinner Misses About Machiavelli’s Freedom：Inequality，Corrup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Civic Virtue”，Journal of Politics78，no.4 (October 2016)，1003-1015。 [4] 围绕此及其他方面，目前这一章会对我撰写的论文当中的特定部分进行精炼和详细论述。See McCormick，“ Machiavelli Against ‘Republicanism’：On the Cambridge School’s‘Guicciardinian Moments’”，Political Theory31，no.5 (October 2003)，615-643. [5] 关于波考克和斯金纳掀起的方法论意义上的争论，参见The Languages of Political Theo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Anthony Pagden，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Meaning and Context：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James Tully，e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in History：Essays Concerning J.G.A.Pocock，D.N.DeLuna，ed.(Baltimore：Owlworks，2006)； and Rethinking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A.Brett，J.Tully and H.Hamilton- Bleakley，ed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6] See Maurizio Viroli，For Love of Country：An Essay on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Quentin Skinner，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Vol.1：The Renaiss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J.G.A.Pocock，Virtue，Commerce and History：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Chiefl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7] See Machiavelli，Discorsi[1513-17/1531]，C.Vivanti，ed.(Turin：Einaudi-Gallimard，1997)，henceforth D； Il Principe(De Principatibus)[1513/1532]，G.Inglese，ed.(Turin：Einaudi- Gallimard，1995)，henceforth P； and Istorie Fiorentine[1525]，F.Gaeta，ed.(Milan：Feltrinelli，1962)，henceforth FH. [8]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vii. [9]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vii. [10] 我不是第一个注意到波考克极具存在主义一面的人。See Kari Palonen，Das“ Webersche Moment”Zur Kontingenz des Politischen(Heidelberg：Springer，1998). [11]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3. [12] See John P.McCormick，“ Addressing the Political Exception：Machiavelli’s‘Accidents’ and the Mixed Regim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87，no.4 (1993)，888-900； and McCormick，“Pocock，Machiavelli and Political Contingency in Foreign Affairs：Republican Existentialism Outside (and Within)the City”，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43，no.2 (online June 2016). [13]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69，73. [14] See Gene Brucker，Florentine Politics and Society，1343-1378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 and John M.Najemy，A History of Florence：1200-1575 (Oxford：Blackwell，2006). [15]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118-119. [16]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127. [17]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118. [18] 也称之为“Del Modo Di Ordinare Il Governo Popolare”。See Francesco Guicciardini，Dialogo e Discorsi del Reggimento di Firenze(Bari：Laterza，1931)，R.Palmarocchi，ed.，218-259.英译可见M.Jurdjevic，N.Piano，and J.P.McCormick，eds.，Florentine Political Writings from Petrarch to Machiavelli(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forthcoming 2019)。 [19]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129. [20]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122，cf.257. [21]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185-186. [22] McCormick，Machiavellian Democracy，chapter 2. [23]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212. [24]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212. [25]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232.See Francesco Guicciardini，Dialogue on 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1524]，Alison Brown，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26]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234. [27]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234. [28]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248. [29]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235. [30]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253. [31]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255. [32]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255. [33] 尽管在此对熊彼特(Schumpeter)的评价或许过于草率。See Natasha Piano，“‘Schumpeterianism’ Revised：The Critique of Elites in 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Critical Review(forthcoming 2018). [34]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255. [35]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253. [36]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485. [37]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156. [38]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183. [39]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e.g.，237，251. [40]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155. [41]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503. [42]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207-211. [43] 斯金纳对战后民主理论的批评是最尖锐的批评之一，这一批评致力于调解经验性进路和规范性进路、精英主义进路与实质性进路。See Skinner，“The Empirical Theorists of Democracy and Their Critics：A Plague on Both Their Houses”，Political Theory1，no.3 (1973)，287-305. [44] Skinner，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32. [45] 斯金纳认为，马基雅维利及其前人和同时代人都具有新罗马自由观念：“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共和主义自由的捍卫者，特别是马基雅维利的《李维史论》”复兴了罗马自由。Skinner，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10. [46] Skinner，“Machiavelli’s Discorsiand the Pre-Humanist Origins of Republican Ideas”，in Machiavelli and Republicanism，Gisela Bock，Quentin Skinner and Maurizio Viroli，ed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121-141，at 123. [47] Skinner，“Machiavelli’s Discorsi”，137. [48] Skinner，“Machiavelli’s Discorsi”，136.我找到了下列批判性审视西塞罗政治思想的成果。这些成果特别有助于反思新罗马共和主义及斯金纳力图把马基雅维利与那一传统勾连起来的努力，并且尤为具有启发性。See Marcia L.Colish，“Cicero’s De officiisand Machiavelli’s Prince”，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9 (1978)，81-93； Michelle Zerba “The Frauds of Humanism：Cicero，Machiavelli，and the Rhetoric of Imposture”，Rhetorica22，no.3 (2004)，215-240； Joy Connolly，The State of Speech：Rhetoric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Ancient Rom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 Daniel J.Kapust，Republicanism，Rhetoric，and Roman Political Thought：Sallust，Livy，and Tacitu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and Gary A.Remer，Ethics and the Orator：The Ciceronian Tradition of Political Moral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7). [49] Skinner，Past Masters：Machiavelli(New York：Hill and Wang，1981)，65-66； Skinner，“Machiavelli’s Discorsi”，130，136. [50] Skinner，“Machiavelli’s Discorsi”，137.See also Skinner，Past Masters：Machiavelli，25，36，64； and Skinner，Visions of Politics，Vol.II：Renaissance Virtu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207-209. [51] Skinner，“Machiavelli’s Discorsi”，140.毛里奇奥·维罗里是斯金纳的学生，他影响力相对较小但并非无足轻重，他同意斯金纳的说法，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最终符合“人文主义和西塞罗主义”共和主义的原则和实践。See Viroli，“Machiavelli and the Republican Idea of Politics”，in Machiavelli and Republicanism，143-171，at 157 and 154. [52] 斯金纳指责波考克，认为他在讨论佛罗伦萨政治思想时，过分强调了亚里士多德，却削弱了西塞罗。对此，波考克承认斯金纳的指责是正确的。但他也观察到，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不像斯金纳所坚持的那样轻易地被西塞罗的思想同化。See Pocock，“ Afterword”，in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2nd e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553-584，at 558.塔克(Richard Tuck)意识到，马基雅维利抛弃了西塞罗思想中的许多重要张力，尤其是那些与塞内加(Seneca)的廊下主义相重叠的地方。不过，他坚持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仍然保留着重要的西塞罗元素，特别是那些与共和国的安全有关的元素，以及不排斥德性的道德特质。See Tuck，Philosophy and Government，1572-1651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20-21. [53] See Danielle Charette，“ Catilinarian Cadences in Machiavelli’s Florentine Histories：Ciceronian Humanism，Corrupting Consensus and the Demise of Contentious Liberty”，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forthcoming 2018). [54] Skinner，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69-84. [55] Skinner，“Machiavelli’s Discorsi”，122. [56] Skinner，“Machiavelli’s Discorsi”，125，132-133，140.维罗里忠实地追随斯金纳。他强调了选举和混合政府在传统共和主义中的主要作用。用维罗里的话说，意大利共和国的特点是“由经选举产生的、被公民主权实体任命的、任期有限的行政长官进行统治”；这样一些共和国在制度性的范式中具象化，而该范式“明智地结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人民政府的优点”。对于这些问题，维罗里再次宣称，马基雅维利“完全赞同那一传统”。See Viroli，Founders：Machiavelli(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117 and 121. [57] See John M.Najemy，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1280-1400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 [58] Skinner，“Machiavelli’s Discorsi”，141.维罗里也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马基雅维利对平民护民官无条件的赞同，他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这一制度。See Viroli，“Machiavelli and the Republican Idea”，167.与之不同，维罗里讲述了马基雅维利如何像西塞罗一样，偏爱由最优秀和最具美德的公民来掌握行政权，这种说法超出了马基雅维利对执政官和护民官、贵族官员和平民官员之间至关重要的区分。See Viroli，“Machiavelli and the Republican Idea”，155. [59] Skinner，Visions of Politics，Vol.II，210-211. [60] Skinner，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49. [61] Skinner，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32. [62] Skinner，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31-32. [63] See Skinner，Visions of Politics，Vol.II，197-198. [64] See Marcia L.Colish，“The Idea of Liberty in Machiavelli”，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32 (1971)，323-350； and Elena Fasano Guarini，“Machiavelli and the Crisis of the Italian Republics”，in Machiavelli and Republicanism，17-40. [65] Skinner，Visions of Politics，Vol.II，198.更广义地说，对自由的这一论述与佩蒂特的“免于支配的自由”“共和主义”理论相一致。See Pettit，Republicanism：A Theory of Freedom and Governmen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and Pettit，On the People's Terms：A Republican Theory and Model of 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66] Skinner，Visions of Politics，Vol.II，211，196. [67] 例如，斯金纳有时准确地传达了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即人民普遍倾向于享受与保护公民自由，而贵族则几乎倾向于破坏或摧毁公民自由 (Skinner，Visions，Vol.II，162)；虽然斯金纳经常坚持认为，马基雅维利视人民和贵族两种脾性或“视界”同等地威胁着自由，但他写道，他们“除非受到限制，否则将在任何时候都会寻求促进其自身利益”，因为他们每一方都只是倾向于“纯粹出于自身利益”而治理的“派系”(Skinner，Visions，Vol.II，156-157)。 [68] See John P.McCormick，Machiavellian 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chapters 3，4 and 5； as well as chapter 2 of the present study. [69] Skinner，Visions of Politics，Vol.II，210-211. [70] See Polybius，The Histories(London：Penguin，1979)，VI.5-9.See also Harvey C.Mansfield，Machiavelli's New Modes and Orders：A Study of the Discourses on Liv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9)，33-40. [71] See chapter 2 above，as well as McCormick，“Tempering the Grandi’s Appetite to Oppress：The Dedication and Intention of Machiavelli’s Discourses”，in Victoria Kahn et al.，eds.，Politics and the Passions，1500-1789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7-29. [72] 一种关于马基雅维利式均衡的有趣解释——把其政治思想中社会阶层的“混合”和“平衡”区分开来，参见 Fabio Raimondi，Constituting Freedom：Machiavelli and Flor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 [73] Skinner，“Machiavelli and the Maintenance of Liberty”，Politics18，no.2 (1983)，3- 15，at 10- 13.See Maher，“ What Skinner Misses About Machiavelli’s Freedom”. [74] 比较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的“普遍意义上的人”和“普遍意义上的民众”(比较第十七章与第九章、第十九章)。 [75] See Machiavelli，“ Proemio”，in Istorie Fiorentine[ 1520-25/1532]，Franco Gaeta，ed.(Milan：Feltrinelli，1962)； and Gisela Bock，“Civil Discord in Machiavelli’s Istorie Fiorentine”，in Machiavelli and Republicanism，181-201. [76] Skinner，Past Masters：Machiavelli，66.然而，在剑桥学派学者中，没有人比毛里奇奥·维罗里更努力地让人民看起来更糟糕，而让贵族看起来比他们在马基雅维利作品中实际呈现的更好了。在第三章，我把维罗里列为众多阐释者中的一员，这些阐释者不恰当地坚称，在其关于佛罗伦萨的历史和宪制著作中，马基雅维利同等地指责人民和贵族，认为他们的行为威胁与破坏自由。比如，参见Viroli，Founders，125-126。不过，维罗里走得更远，他歪曲马基雅维利的文本，使贵族似乎比马基雅维利本人所理解的压迫性更小。比方说，在《论佛罗伦萨的政务》中，马基雅维利建议确立终身制的“元老”显贵阶层，他们可以在佛罗伦萨执政团轮换执政。维罗里宣称，马基雅维利在这里提出建议，目的是以西塞罗式的风格，合理地包容佛罗伦萨“最明智和最受尊敬的公民”。参见Viroli，“Machiavelli and the Republican Idea”，155。事实上，马基雅维利坚持认为，他之所以提出这一制度，是因为有必要安抚佛罗伦萨最有野心、最自负和最居高临下的公民：正如马基雅维利明确指出的那样，他们是具有“傲慢的精神”(animo elevato)的人，“认为他们应该优先于所有其他人”(pare loro meritare di procedere altri)的有权势的公民。参见Machiavelli，“Discursus”，738。维罗里忽视这一段落，却把重点放在另一段落，在这里，马基雅维利提到“声名显赫的人”(uomini gravi e di reputazione)，维罗里在此容易把它误译为“最明智和最受尊敬的公民”，并且把它过分夸大为马基雅维利所说的共和国“最优秀的人”。参见 Viroli，“ Machiavelli and the Republican Idea”，155。 [77] See Cicero，On the Commonwealth and On the Laws，ed.James Zetzel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19-23； Polybius，Histories，317-318. [78] 赫恩维斯特(Michael Hörnqvist)在《马基雅维利和帝国》一书中，提出了一种针对马基雅维利和帝国之混合政府模式的解读方式，这种解读方式体现了他强有力地受到了剑桥学派启发，参见 Machiavelli and Empi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围绕赫恩维斯特对国内外政治事务的评价所做出的可靠纠偏，参见 Alissa M.Ardito，Machiavelli and the Modern State：The Prince，the Discourses on Livy，and the Extended Territorial Republi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当维罗里明确把马基雅维利“秩序井然的人民政府”理念与西塞罗的混合政体观念(根据西塞罗的看法，“城市每个组成部分都有其正确的位置”)相提并论时，他还严重低估了马基雅维利的新异性。参见Viroli，Founders，125。正如我已论证，就人民在西塞罗和马基雅维利各自秩序井然的政体中的“正确位置”由什么要素构成的问题，两者的观点有着相当大的差别。亦参见Viroli，“Machiavelli and the Republican Idea”，154-155。 [79] 关于马基雅维利脱离李维的众多例子，参见 Machiavelli's New Modes and Orders。 [80] 围绕斯金纳对马基雅维利阶层理论的处理所作出的多方位批评，参见Gabriele Pedullà，Machiavelli in Tumult：The Discourses on Livy and the Origins of Conflictual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forthcoming 2018)。 [81] Skinner，Past Masters：Machiavelli，71-72. [82] See Skinner，Visions，Vol.II，156.根据斯金纳的看法，马基雅维利认为：“在他们的共和宪法下，[罗马人]有一个由贵族控制的议会，另一个则受控于普通民众，任何提案要成为法律都需要征得每一方的同意。不可否认，每一方都倾向于提出仅仅推进自身利益的议案。然而，每一方都被另一方阻止将其作为法律强加于人。结果是，唯有不倾向于任何一方的议案被期待获得成功。因此，与宪法有关的法律，确保了公共善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促进。”Skinner，“The Republican Ideal of Political Liberty”，in Machiavelli and Republicanism，293-309，at 306. [83] 斯金纳部分地否定他早期的方法论著作，他宣称，当思想史研究者从事学术研究时，可以期待针对当代政治的产出大大超出古物研究者的兴趣。Skinner，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118. [84] Skinner，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especially 108，110-112. [85] Skinner，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11，n.31； 55，n.174； 56，n.176. [86] Skinner，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54. [87] Skinner，“Machiavelli and the Maintenance of Liberty”，Politics18，no.2 (1983)，3-15，at 13，n.9. [88] Skinner，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ix-x.施克莱(Judith Shklar)的《恐惧的自由主义》似乎可被看作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明显例子，这个理论并不局限于直接干预所带来的不公正。See Shklar，“The Liberalism of Fear”，in Nancy L.Rosenblum，ed.，Liberalism and the Moral Lif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21-38. [89] 斯金纳写道：“要问一下，马基雅维利不仅提到个人，而且还提到过着或没有过上自由生活的共同体，他的意思是什么。简而言之，他在这两种情况下的意思是一样的。”Skinner，Visions of Politics，Vol.II，198. [90] Skinner，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17. [91] Skinner，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37. [92] 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脚注中，斯金纳指出，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关系的分析中，罗马自由的言辞是多么“引人注目”。Skinner，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x，n.3.这一洞见后来被学者们所接纳，如 William Clare Roberts，Marx's Inferno：The Political Theory of Capital(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6)；以及Bruno Leipold，“Citizen Marx：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arl Marx and Republicanism”(PhD Dissertation，Politics Department，Oxford University，October 2017)。 [93] 当论及“我们继承的关于自由国家之特征的思想传统的冲突”时，斯金纳观察到：“争论的双方都同意，国家的主要目标之一应该是尊重与保护其公民个人的自由。但是，其中一方认为，国家唯有确保其公民在追求选择的目标时不受任何不公正或不必要的干涉，才有希望兑现这一承诺；另一方则坚持认为，这永远是不足够的，因为国家总是有必要确保其公民同时不会陷入依赖他人之善意的处境，而这是可避免的状态。”See Skinner，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119.马基雅维利甚至更偏向于后一种观点，而不是斯金纳似乎意识到或愿意支持的观点。 [94] 基于他的作者深深地不信任民众，斯金纳以这样的方式总结其宪政办法：“他们普遍同意，正确的解决办法是，由更体现德性且考虑周全的国民大会来代表广大人民，这是一个由人民选出代表他们立法的国民大会。”Skinner，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32. [95] Skinner，“ The Republican Ideal of Political Liberty”，293- 309，at 303-304. [96] See McCormick，Machiavellian Democracy，chapter 7. [97] Pocock，“Afterword”，582. [98] Skinner，“The Republican Ideal of Political Liberty”，308-309. [99] See John P.McCormick，“ The New Ochlophobia？ Populism，Majority Rule and Prospects for Democratic Republicanism”，in Yiftah Elazar and Geneviève Rousselière，eds.，Republican 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forthcoming 2018). 总 结 不 体 面 的 作 品 、 暧 昧 的 阐 释 与 赋 权 人 民 的 德 性 [207]请允许我总结一下本书对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看法。第一部分各章节分析了马基雅维利三部主要政治著作中的具体主题，并阐明了在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中，这些主题如何体现了赋权人民的有效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