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探究了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对博尔贾的论述如何与圣经相一致。他用了比书中其他人物都要多的篇幅来讨论博尔贾——或者是“瓦伦蒂诺公爵”这个马基雅维利和“群氓”都宁可采用的称谓。我认为，在详细叙述博尔贾生涯的过程中，马基雅维利始终广泛使用圣经寓言，这告诉我们：即使在君主国内，马基雅维利还是会认为，普通人一定要充当政治现实的终极仲裁者；尽管有时候他会说，君主的美德意味着不受约束的自治，但通过准基督主义的瓦伦蒂诺的例子，马基雅维利实际上表明了，审慎的君主必须在自己和臣民之间培养相互依赖的关系——一种因使得共同对手流血而被神圣化的关系。因此，这一章要质疑那种认为马基雅维利的目标是使政治彻底去神学化的观点；实际上，[208]我认为，对马基雅维利而言，所有政治的确立都必须通过准宗教术语而得到神圣化，以确保人民的“精神”能够接受“好政府”的好处。

第一章探究了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对博尔贾的论述如何与圣经相一致。他用了比书中其他人物都要多的篇幅来讨论博尔贾——或者是“瓦伦蒂诺公爵”这个马基雅维利和“群氓”都宁可采用的称谓。我认为，在详细叙述博尔贾生涯的过程中，马基雅维利始终广泛使用圣经寓言，这告诉我们：即使在君主国内，马基雅维利还是会认为，普通人一定要充当政治现实的终极仲裁者；尽管有时候他会说，君主的美德意味着不受约束的自治，但通过准基督主义的瓦伦蒂诺的例子，马基雅维利实际上表明了，审慎的君主必须在自己和臣民之间培养相互依赖的关系——一种因使得共同对手流血而被神圣化的关系。因此，这一章要质疑那种认为马基雅维利的目标是使政治彻底去神学化的观点；实际上，[208]我认为，对马基雅维利而言，所有政治的确立都必须通过准宗教术语而得到神圣化，以确保人民的“精神”能够接受“好政府”的好处。


第一章论证了马基雅维利的目的并不一定是反神学甚或是反基督教的，就像阐释者探讨他的宗教观时常常指出的那样。或许最根本的是，我的解读促使读者重新思考，按照马基雅维利的想法，一个政体的真正基督教创始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以及这样一个创始人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一种既有恐惧又包含爱，但却没有仇恨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马基雅维利表明，博尔贾最强大的力量是他从罗马涅人民那里得到的忠诚，他说服罗马涅人民，让他们认识到在被博尔贾消灭了的、得寸进尺且无法无天的罗马涅贵族中，有着他们和公爵共同的敌人。在博尔贾的走狗雷米洛惨遭血腥处决后，人们正确地选择——不可否认，当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同看法——认同博尔贾将有序政府的利益赋予人民时采用的残忍手段。


第二章论证了，《李维史论》反映出马基雅维利从根本上致力于秩序井然的共和国中的社会经济平等；此外，它探讨了经济平等主义在何种程度上与马基雅维利更广为人知的论点，即支持武装公民，完全交织在一起。我突出了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赞同的某种修辞策略，通过这种修辞策略，尽管马基雅维利表面上持相反的论调，但他仍然赞同格拉古兄弟的再分配议程、罗马护民官这一历来被认为是导致共和国崩溃的元凶。马基雅维利的许多前辈和同时代的共和主义者批评格拉古试图将罗马富有贵族的土地重新分配给极其贫穷的平民(并且阻止此后贵族侵占那些由罗马平民士兵征服而来的领土)。马基雅维利对护民官的抱负表示同情——但他谨慎地表示，他们的方法存在深层次的缺陷。他巧妙地暗示，其他受经济不平等所困扰的腐化共和国的潜在改革者，必须使用暴力手段获取成功，避免像格拉古兄弟那样遭受失败。[209]马基雅维利在他论述格拉古兄弟的篇章里提到了“审慎”；接着，我着重强调了在这种情况下，马基雅维利用于传达他对财产再分配和经济平等之主张的审慎修辞；除此以外，我进一步论述其审慎的暴力形式，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如果共和国(用他的话来说)要“保持国家富裕而公民贫穷”，就有必要这样做。


在第三章中，我挑战目前占主流地位的观点，即马基雅维利后期的政治著作，特别是《佛罗伦萨史》表达了不久前发展出的社会和政治保守主义观点，更具体而言，该观点认为，马基雅维利对共和国，特别是佛罗伦萨的普通人有越来越多的不满，却给予贵族更多赞美。我认为，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采用的文学-修辞手法，更有力地巩固了而非以任何方式削弱了他之前表达过的民主倾向，这种倾向在他晚年的政治著作中看似更为保守。我给出的解释是，马基雅维利在他的政治著作中对社会阶层有着一以贯之的看法，其证据深深植根于《佛罗伦萨史》的叙述中。唯有在比较《佛罗伦萨史》中对人民和贵族的描述与《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中的相关描述时，这种证据才会显现出来。


在《佛罗伦萨史》提到的三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冲突事件中，我比较了马基雅维利对佛罗伦萨人民和平民的公开批评——这些批评重复着老生常谈的传统贵族式诽谤，指责他们传闻中的不节制和不理性——以及他对行动中的人民和平民的描述，这些描述与马基雅维利在较早期作品中对普通民众的积极评价不谋而合。在我看来，语境的限制能解释马基雅维利为什么对人民温和、理性和公正的本性持有的看法有着明显的逆转，以及为什么在这些事件中他的言行形成戏剧性的(如果可被看作含蓄的)反差。因为马基雅维利是在美第奇家族的命令下撰写《佛罗伦萨史》，美第奇家族刚刚允许他重新进入佛罗伦萨政界，[210]他们周围是贵族顾问和充满敌意的佛罗伦萨民众，挑衅性的民粹主义被马基雅维利掩盖起来，它依然深深植根于文本核心，而传统贵族的偏见却保留在表面上。


我在第二部分讨论了马基雅维利的解释者，他们都倾向于歪曲或忽视他政治思想的极端民主化特征。卢梭虽然以精英式的友好方式校正了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而他的做法所得到的关注可能比不上其他18世纪的作家(比如哈林顿、孟德斯鸠或麦迪逊)，但恰恰是卢梭作为现代民主理论之父的崇高地位，促使我批评他对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解读。在我看来，卢梭取代了马基雅维利体现阶层意识的民粹主义和划分阶层的制度处方，这标志着历史上民主原则与实践的一个错误转折。我明确指出，如果是马基雅维利而非卢梭的想法被现代民主采纳，以及假如在现在采纳，那么它能更好地推动历史进程，并且有可能在不久后以改革的方式得到不断完善。


二战以后，卢梭关于马基雅维利是共和主义者这一依然存在争议的观点在英语世界成为定论。马基雅维利不再只被看作奉劝君主的邪恶顾问。他是共和国及其独特自由的拥护者，这一观点在芝加哥大学和英国剑桥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列奥·施特劳斯和剑桥学派从不同角度把马基雅维利看作共和主义者，源自芝加哥和剑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共和主义形式有着共同的特质：两种解释方式都把马基雅维利塑造成一位代表精英利益的——要么是坚定的寡头主义，要么是温和的贵族派——共和主义者。


我在第四章指出，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重新建构古罗马的法律，故意且直接反对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支持的更民主且反精英主义的罗马共和国模式。尽管卢梭认为他与马基雅维利志趣相投，承认马基雅维利同是共和主义者，但我论证认为，卢梭以完全反马基雅维利的方式确立制度，[211]这些制度不利于民众尽可能减少富有公民和政治官员过大的权力或影响力。在《社会契约论》最后即最长的(同时也是最少人阅读的)那一卷，卢梭暗地里谴责马基雅维利，避免产生诸如平民护民官等专门为普通公民而设立的行政职务，并且支持那种富人在立法和选举中能控制局势，却把穷人排除在外的议会。以诸如普遍性和人民主权等社会学匿名原则为基础，卢梭的新罗马制度建议——直接否认了马基雅维利的建议——致力于安抚阶层等级的争议，并扩大共和国精英的特权，这种做法以更正式的、貌似更真实的平等为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