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章

第八章

指控权对共和国多么有利，谣言就对它多么有害

富里乌斯·卡米卢斯把罗马从法兰克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以后，他的功德，使罗马公民对他俯首帖耳，好像一点儿也不在意失去自己名望或身份。
可是，曼利乌斯·卡皮托利努斯对于给他这么高的尊位和这么多荣耀，却难以忍受。因为在曼利乌斯看来，他本人为罗马的安全贡献良多，他拯救了朱庇特神庙，他的应得不该少于卡米卢斯，在另一些武功上也与他旗鼓相当。他妒火中烧，对于别人的荣耀，他难以保持心平气静。他无法离间元老，便转向平民，在他们中间散布恶毒的流言。他的话中有这样的说法：那些收集起来要送给法兰克人的财宝，后来并没有送给他们，而是被一些公民私吞了；假如把它们收回，本可转为公益之用，免除平民的捐税或一部分私人债务。这些话对平民的作用非同小可，他们开始聚集成群，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在城内多次制造骚乱。这让元老院大为不快，他们认为危难在即，便设立了一个独裁官，命令他追查此事，压制曼利乌斯的狂躁性情。独裁官立刻把他召来，两人面对面站在公众中间，独裁官与贵族站在一起，曼利乌斯则被平民所簇拥。有人要求曼利乌斯讲清楚，谁拿了他说的那些财宝，因为元老院和平民一样，亟欲知道详情。曼利乌斯语焉不详，闪烁其词，他说，他们本已知道的事情，何必再去告诉他们。于是独裁官把他关进了牢房。
【1】

从这段文献可以看出，无论对于自由的城邦还是其他任何生活方式，谣言是多么可恶，凡是能达到压制它们之目的的制度，皆不可忽略。消除这种谣言的上策，就是广开指控的言路，因为指控权对共和国的益处之多，一如谣言对它的祸害之大。当事人双方有一差别，谣言既不需要证人，也不必由任何特定的人群坐实其真伪，人人皆可相互造谣中伤。然而并非人人都会受到指控，因指控需要确凿的证据和条件，以表明指控属实。控罪于人，要向长官、人民或议事会提出，散布谣言却是发生于集市和街廊。指控运用得愈少，城邦愈是缺少接受指控的制度，则谣言愈盛。故共和国的缔造者所建立的制度，当使每个公民都能提出指控，没有丝毫的惶怵和顾虑。建立这一制度并严格遵守，他应当严惩造谣者。他们受罚也不能有所抱怨，因为他们本可在公开场合聆听对他们散布谣言加以中伤者的指控。在这种制度不完善的地方，乱局亦将如影随形：因为谣言只会激怒公民，却不会使他们受到惩罚；发怒的人更想报复，对于伤害他们的流言蜚语，只有仇恨，并无惧怕。【2】

如前所言，在罗马，这种制度十分完善，而在我们的佛罗伦萨城，它历来极为糟糕；在罗马，这种制度增益良多，在佛罗伦萨，这种制度的缺失为祸甚烈。只要读一下这座城市的历史就会看到，无论何时，那些在城市事务中被委以重任的公民，受到的訾议何其之多。他们说，有人拿公款中饱私囊；有人因腐化堕落而输掉战役；有人野心勃勃而使流弊丛生。结果是各方都怒火冲天。于是他们陷入四分五裂，从四分五裂变为宗派林立，因宗派林立而终至覆亡。倘若佛罗伦萨有指控公民和惩治造谣者的制度，昔日不计其数的丑闻，本不会发生。那些公民，不论他们被判刑还是被无罪开释，都不会危及城市；况且与造谣相比，指控的数量要少得多，因为如上所说，指控某人，并不像散布他的谣言那样容易。姑不论其他，一个人仅靠这些谣言，就可成就自己的大业。他在对抗与自己的偏好相反的公民强人时，这些谣言对他大有益处。他站在人民一边，把他们对这些公民强人的成见，称为言之有据，即可使人民成为自己的朋友。这类事例不胜枚举，我只讲一例足矣。佛罗伦萨的军队在司法官梅塞尔·乔万尼·圭齐阿尔迪尼的统领下，布阵于卢卡的战场。他糟糕的指挥，或是时运不济，都使他不可能攻陷该城。然而无论实情如何，梅塞尔·乔万尼却受到指责，因为据说他收了卢卡人的贿赂。为了还自己清白，他要求把自己交给首领
处置。他的敌人从这谣言中受益，而梅塞尔·乔万尼却几乎身陷绝境。可是他绝难洗清自己，因为在这个共和国里，不存在让他做到这一点的手段。梅塞尔·乔万尼的朋友，即大人物中的多数，以及想在佛罗伦萨革故鼎新的人，为此怒不可遏。
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此事越闹越大，共和国随即覆灭。【3】

可见，曼利乌斯·卡皮托利努斯是造谣者而不是指控者，罗马人在这件事上清楚地表明，应当如何惩处造谣者。应当让他们成为指控者，如果指控得到证实，就奖励他们，或是不惩罚他们；如果证明为不实之词，就像惩罚曼利乌斯一样处罚他们。【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