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四章 · 《君主论》的诞生（1513-1515） > 马基雅维利传 · 盐野七生 第十四章 《君主论》的诞生（1513—1515年） 我决定把本书分成三部来写马基雅维利。 第一部写马基雅维利从1469年诞生到1498年担任公职前的29年。由于叙述的需要，有的地方并不限于这段时间，但主体还是这29年间的故事，我想在第一部里写的是：马基雅维利看到了什么。 接着我在第二部里写了1498年到1513年这15年间发生的故事。这是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秘书厅秘书长的时期。从年龄上说，这是他从29岁到44岁的时期。我想在第二部里写的是：马基雅维利做了什么。 现在开始的是第三部，我想在这部里讲述1513年到1527年这14年间马基雅维利的故事。这是从他失去公职到去世的那段岁月。第三部叙述的基础应该是：马基雅维利思考了什么。 这个时期的马基雅维利与第一部和第二部里的他迥然不同，他成了作家，尽管这并不是他的本意。《君主论》等他的全部著作都写于这一时期。马基雅维利的生活中只有一件事可做了：为思考而写作，因写作而思考。如果马基雅维利一辈子为官，他早晚会被遗忘；而作为作家，他却名垂青史。贝特兰·罗素 [1] 在《西方的智慧》（ Wisdom of the West ）一书中简洁地说： 马基雅维利有两大政论著作：《君主论》和《论李维》。 《君主论》论述了在君主政体之下君主如何获得权力、如何维持权力的方法和手段。而《论李维》则以共和政体为主，论述了各种政体之下的权力及其应用。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不求在政治领域里有什么充满慈爱的高尚德行。他甚至断言，为了获得政治权力，恶行也是行之有效的。正因如此，“马基雅维利主义”一词给人的印象是卑劣不吉。 但是，我要为马基雅维利辩护一句：我们首先应该想到他并不相信人性本恶。他所探索的东西已经超脱了善恶，而类似于核物理学家的实验。 如果想要得到权力，方法只有一个：冷静。 至于手段是善是恶则是另一个问题。对这另一个问题，马基雅维利并无兴趣。人们可能会谴责马基雅维利，认为他不关心这另一个问题。但是，因为他论述了政治权力在现实中的表现便去声讨他则毫无意义。 不论让多么有权威的辩护证人出庭，缺席审判不是我的本意。我认为这里应该倾听一下被告人的陈述。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写道： 在决定祖国存亡的关头，根本不必要去考虑手段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是宽容的还是残忍的，是值得赞赏的还是可耻的。维护祖国的安全与自由才是优先于其他任何事情的目的。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政治（politica）与伦理（etica）是一回事，他们当然要不停地追求理想的政体。到了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 [2] 在基督教的理论中掺进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使伦理越来越远离尘世。自那时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欧从未怀疑过政治即伦理的想法。 马基雅维利的独创性在于，他麻利地将政治和伦理切分开来，这两者长久以来一直联系在一起，而其原始性质已经变质。切分的方法就是文艺复兴。 我们不用上溯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的时代，只比马基雅维利小9岁的同时代人托马斯·莫尔 [3] 就曾说过：“所谓政治就是根植于人类本性的‘德行’（virtus）的问题。” 大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对此也不会持有异议。马基雅维利也一样会有同感。上述人物中除了马基雅维利以外，在使用中都只把拉丁语词“virtus”解释为“德行”，而马基雅维利则把它用于表达“能力、力量和才能”。 “Virtus”在意大利文中对应的词是“virtu”。马基雅维利要求领袖具有的三大要素也是： Virtu：能力、力量、才能 Fortuna：运气、好运 Necessita：符合时代要求 但“virtus”一词原本的意思是将生命力发挥到极致的人，这里面既包含了德行，也包含了力量，所以他们都没有用错这个词，区别只是在使用时把重点放在哪个意义上。 把重点放在哪里，不正表现了这个人对人性的思考吗？ 话题回到马基雅维利。本书第三部开篇的第十四章叙述的时间范围是1513—1515年，其间不满两年，这是马基雅维利从44岁到46岁的一段时期。这是他人生中最失意的时期，他不仅没有四十不惑，相反是惑而不已。面对突如其来的不幸，他不具能够看破红尘苟活下去的生存技巧。正因为这个原因，他在这个时期完成了《君主论》的写作，《论李维》也在这个时期基本完成构思。 我想通过他与一位友人的书信往来追踪这个时期的马基雅维利，而不去讨论他的《君主论》和《论李维》。这是因为作品是作者思想精华的结晶，但不是了解他作为活生生人的最佳素材。有哪位作者会不加改变地去写自身伤口滴血的惨状呢？ 与马基雅维利通信的人名叫弗朗切斯科·韦托里。 他比马基雅维利小5岁，他与马基雅维利通信是在39岁到41岁这段时间。韦托里的家族是佛罗伦萨的名门之一，他的母亲来自鲁切拉家族，因此与美第奇家族也有关系，他的妻子出身于卡波尼家族。在中产阶级出身的马基雅维利看来，他完全属于佛罗伦萨的上层阶级。正是这个原因，失意的朋友不得不蛰居山庄，而他却担任了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这一要职。 他们两人之间有多达43封往来信函，非常著名。著名是因为通信时间恰好与《君主论》和《论李维》的执笔时间相吻合。即使撇开这样的史料价值不谈，这些信函本身也同样意味深长。他们在这些信件中的呼吸叹息，让人难以想象那是500年前的事。 而且，这些信件不是双方有意而为之，通信开始于纯粹的偶然。请读者回顾一下我们前一章介绍的马基雅维利写给身在罗马的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的那封信。在那封信里，马基雅维利向为自己出狱尽了力的韦托里报告了出狱情况并表示了感谢，写信的日期是1513年3月13日。 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立即回信，就此开始了连续两年的通信往来，回信日期是两天后的3月15日。 亲爱的朋友： 您发生变故后的几个月里，我也饱尝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苦恼。……当初令弟托托来通知我的时候，我什么也做不了。新教皇当选之后，我乞求他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恢复您的自由。 现在我只有一句话可以说：拥有一颗坚强的心吧！冬天不会永驻。如果情况允许，如果那时我还继续常驻罗马，到我这里来吧。待到什么时候都可以。只要您来，我会感到无上欣喜。 我们过去的同事布兰卡奇今天到了罗马。他从波吉邦西来，累得筋疲力尽。乔凡尼·卡瓦尔坎蒂拉着他不放，今天晚上没能见到教皇。 再见！ 弗朗切斯科 信写得多么温柔和蔼啊！马基雅维利在短短7个月内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索德里尼政权倒台、被撤职、被罚相当于10年薪水的罚款、被流放市郊一年并被禁止进入市政厅、坐牢、拷问、出狱……对他来说，这封信不啻为沙漠中的一滴甘泉。 弗朗切斯科·韦托里也曾因其在“不流血推翻”索德里尼政变中的表现而一时遭到美第奇的忌恨，被投入监狱，受到了拷问。但他现在是驻罗马大使，他所说的“冬天不会永驻”这句话，对把马基雅维利从悲叹中解救出来尤具功效。马基雅维利读了朋友的信后立即提笔，日期是三天后的3月18日。 伟大的大使阁下： 您的信充满亲切，令我忘却了过去的所有不幸。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对我的友谊，但没有任何东西能像这封信一样让我感受到您的友情。我不知道如何感谢您才好。我向上帝祈祷，有朝一日我能为您效犬马之劳，以报答您的恩情…… 说到命运，发生在我身上的种种不幸，至少对我自己而言，我还是忍了过来而没有自暴自弃。这是我唯一的收获。我还没有失去希望，没有失去有朝一日会时来运转的希望，我会回到在政府任职之前的状态继续活下去，直到那一天的到来。我生来贫穷，在学会享受之前就已学会了受苦。如果您可以继续常驻罗马，我一定会去那儿。请告诉我您方便的时间。 信的后半部分，他应韦托里信中的请求，写了在政府任职时期的同事们的情况。在马基雅维利的笔下，这些内容写成了这样： 伙伴儿们都向您问好。大家每天都泡在您也认识的多纳托（多纳托·德尔·科尔诺）家。那里总有几个女人，对恢复精力最为理想。 昨天大家又聚在一起，出门去看庆祝游行。我们每天就这样在因教皇登基而沸腾的市内徜徉，享受剩余的人生。想起坐牢，简直像是在做梦。 如果只是这样相互安慰、报告近况，两三封信也就够了，并不会有不断的信件往来了，是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又把球抛了过来。 马基雅维利被开除了公职，只能把曾经的同事当成玩伴交往，“大使阁下”把他唤回到了政治的世界。韦托里在3月30日的信中写了意大利内外是如何看待美第奇教皇即位的。不过，原本就比马基雅维利悲观的韦托里还加了一句：“我不喜欢议论这样的大事。” 这封信为马基雅维利点了一把火。4月9日，他写道： 无论多么认真地议论，事情也不会按我们所想的那样发展，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因而您不喜欢议论大事。如果您说的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也有同感，因为在我也有同样的情况。 马基雅维利继续写了这段留给后世的名言： 但是，命运没有让我熟悉丝绸纺织业，没有让我在棉纺织业赚到钱，也没有让我在金融业出人头地，我只能思考政治，其他什么都不会。 就这样，在两个佛罗伦萨人之间开始了以讨论政治为主的书信往来，主题是4月1日在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与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二世之间刚刚缔结的友好条约。大概是马基雅维利的心情也回到了政府秘书厅的办公室，在这段时间的通信中，对应于朋友在来信中的署名“弗朗切斯科大使”，他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了“quodam segretario”（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原国务秘书）。 信函对话要具有价值，需要满足几个条件： 第一，写信的两个人都认为是在通过信函进行对话。因此，回函必须根据对方来函的内容而写。如果双方都只写各自随意所想，那就不成其为信函对话了。 回函也必须是读完来信后立即写就。尽管回函是根据对方信函内容而作，但如果回函寄到，对方已经忘却，对话就会失去光彩。 说点题外话。看了两人的信函日期，知道从佛罗伦萨到罗马寄信只需要两天时间，这令我惊叹不已。两天的时间，即使在500年后的现在，如果使用国营邮政，用快件也不一定能寄到。他们两人都没有使用公事用的快驿。我们只能认为这件事是文明总在进步这一原则的一个例外，要么是这一原则本身有问题。 第二个条件是写信双方都要具有坦率吐露想法的性格。对话是人与人的相互碰撞，与他们的社会地位无关。马基雅维利原本就是一个在这方面完全不担心的人，韦托里也同样如此，即使署名大使，在他的内心里并没有失去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态度。 马基雅维利没有学历，不像韦托里那样是一位有学历的官僚，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之所以始终得以维持，大概是因为他们曾一道被派往德意志皇帝身边工作。索德里尼政权崩溃时没有流血，也是由于韦托里和马基雅维利合作做了幕后工作。 我想，两人年龄相近也起了作用，不管怎么说，同代人说话容易投机。 第三个条件是双方拥有共同关心的事情。对于这两个正值三四十岁的人来说，他们关心的事情就是自己祖国佛罗伦萨的安全，就是佛罗伦萨所在的意大利的命运。如果他们不关心这样的“大事”而只关心“小事”，那他们关心的对象就只是自己的人生和女人了。 第四个条件是双方都具有足够的写作能力，无须特别费力就能传达自己的意思。如果写封信都会成为心理负担，便成不了信函对话的当事人。马基雅维利自不必说，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多年后也写了历史书，他也是一位写作高手。 最后一个条件是双方都认为与对方谈得来，在时间和精神方面有无余裕不是大问题。说起来很偶然，这个时期马基雅维利和韦托里都很空闲。一般认为，尤里乌斯·恺撒是信函对话的始祖，他的繁忙程度可是倍于他人的。恺撒用的是自己口述、秘书记录的方式。这里的问题只是想不想通过信函进行对话而已。 回到两人的书信上来。 原国务秘书关心政治的火被点燃了，他于4月9日写了前面那封信。就在同一天，也就是还没有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原先说厌倦议论大事的韦托里改变了想法。 尼可罗，亲爱的朋友： 我原来觉得再也不愿意认真地谈论政治了，但新的事件让我不得不改变了主意。我现在没有时间细写，快马即将出发，只讲一件事吧。 如果西班牙和法兰西的这份条约真有其事，我想，就不能说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像传说的那样是一个精明慎思的人。或许西班牙国王、法国国王、德意志皇帝三方会像把我们拥在怀里的猫一样，我已经多次听说过，已经最后决定瓜分可怜的意大利。即使有人详细研究了形势，说这不可能，我也不会相信他的…… 其次，希望您能明白，我帮不上您的忙，只不过是我连自己的愿望都无法实现的缘故。……您提到是否该与索德里尼枢机主教商量的想法，我认为现在并不合适…… 在最后这一部分，韦托里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无法给马基雅维利一个满意答复的原因。马基雅维利曾再三托韦托里给他找份工作，即使这样必须移居罗马。马基雅维利回归政治第一线的梦想只能一点点地远去。马基雅维利在对这封信的回信中添了三行诗 [4] ： 我时而欢笑歌唱 我只能这样吐出 我那苦涩的眼泪 心地善良的韦托里收到了这封信，三天后便用自己的叹息回答了朋友的叹息。他的这封信开头写了纳税给他带来的苦恼，读来令人啼笑皆非： 今天早晨刚一醒来，立即想起了4弗罗林的事，这是向我们兄弟征收的税款。还有4弗罗林，是向伯父征收的。这也太多了，即使与其他富人相比也太多了。这件事不能不让我心绪纷乱。 我没有其他工作，收入只够生活，没有节余。我有两个女儿，个个都要考虑嫁妆。我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赚过钱。日常用品和其他东西从来也不奢侈，反而显得有些寒酸。当然也不能说很困难。 我觉得韦托里像我，可能有点低血压。想到这里我忍俊不禁。也许是刚刚醒来的时候血糖偏低，人会变得很悲观；也许是因为对征税感到愤慨，他联想到了佛罗伦萨，大使殿下接着写道： 那时，我觉得不论是对索德里尼，还是对谁都有好处，便采取了那样的行动。然而我却被大家说得很坏。 话题涉及了政治，联想大概也跟到了政治，韦托里开始详细写前面说的那份双边友好条约。如果这种友好关系持续下去，威尼斯共和国和瑞士佣兵会有什么反应呢？他一一列出自己的推测，并进行论述。他最后在撂笔时写道： 就算是这样，我的朋友，难道就没有必要去想想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的不为人知的东西吗？我在床上比往常多躺了两个小时来想这事，但还没有得出结论。 请给我写信，把我从这种状态中解放出来吧。如果您说这个友好条约是西班牙深思熟虑的结果，我会同意您的意见。不是在说奉承话，我不知道有谁比您的判断力更加敏锐而正确了。拜托了，让我听听您的意见。 这封信对马基雅维利来说不啻又是一场慈雨，就在这一时期，马基雅维利已下定决心隐居山庄了。 职业上一贯不顺的马基雅维利需要做好在精神上、经济上长期作战的心理准备。马基雅维利家失去了收入来源，他出狱才一个多月，在城市生活就难以为继了。他觉得自己已被彻底打垮，只得到山庄隐居了。这时，大使的来信寄到了他的手上，还说“拜托了，让我听听您的意见”。这让马基雅维利在基安蒂地区充满阳光和绿色的4月景色中恢复了生气。为了回答朋友给他寄来的罕见长信，他于4月29日写了一封回信，印刷出来也有9页之多，把几乎所有的文字都用在了谈论政治这个“大事”上了。 在我还享有幸福的时候，与您共同探讨是我最最愉悦的事情，我总能从中受到教益。可是，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像您的来信更让我幸福的了。再三展读您的信，我感到您就在我的身边，就好像又聆听到了您的声音。托您的福，我得以忘去现在的种种不幸，感到自己又像回到了当时忙于工作的时光。现在我已经移居乡下，与世隔绝了。对我来说，回答您的问题，也就是把自己从现在的种种烦恼中解放出来。 然后，马基雅维利一边说自己如同在黑暗中摸索，已经接触不到各种信息，一边逐一回答韦托里的问题。 马基雅维利从西班牙与法国之间的友好条约让西班牙得到了什么，又让法国得到了什么说起，逐步推进话题。他没有忘记谈论年纪尚轻的亨利八世 [5] ，他正统治着当时已经开始抬头的英格兰。马基雅维利的结论是，现在西班牙所得甚多，西班牙国王完全不是轻率，而是以相反的思维与法国国王缔结了条约。 如果全文介绍韦托里和马基雅维利的来往信件，我们可以明白韦托里与马基雅维利之间的区别，他们一个比平常在床上多躺两个小时思考也未能得出结论，而另一个则分析敏锐。但那样会篇幅太长，我们只好在此做个归纳。 根据马基雅维利研究者的说法，马基雅维利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撰写《论李维》了。马基雅维利在这封信中的分析冷静而透彻，这是他已经开始撰写《论李维》的缘故呢，还是他把私信中分析政治的尖锐笔法直接用来撰写《论李维》了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怎样，韦托里把“活下去”的机会带给了被迫远离政治的马基雅维利，他们相互谈论的是国际政治。他们分别是在国际政治中久已失去主导权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一位大使和一位原国务秘书。这就好似两个曾经在英国外交部共过事的40岁的人在一起探讨、谈论美国总统与苏联总书记会谈的真实意图。 此后，这两个人之间的通信中断了将近两个月。6月20日，马基雅维利无法熄灭已经点燃的火焰，打破了沉默。 不久以前，我给您写了一封信，回答了您关于西班牙和法国之间有关和平的论述。之后再没有收到您的回信，我也没有再给您写信。因为我听说您就要离任回国，于是想与您当面讨论。可是您离任回国的传言似乎冷寂下来，所以我决定写这封信，再次回到这一主题。 上次的信中，马基雅维利从置身度外的角度论述了整体的国际关系。而这回马基雅维利进了一步，把着眼点放在“如果自己是现任教皇”这个假设上，再度分析了西欧的形势。 根据他的分析，有力量左右当时形势的两大强国是法国和西班牙，其次是有力量牵制法国的英国和瑞士佣兵团，再其次是意大利第一强国威尼斯共和国。教廷随着教皇更迭，政治也会发生变化，但不能否认它具有类似审判的作用。只是这种审判与公平相去甚远，一般首先考虑的都是教皇的家族利益，这是当时的现实主义的看法。马基雅维利也很现实地认清了这一点，他以维护意大利的独立为目的展开了讨论。 韦托里收到这封冷静而热情的信后不到4天便写来了回信。与马基雅维利的信相比，回信的内容有些敷衍的意味，也许这是因为他本来认为可以离任回国，却又不能实现，从而在精神上陷入了一种忐忑状态。 亲爱的朋友： 一个多月前收到了您的一封信。我没有回信，因为我每天都觉得不是这星期出发，就是下个星期可以离任回国，想着回去的时候和您聊个痛快。可是，时至今日我依然滞留于此。……只要教皇愿意，恐怕我就得在这里一直待下去。只要他说一句“你可以走了”，我就会欢快地回到故国。我每个星期都去向教皇请求离任回国，没有落下过一个星期。现在，教皇说了“你不要走”，我已无法再去请求了。所以只能待着无所事事。就同当年我们，布兰卡奇和我，再加上您，一同被派往德皇那里的时候完全一样。 无所事事地滞留在常驻之地，大概已使韦托里厌倦不已。他接着写道： 不管是法国人得胜还是瑞士人得胜，随他的便吧。如果这还不够，让土耳其人和所有亚洲人打进来吧，一举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回到您以前以及现在来信的主题，我认为您的分析和预测完全正确，而我却错了。我没有想到西班牙缔结条约的理由如此简单明了，老觉得背后有什么内幕。我错了，条约缔结后种种形势的变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当初收到您的信，我就恍然大悟，现在我更佩服您所言甚是。尤其是您这次信中的论述方法，更加明快。虽然我不像您那样偏重瑞士步兵之力，但我全面赞成您的看法。 这之后，韦托里仍在继续议论他的“大事”，最后他意味深长地写道： 我们聊的净是些基督教徒的话，而没有议论土耳其人。但恐怕就是这个土耳其，会在西欧君主们和和打打的时候设下什么计谋。正是他们，才会干出那些现在西欧意想不到的事情来。 土耳其苏丹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战争上都具有相当卓越的才能。好运站在他的一边，统率士兵的能力也没有问题。他们经济富裕，国土广大，与鞑靼人的关系也很好。在这个帝国的前途上看不到大的障碍。所以，就算这个土耳其什么时候攻进意大利，我丝毫不会感到惊讶。如果那样，至少会把那些罗马牧师赶走。 关注到土耳其苏丹的威胁证明了韦托里这个人并非等闲之辈。相反，马基雅维利对于西欧问题极具“对话”的意志力，却根本没有回应朋友提出的关于土耳其的话题。难道他没有意识到土耳其已经成为西欧近在眼前的威胁吗？ 当时的土耳其已经拥有巨大力量，它于4年后的1517年征服了叙利亚和埃及，成为包围东地中海的大帝国，8年之后它迎来了苏莱曼大帝 [6] 时代，进入了鼎盛时期。 就在与韦托里保持通信往来的同一时期，马基雅维利还与一位亲戚韦尔纳奇有过几封信件往来，内容是家庭方面的。韦尔纳奇因为生意原因逗留在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进入苏莱曼大帝时代以后，马基雅维利的长子因为工作去了土耳其第二大城市阿德里安堡 [7] 。马基雅维利与长子也经常通信。 阅读这些私信使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马基雅维利那么贪婪地了解西欧，甚至写出了论文，但他事实上对土耳其几乎没有表示出什么兴趣。如果收信地址不是君士坦丁堡或阿德里安堡，人们都不知道收信人身在土耳其。信是写给亲戚和长子的，他们不是知识分子，无法与之谈论政治话题，那也倒罢了，但马基雅维利也太不关心了，当时的土耳其是地中海世界的大国，他理应产生兴趣。 《君主论》和《论李维》中言及土耳其的次数很少，然而马基雅维利所做的判断却很精准，这让人越发不解。大概这就是他的本领吧，凭借近乎艺术家的直觉，即使只有极少的资料也能够逼近核心。 1513年7、8月间，这两位朋友之间就国际形势持续活跃地交换意见。马基雅维利有空闲时间，这很容易想象，而身居大使要职的韦托里也处在下面所说的状态之中： 说是大使，却无事可做。开始时更多的是和枢机主教们在一起消磨时间，现在连这都没有了。因为教皇出生于佛罗伦萨，罗马与佛罗伦萨之间的一切事务均由他亲自打理。来自佛罗伦萨的使节也很多，我最年轻，便成了旁观者。我也尽量躲避参加任何仪式。 也许正因为是这样，他与马基雅维利之间的政策争论才充满了热度。马基雅维利暂时放下了《论李维》，开始写作《君主论》。韦托里不明就里，于11月23日给这位朋友写来了一封信。这封信与平时的风格迥异，他暂停了议论国际形势，说要谈谈私生活。 在这封信里，我决定向您描绘一下我在罗马的日常生活。……我住的地方在博尔戈的圣米迦勒。十分靠近皇宫和圣彼得大教堂，并不那么远离人烟，由古人称为雅尼库隆的山丘守护着。房子本身造得很好，有许多小房间。房子朝北，可以享受到凉风。 这所房子有路通到教堂。不过您也知道，就我这信仰，一般都是路过，把它作为教堂一年也就一次。 从教堂可以通到果园。不久前这里还修整得很漂亮。但由于季节的原因，加上久不下雨，现在基本荒芜了。出了果园就可以登上雅尼库隆山，你可以从山里葡萄园中日照很好的小径登上山顶，不会遇到任何人。据那些古人说，这里曾是尼禄 [8] 皇帝的葡萄园，遗迹现在还依稀可辨。 住在这所房子里的有我和9个仆人，此外还有布兰卡奇（副使）、一位牧师、一名文书和7匹马。这种生活花光了我的全部薪水。 刚刚上任当大使的时候，我还想过高贵奢靡的生活，经常招待外国人，供应三四种餐食，使用银质餐具。但不久我就意识到花费过大，觉得这样下去并不享受，便不再这样了。我决定不再邀请重要人物，保持一定的水准，回归普通人的生活。我把银质餐具归还了原主。…… 最近，我早晨10点左右起床。梳洗后就上宫里去。不过，不是每天都去，而是两三天去一次吧。在宫里，我要和教皇（利奥十世）说上20句话，和美第奇枢机主教说上10句话，和朱利亚诺·德·美第奇殿下说上6句。如果无法和朱利亚诺说话，我会和教皇的秘书官阿尔丁盖利说上几句。然后和在场的无论什么大使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此后我会返回住所，除了偶尔会陪美第奇枢机主教一起吃午饭。 回家以后，我就同那几个人一起吃饭，有时饭桌上也会有外国人或者其他什么人。比如萨诺和在塔兰托时就在一起的托马索、乔凡尼·鲁切拉 [9] 或者乔凡尼·吉罗拉米 [10] 。午餐后，要是有伴儿，我就会玩玩扑克牌，但基本上不会有人打牌。这时，我会穿过教堂到果园里散步。如果天气不错，我会骑马到罗马城外走走。 夜幕降临时我就回家。我还买了很多历史书呢，尤其是罗马史方面的书。比如李维的、普鲁塔克的、塔西佗 [11] 的、苏埃托尼乌斯 [12] 的、撒路斯提乌斯 [13] 的等等。我和他们一起度过时光。曾经的罗马就是忍受了这些皇帝的暴政才震撼世界的。我有时会想，就算它现在忍受亚历山大六世和尤利乌斯二世这样的教皇，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我每4天向佛罗伦萨政府写一份报告，内容都是些不值一写的东西。其他也就是给您写写信了。 读书之后，我会和布兰卡奇和经常来串门的焦万·巴蒂斯塔·纳西聊一会儿天，然后去睡觉。每逢祭圣日，我就去闻一闻弥撒的味道。我不像您，您连这都不会去的。 如果您问我有没有女性朋友，我会告诉您，刚来的时候是有来串门的。但后来我受不了夏天的炎热，决定谢客了。她是一个相当美丽、说话风趣的女人。此外还有一个住在附近的，她嫁给了贵族，现在守寡，人不赖。 尼可罗，我请您来过这样的生活。您要是能来，我会多么高兴啊！我们可以一同回佛罗伦萨。在这里，您只要在街上到处转转看看，然后回家和我们戏谑欢笑就够了。您不用去想这是在大使的家里生活，因为我的生活完全自由。尽管有时我会穿上长袍，但穿短装的时候更多。我连骑马都是一个人，不得已时才会带徒步的随从一起出去。偶尔出门，也只是去见见美第奇家族的人，其他就只是比比埃纳 [14] 枢机主教了，虽然要在他不生病卧床时才能见到。 我不管对谁都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要是觉得我不称职，就把我召回佛罗伦萨好了，那才正如我所愿…… 有一件事我希望您相信，这绝不是奉承您。我在罗马结识了很多人，但很少有人能让我满意。而在他们中间，我没有遇上一个比您更好的人。…… 弗朗切斯科·韦托里 1513年11月23日于罗马 只有这封信，我几乎做了全文翻译，因为本书“序章”介绍的马基雅维利那封著名书信，实际上就是对这封信的回信。报告自己在佛罗伦萨郊外山庄的生活，是因为朋友写了自己在罗马的生活。让我们再看一遍马基雅维利的“回信”吧（见本书“序章”第13页）。 不过下面，马基雅维利依旧在向朋友倾诉想要工作。他一边说《君主论》还需要推敲，一边不忘征求朋友的意见，问把这本书献给美第奇家族的朱利亚诺怎样，他坦率地写道： 马基雅维利 这样，美第奇家族的什么人兴许会给自己一份工作。继续现在这样的生活，只能是无所作为地消耗自己。 他还写道： 他们读了这本书（《君主论》）就会发现，15年来我既没有睡大觉，也没有混日子，而是一直在钻研治国的技艺（arte del stato）。这些经验应该会对某些人有用。 这与大彻大悟的心境相去甚远。这是直到此时马基雅维利仍未断念、想要回归前线的证据。《君主论》是燃烧着这种想法的人一气呵成的作品。 这两封信还显示出马基雅维利和韦托里的不同资质，颇有意思。 韦托里的信写得不错，是一封很好的书信，尤其是他那用冷静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态度。我能感到，就是现在，在出身好、品位高、对地中海文明理解深刻的牛津或剑桥毕业的驻意大利外交官中，也很容易找到相同类型的人。我想，如果不被迷住，这种类型的人最适合做情人。不过，他的信毕竟只是一封信。而马基雅维利的信则是文学，是一篇独一无二的作品（opera）。 这封信还说明了创作者总是需要刺激。如果韦托里不写他在罗马的日常生活，也就不会产生马基雅维利的这篇“作品”。无论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刺激，但受到刺激后能将其升华为发出刺激的人根本没有想象到的东西，这才是创作者的特质。 在此后的一年多里，韦托里和马基雅维利又相互写了22封信。信中当然议论了“大事”，但也不乏关于“小事”的对话。他们甚至相互报告了恋爱感情方面的事。让人惊讶的是，我们的主人公马基雅维利即使在失意时期，也许正因为失意，还爱上了一位寡妇，委托朋友在罗马购买她想要的东西寄回来。不消说，他的朋友很快满足了他的要求。韦托里也恋爱了，对象也是一位寡妇。两个40来岁的男人都不钟情于年轻女子，有点奇怪。 可见，在马基雅维利最不得志的时候与他分担内心忧愁的人就是韦托里。但令人意外的是，后世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对韦托里的评价都很差。 第一个原因是，尽管马基雅维利再三恳求，韦托里都没有劳神费力地去为失意的朋友寻找工作。我认为，在这个批评背后，是对韦托里处世技巧的反感，他的处世技巧与马基雅维利完全不同。 实际上，直到索德里尼倒台，两人同时下狱为止，韦托里和马基雅维利的情况是相同的。此后，两人的命运有了天壤之别。 1515年，韦托里离任回到佛罗伦萨后立即被任命为驻法国大使。他连续驻法三年，其任务与其说是做大使，不如说是做美第奇家族的子弟朱利亚诺和洛伦佐的监护人。顺利完成这项任务之后，韦托里于1521年被选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正义旗手。在这一时期，虽说正义旗手的任期只有一年，人们还是要问他为仍然失业的马基雅维利做了点什么。马基雅维利于失意中去世后，韦托里再次担任驻罗马大使，据说他是美第奇家族出身的时任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的心腹。 1530年，佛罗伦萨共和国崩溃之后，他作为胜方的一员回到祖国。其时，佛罗伦萨正在向君主制转变，他做了美第奇家族亚历山大 [15] 的监护人。这位公子遭到暗杀后，他又暗中为同是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继承权力而大事活动。他对亚历山大的去世秘不发丧，秘密叫回科西莫，做得十分漂亮，让人想起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精髓所在。 然而，弗朗切斯科·韦托里是一个优雅的悲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因此他也不会一帆风顺。他一直把科西莫看作晚辈，而科西莫大权在握后却疏远了这位功臣。 拥立科西莫的功臣除了这位韦托里外，还有圭恰迪尼，他与晚年的马基雅维利保持着通信往来。圭恰迪尼和韦托里很相像，两个人都是悲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也都是官至最高的官僚。这么两个人却被一个年仅17岁的毛头小伙儿给整了，真是意味深长。 不过，韦托里尽管失意，但仍属于上层社会。他没有像马基雅维利那样因求职而苦苦挣扎。他撰写、散发政治论文，过着优雅的隐退生活。圭恰迪尼隐退后的日子虽然无聊，却也写出了一部颇受历史学家好评的大作《意大利史》（ Storia d’Italia ）。 韦托里不受后人待见的第二个原因是他没有对《君主论》做出恰当评价。在这一点上，他比谁都可以更加有所作为，然而他却懈怠了，所以应该罪加一等。 马基雅维利在1513年12月10日的信中告诉韦托里，自己已经开始撰写《君主论》。当月24日，韦托里写了回信，但信中只有下面几行提及此事： 我从您的来信中得知，也听菲利波（卡萨韦基亚）说起过，你在写政治论文。不过，是否将其呈献给朱利亚诺殿下一事，我想在读了之后再定。 马基雅维利曾于12月10日说书稿需要推敲，他或许这时已将尚未完成的《君主论》早早地寄给了韦托里一个人。在第二年，即1514年1月18日的信中，韦托里这样写道： 我读了您的作品，极为钦佩。但因为这还不是定稿，我想在读过定稿之后再正式谈我的读后感。 他只写了这么一点点。尽管他在以后的信中也提到《君主论》，但只是议论书是否应呈献给某人、马基雅维利是否应亲自把书带来罗马之类的话题。正因如此，韦托里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 的确，两人相互通信，谈论国际政治到了如此程度，谁都会认为，韦托里理应寄来长篇大论的《君主论》读后感。然而，韦托里却只写了这么几句话。 在我看来，他们两人的区别正在于此。 驻罗马大使韦托里之所以很高兴地与在山庄过着失意生活的马基雅维利谈论国际政治，是因为他对马基雅维利的情报分析能力有很高评价。马基雅维利写来的意见很多都经过韦托里之口传给了当时教廷的两位实力派人物利奥十世和朱利奥枢机主教。韦托里并没有把这些内容粉饰成自己的想法，而是告诉他们这是马基雅维利的原话，有时甚至让他们直接阅读马基雅维利的信。他们两人非常佩服马基雅维利，但还没有想让他到自己手下来听使唤。所以，在罗马常驻期间，韦托里为朋友找工作并非不卖力。由于美第奇家族仍把马基雅维利视为危险人物，韦托里的努力也就只能以挫折而告终。 再往深里去，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便超出了韦托里所能理解的范围了。 在怀念佛罗伦萨这一点上，韦托里并不亚于马基雅维利。在给马基雅维利的一封信中，韦托里这样写道： 我最关心的事就是我们祖国的安全。我爱它的人民，爱它的法律，爱它的风俗，爱它的城墙，爱它的宅宇，爱它的街道，爱它的教堂，爱它郊外的田园。如果这一切遭到破坏和蹂躏，会令我悲痛到极点。 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的经历之所以让人想起冲浪高手，原因就在于此。只要能保卫美丽的佛罗伦萨免遭破坏，这位优雅的悲观主义者可以接受任何政体。美第奇也好，其他人也好，对他来说都是第二位的。 500年过去了，佛罗伦萨今天仍然保持着文艺复兴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古都之美。1527年，罗马遭到德意志军队的破坏和掠夺，已经很难再找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遗迹。想到这里，我只能想韦托里的努力没有白费，他是一位优秀的内科医生。 不过，再好的内科医生，在面临绝对需要进行外科手术的事态时，他的高明有时反而得不到好报。当时的意大利更需要外科医生，而不是内科医生。而只有马基雅维利一个人在说意大利需要动外科手术。到了这个程度，马基雅维利已完全超出了韦托里所能理解的范围了。 此前，马基雅维利已经开始撰写以共和政体为主、兼论其他政体的《论李维》了，但他为何中途停下，而一气呵成地去写《君主论》呢？ 马基雅维利生长在共和政体之下的佛罗伦萨。尽管事实上的统治者是美第奇家族的“豪华者”洛伦佐，佛罗伦萨仍然长期处于共和政体之下，马基雅维利的精神形成于洛伦佐这位卓越的领袖巧妙运营的时代。接下来的索德里尼政权是更为民主的共和政体，他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了15年。 这样的马基雅维利和当时佛罗伦萨的大多数市民一样，对共和政体抱有亲近感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他是一位共和政体的赞同者和支持者。 不过，论述君主政体的《君主论》却先完稿了。而且，书中并未把“豪华者”洛伦佐作为好君主的典范，虽然20年来对他的好评未有稍减。非但如此，马基雅维利甚至断言切萨雷·波吉亚才是新君主的典型。此人虽然没落已逾10年，许多意大利人想起来仍觉得他像一个恶魔。 马基雅维利自己饱尝了失业的痛苦。以前他就确信，在领袖的必要条件中，“virtu”（能力、力量、才能）、“fortuna”（运气、好运）以及“necessita”（符合时代要求）不可或缺。现在，这些又在他的心中萌生出来。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豪华者”洛伦佐获得的赞誉再高，他也只是过去时代的名君。洛伦佐的政治在国内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实际上是美第奇家族统治的僭主政治；在国外则是在意大利各个列强之间实行势力均衡政策。这种政治可以完美地运用于意大利之外专制君主国家势力尚弱的时代。“豪华者”洛伦佐是过去意大利幸福时代的名君。 但是，洛伦佐死后，时代变了。马基雅维利认为，要拯救不幸时代的佛罗伦萨，进而拯救意大利，就必须有能够适应这个时代要求的其他人物，比如，切萨雷·波吉亚这样的人物。 这就是原本共和主义者的马基雅维利“转向”的原因。这位共和政体的赞同者和支持者甚至要抛弃共和政体。他得出了结论，要确保意大利的独立和安全只有这一条道路可走，这就是马基雅维利与他的衷心朋友韦托里的根本区别。 马基雅维利在思考意大利的统一。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就是可能性的艺术（arte）。在他的头脑中，大概还没有现代意大利领土的概念，这张版图是加里波第 [16] 和加富尔伯爵 [17] 合作在19世纪末才描绘出来的。按现代意大利的版图实现统一，这在16世纪初并不现实。 首先，不能想象威尼斯共和国会加入进来，它当时在巩固的政体之下社会稳定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其次，法国的军事力量不可小觑，认同法国对以米兰为中心的伦巴第地区的强烈野心方为现实之考虑。再次，在从那不勒斯到西西里的意大利南部，西班牙势力渗透很深，要迅速改观相当困难。在16世纪初的状况之下，只有在意大利中部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君主国家，才能够跟上法国、西班牙、土耳其等大君主国家正在形成的时代，确保意大利的独立。只要实现了这一点，就可以遏制来自北面的威尼斯、法国和南面西班牙势力的扩张。这就是切萨雷·波吉亚思考并付诸实施却中途受挫的事业。 马基雅维利的这个思考在当时的意大利是富有革命性的。人们像恐惧恶魔一般害怕切萨雷·波吉亚，马基雅维利自然不能从官僚们的口中听到这个名字。就连非常欣赏并使用马基雅维利才能的皮耶罗·索德里尼，如果知道他已经有了这种想法的话，也一定会感到恐怖而会把他调去任一个闲职吧。我在想，如果真是这样，毛姆在《时常》中发挥作家想象力而臆想出来的情景怕是意外地接近真实了。毛姆在小说中想象，如果写出《君主论》的马基雅维利能够找到工作，那他一定是在切萨雷·波吉亚手下干事。 这虽然是当时的大气候，但马基雅维利本人为何不善用自己，而固守着找工作的念头呢？这里的原因似乎在于，他固然看透人性，在这方面却是最大的悲观主义者。而他看自己时却是一位天真至极的乐观主义者。 我也认为真正的文艺复兴精神体现在莱昂纳多·达·芬奇身上。我还认为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是政治思想界的莱昂纳多，其代表作就是《君主论》和《论李维》。尤其是《君主论》，其主题具有挑战性，文体明快，体量可供人一气读完（这也是这本书不可忽视的一个优点），这些使它在世界名著中不可或缺。在马基雅维利写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与韦托里之间往来的这些书信一直温暖、刺激着他的心。有一次，马基雅维利对这位朋友这样写道： 我想，任何人要是读了我们的书信，一定会对我们信中丰富多彩的内容大为惊讶。因为咱们俩，一会儿以庄重的口气议论国际政治，像个非常重要的大人物。一页翻过去，话题一转，就谈起了每个人每天都会遇到的轻松内容。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种做法会有损品位，但我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坏。因为我们人类是效法自然的动物，而像大自然那样的丰富多彩是理所当然的，丰富多彩不应当受到非难。 韦托里给失意的马基雅维利带来了“生”。马基雅维利也不断地整理思考过的东西，写成了《君主论》。尽管孤独，但他拥有这样的“生”： 穿好礼服，我来到了古人所在的昔日宫廷。在那里，我受到他们的亲切欢迎，吃着那些专门给我、而我又为此活着的食物。在那里，我毫不害羞地同他们说话，询问他们行为的原因。他们也会像还活着一样回答我的问题。 4个小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无聊。我会忘记一切苦恼，不再害怕贫穷，也不再畏惧死亡，我已经全身心地融入了他们的世界。 不过，如果只能有这样的“生”，对马基雅维利来说一定会很痛苦。韦托里给了他能够感受到人类体温的“生”。这无疑使他在写作《君主论》和《论李维》等著作时下笔遒劲。创作也许开始于精灵赐予灵感之时，但持续下去的意志力更多的是靠身边人的支持和鼓励。 现代意大利文豪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18] 这样描述作家眼中的《君主论》： 读了这部著作后的第一个印象是，作为作家，马基雅维利的文章具有张力。这种力量就像体育运动员的肌肉，虽然都在皮肤之下，但块块凸现。现代作家已经失去了的这种力量，是由颇具魅力的矛盾酝酿而成。这种力量合理但新奇，符合逻辑却又充满热情，严谨缜密，同时任凭感性驰骋。 也许韦托里未能理解马基雅维利思想的革命性，但那个时期的马基雅维利绝对需要韦托里这样的人。 马基雅维利研究者们断言，这个时期的马基雅维利是不幸者，我却无论如何不敢苟同。的确，他是不幸的，但在我看来，他的不幸是不幸中有幸、幸中有不幸的那种不幸。正因为如此，他才有创作的可能。创造性的行为单靠幸福是不够的，也不是有了不幸就能办到的。但是，这种幸福也许很难被以追求真实为己任的学者所理解。 马基雅维利与韦托里之间往来的这些书信，结束于1515年1月13日马基雅维利写的最后一封信。此后他们仍然相互写信，但两人都不再写像这将近两年中使人感到“对话”的信了。韦托里离任回到了佛罗伦萨，很快又被任命为驻法大使而去了法国，但两个人之间并未重新开始通信。 马基雅维利写完了《君主论》，又开始整理《论李维》，这时他又有了另外的对话者。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失业两年还心存天真幻想的乐观主义者马基雅维利也对复职失去了信心。他充满了复职的希望，把《君主论》献给了美第奇家族的年轻公子洛伦佐。但他把《论李维》献给了两位最好的理解者，这两人对他的复职毫无用处。他还写了一篇献词： ……我决定（将这部作品）献给不是君主却更具君主资格的二位，我没有将它献给能够赐我官位、声望和财富的人，而是献给那些虽然没有权力做到这些却更愿意这么做的人。 据说美第奇家族的年轻公子获献《君主论》后甚至连书都没读。但是获献《论李维》的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和科西莫·鲁切拉扎扎实实地阅读了这部书。他们看到了46岁的马基雅维利痛苦的绝望。对作家来说，有人阅读他的书比什么都好。 原秘书长死了，而一位作家诞生了。 [1] 贝特兰·罗素（Bertrand Arthur 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文学评论家。在诸多领域有众多成就，著述丰富。他于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著有《数学原理》《西方哲学史》《婚姻与道德》等。《西方的智慧》是他用通俗语言写的一部西方文明史。 [2]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出生于意大利，多明我会修士。他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基础，创立了基督教思想体系，是中世纪经院哲学体系的完成者。著有《神学大全》等。 [3] 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1478—1535），英格兰人，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人文主义者和政治家。他做过律师，曾任英国副财务大臣、国会下议院议长、大法官等职。因反对英王亨利八世兼任教会首脑及离婚而遭斩首。著有《国王查理三世本纪》（英国历史学第一部名著，未完成）、《乌托邦》等。 [4] 这三行诗引自彼特拉克第102首十三行诗，马基雅维利将原诗中的“掩藏”（celare）一词改为了“吐出”（sfogare）。 [5] 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1547），英格兰与爱尔兰国王（1509—1547年在位）。他推行宗教改革，使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自己成为英格兰最高宗教领袖，将王室权力推向顶峰。在位期间，他把威尔士并入英格兰。亨利八世多才多艺，自己写作、作曲，在其统治期间，人文主义在英国兴起。 [6] 苏莱曼大帝（Suleyman I,1494/95—1566），奥斯曼帝国第十代苏丹，1520—1566年在位。他完善内政，强化法制和封建制，保护、扶植学术和艺术。他为扩张领土，对欧洲进行了10次、对亚洲进行了3次远征，使奥斯曼帝国进入鼎盛时期。 [7] 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现名埃迪尔内（Edirne），是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一个小镇，曾为奥斯曼帝国首都。 [8] 尼禄（Nero Claud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37—68），古罗马皇帝，54—68年在位。历史上以残暴著称，被称为“嗜血的尼禄”。但他仍有执政初期善政、兴建实业、爱好艺术的一面。 [9] 乔凡尼·鲁切拉（Giovanni Rucellai,1475—1525），贝尔纳多·鲁切拉的儿子、教皇利奥十世的外甥、皮耶罗·索德里尼的反对者，教士、人文主义者、作家。著有《罗丝蒙达》（Rosmunda）。 [10] 乔凡尼·吉罗拉米（Giovanni Girolami），枢机主教弗朗切斯科·索德里尼的一名代理人。 [11] 塔西佗（Publus Corelius Tacito，约55—120），古罗马历史学家。他继承发展了李维的史学传统和成就。著有《日耳曼尼亚志》《历史》《编年史》等。 [12] 苏埃托尼乌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llus,69/75—130/140），古罗马历史学家。曾在罗马做过法律工作，担任过多种宫廷职务。代表作有《罗马十二帝王传》（又译《十二恺撒传》）等。 [13] 撒路斯提乌斯（Gaius Sallustius Crispus，前86—前35），古罗马历史学家。曾任保民官、努米底亚总督。著有《罗马史》（散佚，仅有片段存世），流传下来有两部著作《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西方将他与李维和塔西佗并称为“罗马三大史家”。 [14] 比比埃纳，指枢机主教贝尔纳多·多维齐（Bernardo Dovizi,1470—1520），他来自阿雷佐以北的小镇比比埃纳，又被称为“比比埃纳人”。他是美第奇家族的追随者，也是喜剧《卡兰德里亚》（La Calandria）的作者。 [15] 亚历山大·德·美第奇（Alessandro de Medici,1510—1537）,“豪华者”洛伦佐之孙洛伦佐二世的儿子，美第奇家族直系最后一代男性后裔。据考证其生父为朱利奥·德·美第奇（教皇克莱门特七世）。1523年成为佛罗伦萨僭主，1532年成为第一代世袭佛罗伦萨公爵，1537年遭同族人暗杀身亡。 [16] 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意大利独立运动的著名领袖、民族英雄、军事家。他是意大利“开国三杰”之一（另外两位是加富尔伯爵和马志尼）。他曾亲自在欧洲和南美洲指挥过许多军事战役，被誉为“两个世界的英雄”。 [17] 加富尔伯爵（Conte di Cavour，本名Camillo Paolo Filippo Giulio Benso,1810—1861）,19世纪意大利政治家，曾任撒丁王国首相、意大利王国第一任首相及外务大臣。他是意大利统一时期自由贵族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的领袖，意大利“开国三杰”之一。 [18]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to Moravia,1907—1990），意大利当代著名记者、小说家。曾任新闻记者、杂志主编，担任过国际笔会主席。他的小说笔法写实，注重心理分析，触动人们心灵。二战中，他的多部作品遭法西斯当局查禁。他的代表作有《冷漠的人们》《愁闷》《假面舞会》《罗马故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