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部分 局外人（1513～1519） 第六部分 局外人（1513～1519） 19 坠入困顿（1513.3～1513.12） 3月11日晚些时候，或者第二天清晨，斯丁兹监狱的大门打开了，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一个佝偻而憔悴的人，从阴暗的门洞里走了出来。他把褴褛的斗篷紧紧披在肩上，眯起眼睛望着太阳，深深地呼吸着空气。外面弥漫着庆祝活动过后的异味——那是街上仍在燃烧的篝火、馊掉的烧酒，还有汗水和泔水散发出的气味。他被关在潮湿的牢里三个多星期，受到折磨和殴打，他必定觉得自己好像刚从一场漫长的噩梦中醒来。他得救的唯一原因是“上帝和他自身的清白”，他觉得再也不能沉睡了。 [1] 他有信心回到领主宫——或者，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在教廷找个职位。毕竟，他没有参与博斯科利的阴谋。眼下这个年代变得“更加自由，不再那么多疑了” [2] ，他在国务厅的职业生涯应该不会成为绊脚石。尽管他与皮耶罗·索德里尼密切合作多年，但他的朋友提醒他，早在索德里尼成为“旗手”之前就已被任命为第二国务秘书，他只是为了佛罗伦萨的利益。 [3] 如果能让美第奇家族相信他的能力，他们会给他一个职位。 出狱后不久，尼科洛送给朱利亚诺·德·美第奇几只画眉作为礼物，以及一首诙谐的“拖尾十四行诗”。他把那种弱小的鸟儿比喻他自己，敦促这位年轻的领主老爷根据他的优点来评价他，而不是根据他的敌人散布的流言蜚语—— 朱利亚诺，我给您送几只画眉， 不是因为这是一份精美的礼物， 而是为了提醒阁下 可怜的马基雅维利。 如果身旁有人张口乱咬， 您可以把我的礼物塞进他嘴里， 当他吃那只鸟的时候 可能会忘了把别人撕成碎片。 您可能会说：“也许不会有您所说的效果， 因为这些鸟既不好吃也不肥嫩： 没有人会愿意享用它们。” 对于这样的说法，我的回答是 他们应该知道，我也很瘦， 但我还是被他们狠狠咬了一口。 忘掉这些闲扯，阁下： 亲自去触摸，用您的手 而不是用眼睛去判断。 [4] 我们不知道朱利亚诺是否回复，但尼科洛赠诗后不久就意识到，如果他想要得到美第奇家族的赏识，最好还是向利奥十世请愿，而不是向教宗任性的弟弟讨好。为此，他再次求助于老朋友弗朗切斯科·韦托里——韦托里尽管倾向于共和制，但他当时是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之一。3月13日，他给韦托里寄去了好几封信件中的第一封。尼科洛感谢韦托里帮助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并要求韦托里为他的弟弟托托在教宗手下谋一个职位，还要求韦托里代他向教宗问候，“这样，如果可能的话，他或他的家人就可以聘任我承担某份工作了”。 [5] 韦托里的答复令人鼓舞。尼科洛的入狱使他深感不安，他后悔没能做得更多。然而，既然尼科洛已经被释放，他确信，他们会一起给他找些事情做。“别泄气，”他敦促道，“还有……希望，既然事情已经尘埃落定，美第奇家族的命运已经超出想象，也无须争论，那么您不必总是垂头丧气。” [6] 与此同时，他邀请尼科洛去他那里做客，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尼科洛深受感动。在经历了那么大的痛苦和那么不公正的对待之后，一个好朋友的友爱之情对他来说比金子还要珍贵。他写道，他生命中所剩下的一切都归功于韦托里和“伟人朱利亚诺”。至于他如何面对命运——嗯，韦托里在这个问题上无须担心。他比自己预想的更勇敢地承受了苦难，他也会以同样的坚忍和镇定来接受命运为他准备的任何东西。“如果我们的这些新主人认为最好别让我躺在地上，”他宣称，“我会感到幸福，并相信我的行为将使他们有理由为我感到骄傲。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将像来到这个世界时那样生活下去：我出生在贫困之中，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如何节俭而不是奢华地生活。” [7] 然而，困难很快出现了。3月30日，韦托里难过地通知尼科洛，虽然他为托托在教宗手下谋得了一个职位，但这项任命后来被教廷财务机构（ camera ）推翻了，“因为神职人员说那个职位纯属多余”。 [8] 当新教宗当选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最终消除时，他当然会再试一次，但他无法做出任何承诺。至于尼科洛本人，韦托里没说什么。他的请求要么遭到了严词拒绝，要么——更有可能——他不敢将尼科洛的事情说给教宗听，教宗特别不喜欢别人向他私下“求情”。 [9] 他毫不怀疑尼科洛会生气，但他还是恳求他的朋友能谅解。他的地位本来就不确定，而且由于完全没有预见到闭门会议的结果，他对自己预测教廷政治变化趋势的能力没有信心。他不能节外生枝，否则就会陷入危险。 [10] 事实上，他担心有一天会被召回来。尽管如此，他还是答应随时愿为尼科洛效劳，并再次邀请他的朋友来访。 尼科洛当然很失望。但由于他心地宽厚，更关心韦托里而不是他自己。“您的信比那根绳子更让我害怕，”他写道，“我很抱歉您认为我会生气——不是为我自己……但为您。” [11] 他非常清楚焦虑和自我怀疑是如何折磨他的灵魂。他建议韦托里不要浪费时间去猜测什么；直觉和坚持比聪明和谨慎更能得到收获。至于托托在教宗手下的职位，没有必要担心；他知道韦托里已经尽力了。然而，尼科洛自己并没有放弃希望。他最近得知，他的老朋友，红衣主教弗朗切斯科·索德里尼在闭门会议上与利奥十世结成了不可思议的联盟，并从此成了教宗最亲近的顾问之一。 [12] 尼科洛认为这是一个机会，问韦托里让索德里尼向教宗推荐是否合适，或者韦托里代表他跟红衣主教说话是否更好。 [13] 一星期后，尼科洛又给韦托里写信，显然有些激动。他解释说，再过几天，朱利亚诺·德·美第奇要去罗马，韦托里无疑会发现他“很自然地喜欢上了我”。他想，红衣主教索德里尼也是如此。这样强大的盟友的存在无疑是一种巨大的优势。的确，只要他的事情“处理得巧妙一些”，他相信“他会成功地发挥一些作用，即使不是代表佛罗伦萨，至少也代表罗马和教宗”。 [14] 然而，尼科洛的乐观并不真实。他没有得到朱利亚诺·德·美第奇的支持，而4月19日，韦托里也建议他不要费心联系索德里尼红衣主教。 [15] 尽管这位红衣主教在教宗的心目中声誉良好，但仍有许多佛罗伦萨人反对他，韦托里担心，如果他提及尼科洛的事，他可能很容易引起怀疑。事实上，尼科洛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包袱，韦托里甚至不知道索德里尼是否还想和他有什么牵扯。对此韦托里无能为力。虽然他还没有被召回，但也被他以前的共和主义所玷污，美第奇家族的支持者对他怀有很深的敌意。 [16] 也许他的兄弟保罗能帮助尼科洛得到许可，离开佛罗伦萨的领土，但是没有可能给他找份工作——无论在佛罗伦萨还是在罗马。 直到现在，尼科洛满足于享受佛罗伦萨的节日气氛。他和一群同样穷困潦倒的前官僚一起，酗酒、嬉笑和嫖娼消磨了时间。每天，他和朋友“去某个女孩的家，让我们恢复活力”； [17] 每天晚上，他们都懒洋洋地坐在公共长椅上，无所不谈。 [18] 诚然，与他们在国务厅的日子相比，这帮老伙计有了一些变化，但尼科洛仍然很珍惜他们，在给韦托里的信中讲述他们的小毛病时，多半会忍俊不禁。他的一个朋友托马索·德尔·贝内（Tommaso del Bene）已经变得“古怪、粗鲁、讨厌和寒酸”，看上去几乎成了另一个人。 [19] 托马索也变得相当吝啬。上个星期，他买了八磅小牛肉，但是，由于花的钱远远超过了预算，他就试图通过邀请朋友一起吃牛肉来收回多花的钱。 [20] “出于同情”，尼科洛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前往。就餐结束时，托马索递给他们每人一张十四索尔多的账单。然而，尼科洛身上只有十索尔多。从那以后，托马索就一直缠着他，索要他欠的四个铜币，后来在维琪奥桥上堵住他，逼他还钱。另一位是吉罗拉莫·德尔·关托（Girolamo del Guanto）最近刚刚丧偶。三四天来，他一直郁郁寡欢，但后来振作起来，决定再娶个老婆——尼科洛和其他同伙觉得很好笑。还有一个叫多纳托·德尔·科诺（Donato del Corno）的人新开了一家店，根据尼科洛的描述，这家店实际上是一家男性妓院——多纳托似乎乐于品尝自己的商品。 [21] “有一次，他和文森齐奥（Vincenzio）在一起，”尼科洛写道，“另一次，和皮耶罗在一起”；尽管如此，尼科洛“从没见过他和里乔（Riccio）闹翻”，里乔一定是他的“常客”，或者至少是他的好友。 然而，到了4月中旬，这些无聊的琐事已经开始失去吸引力。尼科洛意识到复出的机会逐渐减少，他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虽然他还在寻欢作乐，但已经“不再有什么强烈的兴致了”。 [22] 他引用彼特拉克的一首十四行诗，表达了这种情绪—— ……如果我强颜欢笑，浅斟低唱， 这样做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方法 来隐藏我痛苦的哭泣。 [23] 然而，当韦托里告诉他最坏的情况时，他再也无法抑制悲伤。他失去了一切：地位、收入、尊严——现在还有希望。他是一个局外人，一个贱民。他所剩下的只有痛苦和悔恨。在佛罗伦萨只是加剧了痛苦。他不想再有人提起他之前的生活，也不想再与政治有任何瓜葛，更不用说浪费时间和那些曾经的国务厅秘书寻欢作乐了。他收拾行囊，动身前往位于珀库西纳的圣安德里亚的农场 [24] ——发誓不再“考虑国家大事，也不再谈论国家大事”。 [25] 佛罗伦萨以南约十一公里，珀库西纳的圣安德里亚不过是个小村庄。有一座小教堂，钟楼摇摇欲坠，一家客栈，一家肉铺，一两个磨坊，此外还有一个窑炉。房子都很简朴。砌墙的石头大多是从废墟中弄来的，或是在野地里随便捡来的。马基雅维利家的房子——被亲切地称为“山庄”——是唯一完整的住宅；即便如此，也并不很起眼。那是一幢狭长矮小的楼房，建在大路下面的斜坡上，和其他的住房一样，都很简陋。 [26] 但房间还很宽敞，除了妇女在附近水井洗衣服时的闲聊声外，一切都很安静。 四周是田野和葡萄园，远处是平缓起伏的山丘，柏树的树冠在摇曳。东南方，有一片树林，间杂着池塘和泉水，临近格雷夫河（Greve）——名义上是一条河，但实际上比小溪大不了多少。此时，空气中弥漫着野洋葱的气味，地上长出的蘑菇已经成熟，可以采摘了。画眉在枝头歌唱，野兔在灌木丛中奔跑，狍子在树干后小心翼翼地吃草。有时甚至可以看见野猪在蕨丛中拱着鼻子。 在这里，尼科洛感到很安全。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山庄”度过的，即使现在，他也因回忆过去的快乐时光而感到温暖。它可能没有什么物质享受，但它提供了一种简单、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城市生活的焦虑。在这里，他终于可以放松了。他还可以过相当节俭的生活——考虑到他经济拮据，这一点也同样重要。农场为他提供了烹饪用的木柴、食油和蔬菜，而且他总是能抓到猎物下锅。有玛丽埃塔——怀孕六个月了——和孩子们在身边，他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 然而，尽管初衷是好的，但他的思想还是不断地回到政治上来。甚至在他离开佛罗伦萨之前，他就告诉韦托里，既然他不知道如何谈论丝绸或羊毛贸易，也不知道如何谈论利润和损失，就只好谈论国家大事。 [27] 尽管他经常为事情的结果与预期的不同而感到沮丧，但他感到非常需要讨论最新的消息，用“空中楼阁”给韦托里拓展思路。现在他到了农村，周围都是乡下人，他们只说草堆和收成，他的这种需要变得非常迫切。 幸运的是，韦托里救了他。4月21日，这位大使写信给尼科洛，请尼科洛就最近使他迷惑不解的一个问题提供意见。自从法国人被驱逐后，神圣同盟开始瓦解。 [28] 由于瑞士人阻止了对米兰新公爵马西米利亚诺·斯福尔扎（Massimiliano Sforza）的支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试图夺取阿达河（River Adda）以东的城市，而威尼斯对这些城市拥有优先权。他得到了尤利乌斯二世——还有阿拉贡的斐迪南——的支持，后者一直渴望看到两个强权之间长期的紧张关系被一劳永逸地解决。作为马克西米利安对分裂的比萨宗教会议（Conciliabulum of Pisa）的拒绝和承认第五次拉特兰会议（Fifth Lateran Council）的回报，尤利乌斯同意使用一切必要的军事和宗教手段迫使威尼斯人让步。这给法国的路易十二创造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同盟的军队占领布雷西亚后不久，他就说服威尼斯人与法国结盟。为了换取一定的领土让步，他们同意帮他夺回米兰公国。 [29] 然而，令韦托里惊讶的是，路易4月1日也与阿拉贡的斐迪南在奥尔泰兹（Orthez）签订了停战协议。 [30] 对路易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停战协议只覆盖了法西边境，斐迪南在意大利能够自由地对抗法国人，但它让路易可以投入更多资源在伦巴第作战。但韦托里不明白斐迪南希望从中得到什么——或者为什么他当初同意这么做。 [31] 人们很容易相信，通过停战，斐迪南只是希望保护纳瓦尔（Navarre）免受攻击，从而避免维持两支军队——一支在法国边境，另一支在意大利。但如果这样的话，斐迪南如果不签署停战协议也会同样安全。正如韦托里所注意到的，米兰公爵、瑞士人和教宗都急于阻止路易进入意大利，所以他们很乐意帮助斐迪南在纳瓦尔维持一支军队，以迫使路易两线作战。因此，韦托里推测一定有其他事情。究竟什么事，他却说不上来。他在床上比平时多待了两个小时，想弄明白这件事，但没有得出任何结论。他真希望能和尼科洛一起“从维琪奥桥出发，穿过巴尔迪大街，一直走到切斯特洛（Cestello），探讨一下西班牙国王的想法” [32] ，但因为他做不到，他就让尼科洛告诉他有什么想法。“我同意您的判断，”他感动地补充道，“因为，实话实说，不是奉承，我发现在这些事情上，您比与我交谈过的任何人都更合适。” [33] 这正是尼科洛喜欢的那种问题。尽管他担心自己的想法可能看起来“杂乱无章” [34] ，但他的回答——写得很痛快——是政治推理的杰作，比他多年来写的任何东西都更全面、更平衡。 [35] 当然，他说，如果斐迪南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聪明，他签订的条约只会给他带来伤害，这确实很奇怪。因此，这种推论一定有问题。 一种可能是斐迪南实际上并不那么精明。这并非不可想象。对尼科洛来说，他一直认为斐迪南“更狡猾，更幸运，而不是一般的聪明”。 [36] 毕竟，他过去冒过许多不必要的风险。比如，斐迪南没有必要加入神圣同盟。他本可以很容易与路易十二媾和，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但他却选择了战争，尽管在一场决定性的战斗中，他可能会失去在意大利的所有利益，就像拉文纳战役之后几乎发生的那样。他没有损失，与其说是由于正确的判断，不如说是运气好。尼科洛认为，他已经犯了一次错误，以后很可能会再犯一千个错误——奥尔泰兹条约很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另一种情况是，停战可能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不利。这里，有意义的不是问：“为什么斐迪南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路易？”而是问：“斐迪南还能做什么呢？”要是继续在纳瓦尔与路易作战——如他曾经认真考虑过的那样——他需要教宗给他钱，需要皇帝进攻勃艮第，需要英国国王从北方入侵。但他不能指望这些。教宗只是给他“零钱”，皇帝拒绝做出承诺，而英国国王只提供了“虚弱不堪的军队，无法与他自己的士兵联合起来”。 [37] 更重要的是，路易十二有充足的资金，不仅与威尼斯达成了协议，还与瑞士人进行谈判。斐迪南无法继续战斗，因此他认为最好是“尽其所能阻止法国国王，而不是继续在如此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混乱中，支付一笔无法忍受的钱”。 [38] 停战协议要么“让战争从他的后院消失”，迫使他的盟友认同他与路易的协议，要么“迫使皇帝和英国正式宣战”。 [39] 无论哪种情况，斐迪南都会发现自己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尼科洛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关于停战或斐费迪南都有可能是误判，但毫无疑问，他期待与韦托里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然而，差不多过了两个月，他们才再次通信——部分原因是韦托里忙得不可开交，部分原因是尼科洛认为他很快就会回到佛罗伦萨。 [40] 在此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就在尼科洛写信两周后，路易十二发起了重新征服米兰公国的战役。 [41] 法国军队由路易·德·拉·特雷穆瓦耶和詹贾科莫·特里武尔齐奥率领——并有大批德国雇佣兵增援——穿越阿尔卑斯山，在皮埃蒙特与意大利盟友会合后，迅速占领阿斯蒂和亚历山德里亚（Alessandria）。与此同时，一支由巴托洛梅奥·达尔维亚诺领导的威尼斯军队占领了瓦莱焦、佩舍里亚（Pescheria）和克雷莫纳，而在热那亚，在法国舰队的帮助下，安东尼奥托·阿多诺（Antoniotto Adorno）被任命为路易的总督。马西米利亚诺·斯福尔扎似乎无力抗拒。尽管据说有一千两百名西班牙和那不勒斯重装骑兵、八百名西班牙步兵和三千名伦巴第士兵供他使用，还有七千名瑞士雇佣兵，但卡多纳还是在斐迪南的命令下突然撤回了他的军队，撤到了皮亚钦察。面对很少的抵抗，法国军队迅速向前推进；到6月初，公国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已被占领。除了米兰，剩下的只有科莫（Como）和诺瓦拉——看起来也已经成为囊中之物了。在拉·特雷穆瓦耶围攻马西米利亚诺避难的诺瓦拉的同时，特里武尔齐奥用威胁和承诺来说服惊慌失措的米兰人将自己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 但是，就在胜利似乎触手可及的时候，灾难发生了。 [42] 6月5日，拉·特雷穆瓦耶在得知多达八千名瑞士援军正在赶来后，加快了对诺瓦拉的围攻。然而，在火炮和辎重的拖累下，夜幕降临时，他的部队只走了几公里，就在他们停下来的地方扎营，几乎看得见城市了。他们暴露在危险之中，更糟糕的是，他们严重低估了瑞士人的前进速度。黎明前，瑞士人向他们扑来。虽然他们人数不多，装备也很差，但他们具有出其不意的能力，并充分利用了这种优势。法军被击溃了。他们几乎所有的火炮都被缴获，数百——甚至数千人——被杀。 这次失败后，法国的势力迅速瓦解。斐迪南最后允许卡多纳与瑞士人联合；阿多诺被逐出热那亚；很快，溃败的法国军队在掠夺成性的瑞士雇佣兵的追击下被赶出了伦巴第。路易十二的这场战争已经结束，显然，他在来年之前不能再发起另一场战争了——如果真有另一场战争的话。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和平会是什么样子？ 到6月20日，尼科洛再也无法忍受讨论的中断。听说了路易十二的耻辱后，他非常想和韦托里分享他的想法。现在他确信大使暂时会留在罗马，于是他写了一封深思熟虑的长信。然而，他的立场是惊人的。他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对这场冲突可能对整个意大利造成的影响给出一个总体评估，而是试图站在教宗的立场，“详细考虑我现在可能担心的问题，以及我可能采取的补救措施”。 [43] 当然，这可能只不过是一种有趣的智力操练。但更有可能的是，他的动机是想帮助韦托里，毕竟韦托里是站在教宗一边的，或者是一种挥之不去的信念，认为通过他的朋友，他仍有可能向美第奇家族证明自己作为国务秘书的价值。 然而，他的建议出乎意料。在早期的作品中，如《随想》和《命运诗章》，他曾称要得到命运的眷顾，唯一的办法就是扼住她的咽喉，而他现在提出，教宗最好的做法是“完全依靠运气，直到达成协议，为完全或几乎完全的停火创造条件”。 [44] 这并不是说他改变了对命运的看法，而是说教宗几乎没有别的事可做——或者至少不会让自己的处境更糟。除非路易十二打败英国人（这似乎不太可能），否则利奥十世没有理由怕他，尽管斐迪南和瑞士人都不可靠，但至少他们是可以预测的。自然，斐迪南非常想成为意大利的唯一主人，但瑞士对他来说仍然太强大了。然而，他也知道，如果试图与他们达成谅解，利奥可能会轻易地剥夺他的那不勒斯王国——毕竟，这是教宗的封地。因此，斐迪南唯一的选择就是与法国、威尼斯和罗马教宗签订条约。这样的条约对他们都有利。威尼斯人可能会满足于拥有维罗纳、维琴察、帕多瓦和特雷维索，法国国王重新夺回米兰公国，教宗保住自己的领地；斐迪南将拥有那不勒斯王国。更重要的是，这种联盟只会“短期伤害米兰公爵、瑞士人和皇帝，而他们将会转而进攻法国”。 [45] 对于路易十二来说，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他们的伤害，他必须一直戴着他的盔甲，这样他的三个盟友——威尼斯、斐迪南和利奥——就可以免受他的伤害，并且可以集中精力互相监视。因此，只要教宗允许情况如尼科洛所期望的那样发展，他就不会失望。 隔了这么久，韦托里很高兴收到尼科洛的来信——他对朋友的预见很感兴趣。 [46] 虽然他并不完全认同。尽管阿拉贡的斐迪南和路易十二之间的协议看起来可能生效，但他还是觉得一个更广泛的条约，涉及利奥十世和威尼斯人，可能更难以捉摸。他认为，教宗和“尊贵之国”（ Serenissima ，指威尼斯）互相猜疑，很难调和，此外，他认为如果不把马西米利亚诺赶出米兰，和平就无法实现——当然，这是瑞士绝不会允许的。因此，韦托里认为，利奥应该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政策，而不是相信命运（如尼科洛所说的那样）。韦托里以一种不寻常的强硬态度指出，教宗应该停止支付，取悦瑞士人，阻止路易和斐迪南之间的条约，并拒绝签署任何和平协议，除非调和所有意大利列强的利益。 当没有得到任何回复时，韦托里开始怀疑，他可能对尼科洛的预见提出了过于严厉的异议。在纷扰喧嚣的教廷里，他可能忘记了他是在向一位需要帮助的朋友，而不是一位外交同事交谈。7月12日，他再次写信——心里依然平静，但这次以一种更友好的方式。 [47] “我希望能和您一起，”他说，“看看我们是否能重塑这个世界，如果不能重塑这个世界，至少是这里的一部分……”然后，他开玩笑地列出了意大利各列强的利益，仿佛在棋盘上摆开了棋子，请尼科洛“用笔为他撰写和平条款”。这很有趣，而且应该是让尼科洛高兴的事情。 但悲伤挡不住。8月4日，尼科洛写信给他的外甥乔瓦尼·韦尔纳奇（Giovanni Vernacci），告诉他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玛丽埃塔生下一名女婴，但婴儿在三天后死亡。 [48] 正如他就事论事的语气所表明的那样，他试图以哲学的方式承受损失。这毕竟不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在16世纪的托斯卡纳，婴儿死亡率仍然很高，父母在孩子出生后不久就失去孩子并不罕见——尤其在农村。 [49] 但女儿的夭折给了他和玛丽埃塔沉重的打击。除了近几个月来他们所遭受的一切之外，最近的这次打击对他们来说肯定是难以承受的。 过了一个多星期，尼科洛才对韦托里做出回复。 [50] 这是一封冗长而详尽的信，仔细评估了每一个行动者的动机，并对和平可能采取的形式做了综合分析。他的文章通常优雅流畅，现在却显得干巴巴、浮夸，甚至有些苦涩。没有智慧的闪耀，也没有反讽，事实上，根本没有一点温暖。 整个8月下半月，韦托里极力想让讨论继续下去——显然是想让朋友振作起来。 [51] 但讨论难以为继。女儿的死亡和意大利的危险局势摧毁了尼科洛对未来的任何希望。任何形式的和平现在都是不可能的了。西班牙和帝国军队已经涌入威尼托（Veneto） [52] ，整个半岛再次爆发冲突只是时间问题。随之而来的痛苦甚至都不敢想象。8月26日，尼科洛告诉韦托里，他准备“为这种毁灭和奴役哭泣，即使今天或明天没有发生，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肯定会发生”。 [53] 从语气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不愿再谈论这样的事情。韦托里不愿再给他添麻烦，就把这件事放下了。 直到11月底，韦托里才又写了一封信。假装没有收到尼科洛的最后一封信，他巧妙地把和平问题抛在了一边，而在这个秋天，他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十分厌倦，于是试着用自嘲的方式，风趣地描述了自己在罗马的生活，以此来唤起朋友的兴致。 [54] 有段时间，韦托里一直住在梵蒂冈附近一所僻静的小房子里，很可能是在现称圣斯皮里托村（Borgo Santo Spirito）的某个地方。马路对面就是圣米凯莱·马尼奥教堂（Santi Michele e Magno），在它后面，有一些花园，“现在大部分已经被遗弃了”。从那里，人们可以登上贾尼科洛山（Janiculum Hill），据说那里是“尼禄花园”（Nero’s garden）的所在地，山上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壮丽景色。因为他比尼科洛更虔诚，所以他喜欢身边有这么多教堂。他经常听弥撒，而且特别强调在节日里要这样做。 他的日常生活并不精彩。他早上十点左右起床，穿好衣服——两三天一次——走路去教宗宫。在宫里，如果幸运的话，他“与教宗说上二十句话，与红衣主教朱利奥·德·美第奇说上十句话，与‘伟人朱利亚诺’说上六句话”，或者，如果运气不好，就与教宗秘书皮耶罗·阿尔丁杰里（Piero Ardinghelli）说上几句。然后，他和其他大使聊天，既想了解情况，也是消磨时间。午餐他通常和家人一起吃，偶尔也会和客人一起吃。然后，他玩牌，在花园里散步，或者——天气好的话——去罗马城外骑马。晚上，他回家，读古代历史学家的书——李维、撒路斯提乌斯（Sallustius）、普鲁塔克，阿庇安（Appian），塔西佗和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都是他最喜爱的作者。每隔几天，他就会给佛罗伦萨政府写一份便函，但由于通常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所以就会写“一些无聊或无关紧要的消息”。 他的娱乐活动很少。因为缺钱，他不怎么消费，也几乎不和什么人说话。然而，他骨子里是个好色之徒。他对尼科洛说，他刚到罗马的时候，找了几个妓女，但“害怕夏天的空气”——性病——就放弃了。但有一个女孩——“相当漂亮、令人愉快”——他仍然经常去见她。他还有一个邻居，尼科洛可能不会觉得没有吸引力；虽然她出身贵族家庭，但仍然“做一些生意”。 尼科洛再次收到朋友的来信很兴奋。他曾担心韦托里生他的气，但那封动人的、诙谐的信终于使他放心。这使他切实感受到韦托里友情的温暖，并且重新燃起了他以前轻松愉快开玩笑的热情。现在他已经从抑郁中振作起来，很高兴能以同样的方式回报他的朋友，12月10日，他以同样幽默的口吻，描述了自己在珀库西纳的圣安德里亚的生活。 [55] 信中有丰富的文学意味。在尼科洛简朴的乡村生活和富丽堂皇的都市生活的对比背后，可能是贺拉斯的城市老鼠和乡村老鼠的故事。描述自己相当贫瘠的爱情生活时——与韦托里的寻花问柳相距甚远——他转向了抒情诗人的作品。他的猎艳方式与布洛瓦的维塔利（Vitalis of Blois）著名挽歌中的一个人物有一种滑稽的比较，这或许是为了突出他是多么不适合这种质朴的追求。自始至终，还有无数其他的小“机灵”（ clins d’oeil ），都是为了取悦智者和让人微笑。但是，尽管具有文学品质，但它不是作假。信中充满生动的小插曲，无疑取自生活，它的自然主义风格使得韦托里的奢华但不令人满意的罗马生活和尼科洛的卑微但深刻的人生经历的对比更加引人注目。 直到最近，尼科洛还把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捕捉画眉上。 [56] 天还没亮，他就起床准备好粘鸟胶，背上好几只鸟笼出门了，他看上去就像那个倒霉的格塔（Geta），带着一大堆他主人安菲特律翁（Amphitryon）的书从港口回来。他至少会捉到两只，多至六只；虽然收获不多，但足以让人免于饥饿。 现在画眉鸟飞到温暖的地方去了，因而尼科洛的日常活动有了改变。他天亮就起来，走进要砍伐的一片树林，在那里和伐木人待一两个小时，伐木人经常互相争吵，或者和邻居争吵。他可以给韦托里讲上“一千个关于这些树林的故事”——还有那些想买他木头的人给他带来的麻烦。不久前，弗罗西诺·达·潘扎诺（Frosino da Panzano）派人去取了几车木头，甚至没有跟尼科洛打招呼，但到了付款的时候，他想把四年前他在安东尼奥·圭恰迪尼的赌场赢尼科洛的十里拉扣掉。尼科洛当然“破口大骂”，还要骂那个运送木头的车夫是个贼。幸好，乔瓦尼·马基雅维利在最后一刻介入，说服两人弥合分歧。但此事给尼科洛留下了如此苦涩的味道，以至于当巴蒂斯塔·圭恰迪尼、托马索·德尔贝内和其他几个朋友要求在初冬购买一些木材时，尼科洛拒绝了——这令他们非常恼火。 离开树林后，尼科洛走到附近的泉水旁，从那里他去了捕捉画眉的一个地方。躺在草地上或者坐在长满青苔的树桩上，他拿出那天早上从家里带来的一本诗集——但丁、彼特拉克，或者像奥维德或提布卢斯这样的拉丁诗人——有好几个小时，他沉迷于阅读他们“炽热的激情和他们的爱”。也许不可避免地，这些诗歌让他想起自己。有一阵子，回忆使他感到快乐。 差不多到十点，他饿了。他把书夹在腋下，往家走，边走边和路人聊天。他带着过去执行外交任务时永不满足的好奇心，询问他们家乡的消息。因此，他了解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事情，看到了真实的人生——“口味的丰富性，幻想的多样性”。回到“农庄”，他便和家人——玛丽埃塔、孩子，也许还有一两个值得信赖的仆人——坐下来吃午饭。他们的饭菜很简单。正如尼科洛所说，他们只吃“这个贫瘠的农场和我那微不足道的田产所提供的食物”。不过，这是鲜美而纯朴的食物。 午餐后，尼科洛去酒馆，他经常在那里见到客栈老板、一个屠夫、一个磨坊主和几个窑工。他这天剩下的时间就和这些伙伴们一起打牌下棋“消磨时间”。在葡萄酒和啤酒的作用下，这些消遣经常导致争吵——甚至打架。“通常，”尼科洛说，“我们为一便士而争吵；尽管如此，即使在圣卡西亚诺（San Casciano），人们也能听到我们的喊叫。”但他还是很喜欢。这是一种宣泄，甚至是一种安慰。“就这样，我混在虱子中间，”他写道，“我从脑子里取出霉菌，释放了命运的恶毒，满足于被这样粗暴地践踏，只是想知道命运是否为这样对待我而感到羞耻。”但是，尽管尼科洛声称他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笨蛋”（ gaglioffo ）——一个粗野无用的人——但他无法完全忘记或放弃他以前的生活。尽管经历了春天的痛苦和夏天的失望，他的血液里仍然燃烧着政治的火焰。他仍然是个有文化、有修养的人，对古代历史充满热情，并热衷于将过去的教训应用到自己的时代。最重要的是，他仍然很穷。除非他能找到一份固定的工作，或者得到一个有权势的人的支持，否则他的处境很快就会危机重重。“我渐渐消瘦，”他告诉韦托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否则我会因为贫穷而变得可鄙。” [57] 他转向写作。深夜，他回到“农庄”，走进书房，脱下平时穿的衣服，仿佛重温他此前的人生经历，“穿上朝廷和皇宫的服装”。因此，“打扮得体，”他坐下来，借着摇曳的烛光，开始了他到目前为止最雄心勃勃、最富有想象力的计划。 [1] Lett .，pp.262-3（no.130）；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39（no.214）. [2] Lett .，p.232（no.120）；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21（no.204）. [3] 这一点是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在1513年12月24日的一封信中提出的。 Lett .，p.312（no.142）；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69（no.226）. [4] Niccolò Machiavelli，‘Io vi mando，Giuliano，alquanti tordi’；引文见Niccolò Machiavelli， Tutte le opere ，M. Martelli（ed.）（Florence：Sansoni，1971），p.1004。 [5] Lett .，p.232（no.120）；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21（no.204）. [6] Lett .，p.233（no.121）；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p.221-2（no.205）[adapted]. [7] Lett .，p.235（no.122）；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22（no.206）[adapted]. [8] Lett .，p.236（no.123）；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23（no.207）. [9] R.Devonshire Jones， Francesco Vettori：Florentine Citizen and Medici Servant （London：Athlone Press，1972），p.101；Jacopo Nardi， Istorie della città di Firenze ，L. Arbib（ed.），2 vols.（Florence：Società Editrice delle Storie del Nardi e del Varchi，1842），vol.2，p.33. [10] 韦托里甚至没能“从教宗那里为自己和他的兄弟谋取利益”。Devonshire Jones， Francesco Vettori ，p.105. [11] Lett .，p.239（no.124）；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25（no.208）[adapted]. [12] K.J.P.Lowe， Church and Politics in Renaissance Italy：The Life and Career of Cardinal Francesco Soderini，1453-1524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72-3，p.74. [13] Lett .，p.240（no.124）；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p.225-6（no.208）. [14] Lett .，p.244（no.126）；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28（no.210）. [15] Lett .，p.241（no.125）；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26（no.209）.尽管此信的日期是4月9日，但英格莱斯（Inglese）和纳杰米（Najemy）都令人信服地认为，这是抄写人的错误，实际上此信写于4月19日。Niccolò Machiavelli， Lettere a Francesco Vettori e a Francesco Guicciardini ，G. Inglese（ed.）（Milan：Rizzoli，1989），p.177；J. Najemy， Between Friends：Discourses of Power and Desire in the Machiavelli-Vettori Letters of 1513-1515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p.110-11，n.21. [16] Lett .，pp.245-6（no.127）；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29（no.211）. [17] Lett .，p.236（no.122）；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23（no.206）. [18] Lett .，p.243（no.126）；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27（no.210）. [19] Lett .，p.242（no.126）；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27（no.210）. [20] Machiavelli， Lett .，pp.242-3（no.126）；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27（no.210）. [21] Lett .，p.243（no.126）；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27（no.210）. [22] Lett .，p.239（no.124）；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25（no.208）. [23] Lett .，p.243（no.126）；q. Petrarch， Canz .，102.12-14. [24] 尼科洛离开佛罗伦萨的确切时间尚不清楚，但肯定是4月16日（他从城里写信给韦托里）至29日（他透露说自己被限制在农场里）之间的某个时间点。 Lett .，pp.242-4，p.516（no.126，Appendice）；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p.227-8，p.236（nos.210，212）.从他4月16日的信中悲伤的语气来看，他很可能在4月19日收到韦托里的坏消息后不久就离开了。 [25] Lett .，p.250（no.128）. [26] R.Stopani，‘ Io mio sto in villa ...’ L’albergaccio del Machiavelli a Sant’ Andrea in Percussina （Florence：Centro di Studi Chiantigiani，1998）. [27] Lett .，pp.239-40（no.124）；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25（no.208）. [28] M.E.Mallett and C.Shaw， The Italian Wars，1494-1559：War，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2），pp.116-20. [29] Francesco Guicciardini， Storia d’Italia ，11.7，C. Panigada（ed.），5 vols.（Bari：G. Laterza & Figli，1929），vol.3，pp.249-54；M. Gattoni， Leone X e la geo-politica dello Stato pontificio（1513-1521） （Vatican City：Archivio Segreto Vaticano，2000），pp.318-21. [30] Mallett and Shaw， The Italian Wars ，p.120；Guicciardini， Storia d’Italia ，11.9，Panigada（ed.），vol.3，pp.260-5. [31] Lett .，p.249（no.127）；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31（no.211）. [32] Lett .，p.246（no.127）；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29（no.211）. [33] Lett .，p.249（no.127）；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31（no.211）. [34] Lett .，p.516（Appendice）；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36（no.212）.对“uno pesce pastinaca”——纳杰米译为“higgledy-piggledy”（杂乱无章地）——的讨论，见Najemy， Between Friends ，p.126，p.135。 [35] Lett .，pp.510-16（Appendice）；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p.231-6（no.212）.此信的另一个版本（盖塔似乎认为这是最终版本）见 Lett .，pp.250-8（no.128），奇怪的是，阿特金森和塞斯（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502 n.1）坚持认为他们翻译了此信，见 Lett .，pp.250-8（no.128），而他们的翻译显然是基于 Lett .，pp.510-16（附录）。 [36] Lett .，p.510（Appendice）；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32（no.212）. [37] Lett .，p.512（Appendice）；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33（no.212）. [38] Lett .，p.513（Appendice）；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34（no.212）. [39] Lett .，pp.514-15（Appendice）；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p.234-5（no.212）. [40] Lett .，pp.258-9（no.129）；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36（no.213）.事实上，韦托里在1513年5月4日就得到允许返回佛罗伦萨，但利奥十世一再拖延他的离开。正如德文希尔·琼斯（Devonshire Jones）证明的那样，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利奥想要“等到美第奇政权变得更加稳定”之后才允许像韦托里这样的知名共和主义者返回佛罗伦萨，而是因为韦托里“正是美第奇家族需要的使节”。Devonshire Jones， Francesco Vettori ，pp.97-9. [41] 以下内容，尤见Guicciardini， Storia d’Italia ，11.11，Panigada（ed.），vol.3，pp.270-3；Mallett and Shaw， The Italian Wars ，pp.120-1。 [42] Guicciardini， Storia d’Italia ，11.12，Panigada（ed.），vol.3，pp.273-81；Mallett and Shaw， The Italian Wars ，pp.121-2；P. Pieri， Il rinascimento e la crisi militaire （Turin：Einaudi，1952），pp.501-2；M. Troso， L’Ultima battaglia del Medioevo：La battaglia dell’Ariotta Novara 6 giugno 1513 （Mariano del Friuli：Edizioni della Laguna，2002）. [43] Lett .，p.259（no.129）；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37（no.213）. [44] Lett .，p.259（no.129）；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37（no.213）[adapted]. [45] Lett .，p.261（no.129）；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38（no.213）. [46] Lett .，pp.263-6（no.131）；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p.239-41（no.215）. [47] Lett .，pp.267-70（no.132）；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p.241-4（no.216）. [48] Lett .，pp.271-2（no.133）；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p.244-5（no.217）. [49] D.Herlihy and C.Klapisch-Zuber， Tuscans and Their Families：A Study of the Florentine Catasto of 1427 （New Haven 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pp.83-6；P. Gavitt， Gender，Honor，and Charity in Late Renaissance Floren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p.31-5，p.162，p.184，p.232. [50] Lett .，pp.275-81（no.135）；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p.247-50（no.219）. [51] Lett .，pp.282-96（nos.136-8）；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p.251-60（nos.220-2）. [52] Mallett and Shaw， The Italian Wars ，p.123. [53] Lett .，p.296（no.138）；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60（no.222）[adapted]. [54] 关于韦托里在罗马的生活，见 Lett .，pp.297-300（no.139）；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p.260-2（no.223）。 [55] 有关此信的详细讨论，见Najemy， Between Friends ，pp.215-40。 [56] 有关尼科洛在乡村的日常生活，见 Lett .，pp.302-4（no.140）；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p.263-4（no.224）。 [57] Lett .，p.305（no.140）；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65（no.224）. 20 君主的抱负（1513.12～1514.8） 尼科洛坐在书房拱形天花板下的书桌前，沉浸在阅读中。与以往一样，他的初恋是古代历史学家，尤其是李维，但他也抽出时间研究荷马和维吉尔，以及道德和政治哲学著作，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西塞罗的《论义务》和塞内加的《道德书简》。 [1] 他告诉韦托里，这就是他此生的目的。他很高兴与这些早已死去的人物交谈，对他们的行为动机提出疑问，并从他们的智慧中汲取营养。 [2] 在每次持续四个小时的阅读时间里，他感到非常快乐。他只是在换掉一根忽明忽暗的蜡烛或把一根木头扔进即将熄灭的余烬时才停下来，他忘记了烦恼、贫穷——甚至死亡。 然而这并非无聊的消遣。他读的同时草草记下笔记，他在为写新书搜集材料。诚然，这只是一个“简短的研究”（ opuscolo ）——不过是一本小册子而已——但与他以前写过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在动笔之初，它就已接近完工。现在被称为《君主论》（ Il principe ），最初名为《君主国论》（ De principatibus ），它试图尽可能深入地探究君主政体的本质。 [3] 在二十六个简短的章节中，此书借助古代和现代历史的例子，“解释什么是君主国，它们有什么类型，它们是如何获得的，它们是如何维持的，以及它们为什么会消失”。 [4] 然而，这无疑是一本忠告之书，旨在向君主展示他如何巩固自己的统治——虽然佛罗伦萨很少被提及，但它的忠告显然是说给美第奇家族听的。 尼科洛希望《君主论》能恢复他的声誉。尽管他知道美第奇家族仍然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他，但他相信，如果他们读了他的书，就会发现他在国务厅的那些年里并没有闲着，而且如果有机会，他仍然可以为他们服务。事实上，他告诉韦托里，“任何人都应该乐于接受这样一个有丰富经验的人的服务”。 [5] 当然，他知道他们可能会有所保留——甚至可能对他的建议持怀疑态度——但他的贫穷证明了他的诚实和忠贞。而且，正如他接下来所展示的，往往是那些一开始被君主唾弃的人最终被证明是最忠实的仆人。 [6] 为了不显得太轻率，尼科洛知道他必须避免公开谈论美第奇家族的情况。因此，他决定采取一种更谨慎的方式。他以学术上的客观立场为依据，首先对君主国的各种类型进行了分类——尽可能精确地列出它们的特点、长处和弱点。然后他会巧妙地把讨论转到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地位上。他迂回地介绍了他的研究对象，这样，他就可以尽情地剖析美第奇王朝——而不用提及他们的名字。 尼科洛开篇就指出，所有国家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 [7] 在之前的著作中他已经详细讨论了共和政体，因而，他不打算在共和政体上花费更多的时间，而是直接讨论君主国。 [8] 其中，他简要地讨论了世袭制 [9] 和复合制（比如那不勒斯王国，它被并入另一个国家）； [10] 但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全新的君主制。然而，它有两种存在形式：一种是靠自己的武力和美德（ virtù ）赢得的，另一种是靠别人的武力和运气（ fortuna ）的帮助赢得的。 [11] 前者无疑激发了尼科洛的想象力。正如他率先承认的那样，历史书籍中充满了非凡人物的故事，他们通过自己的武力和美德获得了政权。 [12] 他自己的时代也产生过不少杰出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凭借自己的非凡才能，从一个普通公民，成了米兰公爵”。 [13] 然而，正是因为这些君主拥有超凡的能力，除了获得成功的机会之外，他们从命运中没有得到什么，所以他们在自己的统治下通常很安全。尽管可能会遇到一些民众的反对，但他们可以用武力平息任何反对者，对国家的宪政进行任何他们想要的修改。 更有趣的是那些在命运的眷顾下，借助别人的武力赢得政权的君主们。尽管他出言谨慎，没有公开说出来，但此书完美地描述了美第奇家族是如何掌权的。当然，尽管有索德里尼政权的脆弱和显贵人士的支持，但他们的复出主要归功于卡多纳的西班牙军队的残暴和法国军队在伦巴第的意外崩溃。毕竟，就连他们自己也会承认，他们没有得到多少民众的支持。如果平民没有失去路易十二的支持，没有受到普拉托大屠杀的惊吓而投降的话，美第奇家族可能永远也回不了城。 正是因为他们掌权的方式，像美第奇家族这样的君主面临着特殊的困难。虽然他们可以毫不费力——事实上，几乎是偶然的——获得政权，但只能通过巨大的努力来维持他们的地位。从掌握权力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成了命运的俘虏。任何时候，他们所依赖的军队都有可能放弃或者遭受毁灭性的失败；而他们的政府，由于缺乏坚实的根基，很容易在政治风暴中被一扫而空。当然，也有一些君主成功地克服了这样的危险。在这些人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切萨雷·波吉亚，尽管他“借助父亲的好运获得了政权”，却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地巩固了他在罗马涅的权力。 [14] 但切萨雷是个例外。几乎没有人（如果有的话）能与他的“才华和能力”相匹敌。很多时候，君主们不知道如何在没有外部武力的情况下保卫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安全地控制他们的人民。因此，尼科洛觉得有责任解释他们如何“保持突然扔到他们身上的好运”。 尼科洛当然知道他不是第一个写这个主题的人。 [15] 早在古典时代，学者们就一直在向君主们建议他们所需要的品质［如塞内加的《论怜悯》（ De clementia ）、《论愤怒》（ De ira ）］和良好政府的性质［如色诺芬（Xenophon）的《居鲁士的教育》（ Cyropaedia ）、菲洛德穆（Philodemus）的《荷马的好国王》（ De bono rege secundum Homerum ）］。这些作品被教父们——尤其是奥古斯丁（Augustine）和安布罗斯（Ambrose）——按基督教背景改编，后来演变成“完整而紧凑的文学形式，即‘君主之镜’（mirror of princes）”； [16] 到13世纪晚期，数以百计的“君主之镜”（ specula principum ）已经产生，供统治者选择，包括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的《政治家》（ Policraticus ，约1159年），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的《论君主制》（ De regimine principum ，约1265年）和埃吉迪奥·科隆纳（Egidio Colonna）的同名论文（约1277～1279年）。当然，这些作品都有不同的侧重和语气，但他们都认为君主可以通过体现基督教美德来掌控命运。 [17] 近年来，人们对“君主之镜”的兴趣有所回升。起初，这一类型的文字主要表现在书信上，如彼特拉克写给老弗朗切斯科·达·卡拉拉（Francesco ‘il Vecchio’ da Carrara）的长信 [18] 和科卢齐奥·萨尔图塔蒂（Coluccio Saltutati）对都拉佐的查理（Charles of Durazzo）的赞美 [19] ，但到15世纪末，更长更完整的专著开始出现。其中，最雄心勃勃的是巴托洛梅奥·普拉提纳（Bartolomeo Platina）的《论真正的君主》（ De vero principe ，约1478年） [20] 和弗朗切斯科·帕特里齐（Francesco Patrizi）的《论王国的形成》（ De regno et regis institutional ，约1481～1484年） [21] ，但也有很多其他较逊色的作品，如朱尼安诺·马约（Giuniano Maio）一味奉承的《论荣耀》（ De maiestate ，1492年） [22] 和乔瓦尼·蓬塔诺（Giovanni Pontano）的《君主书》（ De principe liber ，手抄版1465年；出版于约1503年）。 [23] 尽管他们在写作风格上更多受西塞罗和塞内加而不是基督教教父的影响，而且倾向于从实例而不是抽象的原则来辩论，但他们都把美德描绘成对抗命运变迁的最可靠武器，虽然有时会用不同的方式来掩饰。他们普遍认为，这只是所有基督徒都应该追求的道德品质的一种夸张形式——谨慎、坚韧、节制，以及最重要的正义。 然而，尼科洛认为这些都是废话。他认为，在寻求描述“理想”君主的特征时，当代人文主义者让自己局限在一个理论幻想的世界里，与通常严酷的政治现实相去甚远。 [24] 因此，任何试图听从他们建议的统治者都会发现，自己不仅没有准备好处理执政的实际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无法承受命运的打击。正如尼科洛在《随想》和《命运诗章》中指出的那样，命运对人类的价值是视而不见的。毫无疑问，有许多办法博得她的欢心，但她在行使权力时却不考虑美德或邪恶，因此，一个试图在所有方面都表现高尚的君主必然会遭遇不幸。尼科洛想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他没有把时间浪费在阐述那些在现实世界中毫无价值的美好原则上，而是要证明，美第奇家族想要维持统治，就必须学会“如何不守道德”。 [25] 在解释他的意思时，尼科洛又回到了他以前在《随想》和《命运诗章》中表现出的将命运形象女性化的厌女倾向。 [26] 他认为，命运就像个风骚的少女，在那些固执己见或意志薄弱无法反抗她的男人面前会反复无常。只有一个谨慎的人，一个能够适应她的诡计的人，一个在必要时准备好“殴打和强迫她”的人，才会得到她的青睐。因此，一个君主所需要的不是传统基督教意义上的“美德”，而是“德行”——一个男人的品质。 [27] 他需要大胆、勇敢和无畏，需要超越低下和无价值的财富追求；最重要的是，需要以一种能给他带来荣耀和尊贵的方式治理国家。 [28] 尼科洛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君主需要做到两点。第一是不依赖他人的帮助来抵御外国列强的侵略。 [29] 如此，你不必是个天才也能看出目前最好的选择是组建一支军队。但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军队呢？招募雇佣兵显然是个坏主意。尼科洛回忆起他早年在国务厅工作时，保罗·维泰利的不当行为给佛罗伦萨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他用最轻蔑的措辞描述了这些行为。对应《国民军组建法案》的开头几段，他认为雇佣兵—— 散漫、野心大、无纪律，也不忠诚；他们对朋友显得勇敢，面对敌人，则是懦夫；他们不敬畏神，对人不讲信用；他们避免失败，其实只是为了避免战斗；在和平时期，你被他们掠夺，在战争时期，你被敌人掠夺。 [30] 的确，如果把意大利的崩溃状况归于某个原因，那无疑是“各国多年来对雇佣兵的依赖”。他们的随从也好不到哪里去。就雇佣兵本身而言，他们有时是有用和可靠的，但“对那些把他们请来的人来说，他们几乎总是有害的”。 [31] 如果他们被打败了，你就陷入了困境（佛罗伦萨雇佣了一万名法国人重新占领比萨时就发现了这一点），但如果他们胜利了，你马上就会发现自己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拜占庭皇帝约翰六世（JohnⅥCantacuzene）在一场内战中雇佣了一支土耳其军队为他出战时发现了这一点］。尼科洛总结说，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明智的君主会依靠从自己的百姓中招募的军队——也就是说，依靠类似于1506年他在佛罗伦萨帮助建立的民兵组织。他从亲身经历中知道，民兵远非完美，但他们的忠诚和勇敢为君主提供了保卫国家的最佳手段。 除了民兵之外，君主需要的第二件事是，懂得“如何与臣民或朋友相处”，以避免“引发来自臣民的内部颠覆”。 [32] 从美第奇家族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尽管尼科洛小心翼翼地不公开说出来，但佛罗伦萨人之间仍然有严重分歧。敌对派系继续相互猜忌；而且，尽管对博斯科利的阴谋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叛乱仍有可能发生。美第奇家族想要维持他们的权力，就需要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最有可能将这个城市凝聚在一起——凝聚到他们周围。 在否定了“君主之镜”的人文主义作者和他们所引用的古典资源之后，尼科洛认为没有必要浪费时间讨论四种基本美德（正义、坚韧、节制和智慧）或“神学”三美德（信、望和爱）。不过，他确实认为有必要谈谈君主政体所必须具备的三种紧密相关的品质：慷慨、同情心和诚实。 [33] 当然，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这一切都很好，但是，由于他对悖论的喜爱，尼科洛显然认为，实际上，一个想要维护他的国家的君主最好还是忽略它们。 [34] 从他提到的第一种“君主品质”开始，尼科洛注意到，一个君主有慷慨的名声固然很好，但这样的名声无疑会使他痛苦。 [35] 个中原因不难看出。尼科洛认为，如果君主想要以慷慨著称，他就必定“铺张浪费”；这样，他很快就会挥霍掉自己所有的资源。为了维持地位，他将被迫向民众征收沉重的赋税——这将不可避免地招致他们的怨恨。相比之下，如果树立了节俭的名声，他将很容易赢得他们的尊重。每个人都会看到，“因为他节俭，他自己的收入就足够了，他可以保护自己不受那些向他发动战争的人的伤害，即使从事冒险活动也不会加重人民的负担”。因此，对那些他不索取任何东西的人，他会表现得慷慨大方，从而赢得臣民的钦佩而不是敌意。 怜悯之心也是如此。虽然对一个君主来说，想要被人认为“仁慈而不是残忍”是很自然的，但他必须小心“别滥用他的仁慈”。 [36] 尼科洛认为，有时候过于有同情心反而会受到伤害。举例来说，如果让一个叛逆的城镇相信他们可以起义而不承担任何不利的后果，那么就不可能维持正常的秩序。佛罗伦萨1501～1502年在皮斯托亚付出了代价才认识到这一点。执政团没有惩罚交战的派系，而是选择了同情，听任城市被内战撕裂。因此，尼科洛认为，一个君主获得残忍的名声并非坏事。切萨雷·波吉亚再次提供了一个有益的例子。虽然人们认为他残忍，但他的残忍却“改变了罗马涅，统一了罗马涅，使罗马涅归于和平与顺从”。 然而，这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大约十五年前，尼科洛写了第一份关于比萨事务的正式报告后，就一直在琢磨：君主受人爱戴好呢，还是让人畏惧好？尼科洛认为我们大多数人希望两者兼顾，但是，因为很难将两者结合起来，所以让人畏惧总比受人爱戴好。这背后是对人性的一种清醒的“现实”评估。尼可洛声称，人往往“忘恩负义、反复无常、弄虚作假、趋利避害；只要你善待他们，他们就投其所好……但当你遇到危险时，他们会伺机反叛”。 [37] 因而，一个期待他们感恩戴德的君主，他的政权就如同沙滩城堡。恺撒大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彼特拉克在他写给老弗朗切斯科·达·卡拉拉的那封著名的信中指出的，恺撒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受人爱戴而不是让人畏惧” [38] ，但在尼科洛看来，恺撒最终被他以前的朋友们残忍地杀害了。畏惧提供了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当然，畏惧也需要小心把握。这或许让我们想起塞内加针对暴君的那句格言——“让他们憎恨吧，只要他们畏惧”（ oderint dum metuant ）。尼科洛指出，如果一个君主过于严厉，他就会让自己被人憎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憎恨很容易超过他们的畏惧。 [39] 因此，他应该设法“使自己让人畏惧，这样，即使不受人爱戴，他至少要避免被人憎恨”。他可以通过设法使自己的残忍受到必要的限制来做到这一点。如果必须处死某人，他就必须确认这样做是完全正当的；除非有正当的理由，否则他必须尽量避免抢夺臣民的财产。正如尼科洛在1512年秋天写给红衣主教乔瓦尼·德·美第奇的信件中所说的那样，“人们更容易忘记亲人的去世，而不是遗产的损失”。 诚实也不必给君主带来太大的麻烦。尼科洛认为，如果君主诚实，当然是件好事，但因为很少人是诚实的，所以，如果君主按原则遵守诺言，那他就疯了。 [40] 有时，他得准备好不像一个人，而像一只猛兽。狮子显然是一种值得模仿的动物。毕竟，它强大、勇猛，有帝王之气。它可以很轻易吓跑豺狼。但狮子仍然不能识别陷阱，常会不假思索地误入猎人的圈套。因此，君主也应该效仿狐狸。虽然狐狸可能不擅长吓跑其他捕食者，但它非常狡猾——如果君主想要在残酷的政治世界中生存下来，就必须培养这种品质。他不仅要知道如何嗅出危险，而且要知道如何在不损害自己的情况下躲避危险。他“不能也不应该信守诺言，如果这样做会使他处于不利的地位，尤其当他做出诺言的理由已经消失的时候”。总之，他必须知道如何成为一个“伟大的说谎者和伪装者”。 事实上，这是一个君主所能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如果要避免臣民的蔑视，他就绝不能让他们知道他是在听从尼科洛的忠告。确实，他应该非常小心，使自己看起来完全像“君主之镜”中描绘的理想君主——那就是，做一个有同情心、有诚意、正直、仁爱、虔诚的人。 [41] 但这并不是说他可以打着模范统治者的旗号为所欲为。尼科洛指出，如果他想避免被人憎恨，就不能贪婪或好斗；他绝不能显得优柔寡断、娘娘腔、懦弱或犹豫不决。 [42] 尼科洛相信，只要他听从了这个建议，他就能赢得人民的好感；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他就可以高枕无忧，知道不会有什么阴谋如噩梦般缠着他。 诚然，尼科洛提出的建议并不新鲜。其中大部分内容他不是在早期作品中说过，就是付诸实践了，如组建民兵。但《君主论》远远超过其各部分的总和。尼科洛把他十五年来在国务厅学到的东西整合在一起，让它们为一个“领主”而不是为共和国服务，从而成功地写出了一部真正的原创作品，并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君主之镜”传统，为美第奇家族面临的挑战提供了一个深刻而现实的解决方案。 尼科洛原本打算把《君主论》献给朱利亚诺·德·美第奇，但到1513年12月10日写信给韦托里时，他有了新的想法。在和菲利波·卡萨韦基亚讨论过这件事之后，他觉得把此书副本送到罗马可能会有风险。如果他这么做，朱利亚诺可能根本就不会读，或——更糟——教宗秘书皮耶罗·阿尔丁杰里可能会把这本书归功于自己。然而，尼科洛又不能不送给朱利亚诺一本。他的处境已经非常糟糕了。他需要朱利亚诺读到它，如果可能的话，还需要聘用他。但他似乎拿不定主意。 听了尼科洛对《君主论》的简短描述，韦托里提出可以帮忙。“如果您能把它寄给我，我将非常感激”，他在平安夜写道，“虽然我不是权威，但我认为能够对您的书做出判断；当缺乏知识和判断力时，感情和信任会弥补。” [43] 读完之后，他会告诉尼科洛他是否认为此书应该送给“伟人朱利亚诺”。 尼科洛对此表示感谢。几天后，他寄去了这部未完成的专著的原稿抄本，至少包括前十一章，也许多达十九章。这给韦托里留下了深刻印象。1514年1月18日，他写信给尼科洛：“我看过您的作品，非常喜欢。” [44] 即便如此，由于这是不完整的手稿，他觉得不能提出明确的意见——更不用说尼科洛是否应该把它送给朱利亚诺。尽管如此，它仍将成为一部精彩的作品。 尼科洛明显增强了信心，精神状态似乎有所改善。他充满活力，异常兴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继续就《君主论》勤奋写作，不时修改段落，并不断增加内容以回应政治形势的发展。例如，在得知一项拆除佛罗伦萨乡村要塞的提议后 [45] ，他在论防御工事的作用时增加了新的一章。 [46] 也许因为选出了一个满是美第奇信徒的执政团 [47] ，他还另写了两章，论述君主幕僚的组成和避免拍马屁的必要性。 [48] 现在他充满自信，在这些章节中穿插了一些明显自我推销的内容。虽然从来没有毛遂自荐，但他很清楚地表明，他正是一位君主所需要的那种管理事务的人。“这是能够被赋予治理任务的人”，他写道（显然是对《君主论》的认可），这种人“永远不应该考虑自己，而应该考虑君主，永远不应该关心任何与君主无关的事情”。 [49] 确实，美第奇家族有责任雇佣这样的人。“君主应该表现出对才能的尊重，”他指出，“鉴别有能力的人，表彰那些在他们所选择的职业中出类拔萃的人。” [50] 《君主论》即将完成，尼科洛找到时间尝试其他文学写作。在某个时候，很可能是早春的时候，他开始创作《十年纪第二》（ Decennale secondo ）。 [51] 从《十年纪第一》结束的地方开始，这是一部关于1504～1514年的诗歌史。 [52] 然而，尽管它是续集，但在风格上与前一部大不相同。可能是尼科洛对古典诗人的阅读影响，它的基调更具有“史诗”的自我意识。开场祷词并不是献给预定的受奉献者（似乎是佛罗伦萨），而是献给尼科洛的“缪斯”女神，他请求缪斯给予他灵感；它的场景中不是矮小、不完美的人，而是英雄、王国和帝国；它的戏剧是一个涵盖了灾难、成功和壮志未酬的宏大故事。特别是在回顾十年来几乎永无休止的战争——重新夺回比萨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时，它有时甚至让人觉得是荷马式的叙事。但它的主题与《十年纪第一》相似，而且与《君主论》也有显著的连续性。它的核心是命运的形象——残酷，反复无常，对美德视而不见，但仍然与上帝对人类的旨意吻合。尼科洛声称，正是她打倒了他的朋友安东尼奥·贾科米尼，贾科米尼在圣温琴佐战役（Battle of San Vicenzo）中击败了巴托洛梅奥·达尔维亚诺的军队，“现在，贫穷、衰老、失明/躺在家里，受到冷落和诬陷”。 [53] 最重要的是，在阿格纳德洛战役之后，也是命运摧毁了威尼斯的希望。在反思这一不可预见的逆转时，尼科洛动情地发出一个预言性的哀叹，无论是《十年纪第一》，还是《君主论》，都很应景。 啊，骄傲的人，永远面带傲慢 你拥有权杖和王冠，而对未来 你不知道一点儿真相。 你完全被眼下的渴望蒙蔽 如同眼睛蒙上一层厚厚的面纱 你看不见远处的东西。 由此可以知道， 天上的瞬间变化比寒热 更能改变人的状态， 因为如果你的谨慎 用于诊断疾病和寻找治疗 这种来自上天的力量将被取消。 [54] 尼科洛将继续揭示君主如何学会掌握命运的隐含承诺——如同他在《君主论》中所述——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意愿从未实现。可能因为不知如何处理美第奇家族的回归，或者出于对他将如何描述自己在佛罗伦萨历史上的角色的关心，他在讲到马克西米利安南下意大利后不久就中断了叙述，再也没有继续。 他还有其他许多事情要处理。他和韦托里保持着频繁的通信往来，他们的信又是闲聊式的，愉快和风趣，满是粗俗的闲话和自嘲的幽默。回到1月份，韦托里给尼科洛讲了一段意想不到的艳遇，这让尼科洛很开心。韦托里似乎因为没有邀请邻居——一个丧偶但“风韵犹存”的贵妇人——共进晚餐而受到朋友们的斥责。经过一番纠结，终于有天下午，他派了一个仆人去邀请她，希望她能在这个星期的某个晚上来。然而，令他吃惊的是，就在那天晚上，她带着十四岁的儿子和二十二岁的女儿科斯坦扎（Costanza）来了。经过起初的尴尬之后，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韦托里不禁注意到，科斯坦扎长得“非常漂亮”。晚餐结束时，他已经神魂颠倒地爱上了她。“我几乎成了这个科斯坦扎的俘虏，”他在1月18日告诉尼科洛，“从来没有见过比她更漂亮的女人，也没有见过比她更诱人的女人。” [55] 她“丰满而不消瘦，皮肤白皙，她的脸不尖也不圆……她优雅、愉快、风趣……爱笑”。 [56] 他知道自己很蠢。他已经四十岁，娶了妻，结了婚，女儿也到了适婚年龄。但他几乎被科斯坦扎迷住了。如果她见别人，他就嫉妒；当他俩在一起时，他花钱如流水——尽管他知道自己其实是在抢劫自己的家人。他甚至嘲笑这一切很荒唐。 尼科洛也有故事要讲。在精神状态恢复之后，他鼓起勇气在2月初回到佛罗伦萨，并急切地要回归他以前的生活方式。他把时间分配给他长期的情人拉丽西娅和名叫“多纳托·德尔科诺”（Donato del Corno）的商店，后者似乎已经兼营一家男性妓院。 [57] 事实上，他和他们待在一起的时间太多，以至于他担心自己会让他们感到不安。多纳托称他为“商店害虫”，拉丽西娅称他为“家庭害虫”。两边似乎都了解对方，至少拉丽西娅开始嫉妒了。她甚至嘲笑他对她不忠，嘲笑他那引以为豪的“智慧”。这给尼科洛出了个难题。他想继续见到他们俩（“作为朋友”，他声称），但他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到。然而，韦托里的建议是乐观的。 [58] 他不认为拉丽西娅会抛弃尼科洛。事实上，他确信她仍然爱他，不会给他吃闭门羹。但是，如果她真的那么生气，尼科洛就不应该浪费时间去安抚她。相反，他应该抓住一个名叫里乔的男孩——似乎是他在多纳托商店的常客。 尼科洛究竟有何行为还不得而知，但他的困境似乎并没有阻止他放纵自己的激情。2月25日，他给韦托里写了一封信，以“寓言”（ fabula ）的形式生动叙述了他最近的一次冒险。 [59] 然而，无论为了喜剧效果，还是仅仅出于品位，他都用假名掩盖了自己的身份，并用相当笨拙的隐喻掩盖了一些最露骨的性爱细节。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一天晚上，“朱利亚诺·布兰卡契”（Giuliano Brancacci，也就是尼科洛） [60] 出门希望能捉到一只“小鸟”——一个童妓男孩。 [61] 在“圣徒村”（Borgo Santi Apostoli），一个臭名昭著的风情区，没有发现“对他胃口的小鸟”，他继续往前走，在领主广场西端的“皮萨尼屋檐”（Tetto de’Pisani）下避雨。在那里，他找遍了“每个角落和缝隙”，最后，找到了一只看起来很像的“小画眉”。在确信这只鸟的性格很“大方”之后，尼科洛开始吻它，然后“梳理它尾巴的几根羽毛”。 然而，这只是开始。尼科洛抛开这个隐喻，解释说，他一完事，就问同伴的名字。“米凯莱”，男孩问答，康西利奥·科斯蒂（Consiglio Costi）的侄子。听了这话，尼科洛耍了个花招。他想到米凯莱在暗处看不清他的脸，便说自己叫菲利波·卡萨韦基亚，并借口身无分文，让米凯莱第二天去菲利波的店里取钱。当然，米凯莱对此深信不疑。第二天上午，他按时跑到菲利波的商店，索要他的钱。当然，菲利波不知道他是谁，拒绝付钱。但米凯莱——“狡猾多于愚蠢”——开始“申诉他受到的抚爱，最后他说如果菲利波毫无顾忌地欺骗他，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指控菲利波”有鸡奸行为。这可不是说着玩的。菲利波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他告诉米凯莱被骗了，并向他保证，如果他第二天再来，一切都会解决的。到眼下，米凯莱完全糊涂了；但他仍然希望能拿到钱，他同意再来。然而，菲利波却不知如何是好。他知道，如果他付给米凯莱一两个弗罗林让他闭嘴，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了自己没有犯过的罪，而且有可能在未来被讹走更多的钱。但他也知道，如果他不付钱，否认一切，他就必须向米凯莱和世人证明自己的清白。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指控别人和那个男孩交易，而不是和他自己。但如果他指控的对象错了，他就会陷入比以前更大的困境。经过再三考虑，他认为后一种做法可能更安全一些。幸运的是，菲利波猜测“布兰卡契”——尼科洛——必定是幕后黑手，在得到一个朋友“阿尔贝托·洛蒂”（Alberto Lotti）——恰巧也是米凯莱的一个亲戚——的帮助后，他想出了一个让布兰卡契羞愧且付钱的计划。 阿尔贝托把米凯莱叫到店里，问他如果听到那个自称菲利波的人说话，能否听出他的声音。男孩说“能”，阿尔贝托便带他去了哥伦巴雅的圣俨拉里奥，就在罗马门外面，人们都知道是尼科洛常去的地方。这是个合适的地点。虽然这座教堂供奉普瓦捷的圣希利亚（Saint Hiliary of Poitiers），但它的名字也有“圣欢”（Saint Hilarious）的意思——不会缺乏欢声笑语。当阿尔贝托和米凯莱到达时，他们发现尼科洛正坐在一张长凳上，“和三朋四友谈天说地”。阿尔贝托小心地从后面靠近他，设法让米凯莱凑上去听他的声音。就在这时，尼科洛转过身来。他一看到米凯莱，意识到自己被发现了，于是拔腿就跑，暴露了自己的罪过，完全为菲利波洗脱了罪名。然而，丑闻很快传开了，在整个狂欢节期间，佛罗伦萨人开玩笑地彼此问道：“你是布兰卡契还是卡萨？” 当然，并非所有这些都是真的，但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对尼科洛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当他与童妓男孩和妓女厮混时，他很乐意四处夸大自己的冒险经历，以博得别人一笑——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誉。在爱欲和笑声的推动下，他甚至着手写了两首狂欢歌曲——这是他很久没做过的事了。无疑受到他和韦托里与他们各自的情人在一起的美好时光的启发，他俩都以爱欲（ amore ），或者更确切地说，情欲（ passione ）为主题，两人都爱说尼科洛的朋友们非常欣赏的有趣的黄段子。第一首——《隐士》（ De’ romiti ）——从几周前蒙泰普尔恰诺的弗朗切斯科（Fra Francesco da Montepulciano）对大洪水的预言中得到启示。 [62] 得知这些荒谬的预言所造成的痛苦后，尼科洛和他的朋友——伪装成粗鲁的老隐士——从他们在亚平宁山脉的家来到了这座城市，并且，利用宗教歇斯底里，试图说服那里的妇女和他们一起躲到山里去。 涨起的水，将是为你死的人的眼泪， 被拣选的女士啊， 地震、雪崩和他们的悲伤， 将是爱的风暴和战争： 电闪雷鸣将成为你的眼睛， 那会将他们置于死地。 不要害怕其他什么伤害， 因为那将是要习惯的样子。 上天愿意拯救我们： 无论如何，真正看到魔鬼的人， 都会看到他较小的角，也不那么乌黑。 [63] 当然，隐士自己并不会天真到相信这些预言，但如果女士们完全相信他们，他们应该毫不犹豫地与她们一起登上“高山的顶峰”。 [64] 在山上，他们将成为她们的隐居之地，而当开始下雨时，她们几乎用不着忧虑。因为，就像好色的隐士们欢快暗示的那样，他们将忙于做爱而无暇顾及下面的水。 尼科洛的第二首狂欢歌曲《绝望的情人和女郎》（ Di amanti e donne disperati ）更加奥妙。 [65] 它以一群年轻女子和她们的情郎之间的对话为形式，将人们熟悉的单相思的诗意比喻变成了对恋人的一种恳求，在完成他们的激情之前不要等待。男人首先发言。他们被困在“地狱深处”，没有希望，胆战心惊，肮脏不堪。 [66] 然而，他们困在此处是自己选择的。当他们爱上这些女人，痛苦便折磨着他们，为了逃避痛苦，他们把自己交给了“死神”（infernal powers）。 [67] 他们的祈祷、眼泪和哭泣都不起作用，因为他们的爱人似乎渴望让他们痛苦。即使在地狱，也找不到这样的残忍。轮到女士们发言，她们抗议说，她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如此深地伤害她们的情人。事实上，她们深爱着这些男人，但出于名誉，她们不能公开表达。只有“愤怒而无耐心”的人才会认为情人受伤是她们的错。然而，失去追求者实在太可惜了，女士们继续跟随他们。 用音乐、歌曲和甜言蜜语 安抚心灵， 这样，当你们从地狱获得释放， 他们就会恢复你我的自由， 或者把你我当猎物下口。 [68] 然而这一切皆为徒劳。他们在地狱的痛苦中找到了一些安慰，他们既不听，也不愿跟她们说话。无论如何，为时已晚。女士们应该在有机会的时候采取行动；她们现在没有必要为自己的残忍行为而后悔。这是一次辉煌的逆转——也有明确的“道德”意味。在最后一节，女士们向女性读者（或听众）提出了以下建议—— 当你的爱人 与你的爱绑在一起， 为了不成为我们这样的彷徨者， 抛开所有的腼腆； 不要把他们送到那个被诅咒的国度； 因为那定罪的，必被天定罪， 受一样的刑罚。 [69] 这是尼科洛典型的粗俗、厌恶女性的幽默。只有他才能用这种单恋的诗歌来说服年轻女子，让她们相信基督徒的宽容迫使她们接受情人的性挑逗。 4月中旬——尼科洛对《君主论》做了最后润色——他的思绪从风流韵事转向了政治。阿拉贡的斐迪南的行动引起他的注意不是第一次了。在诺瓦拉战役后，斐迪南仍然对自己的失利耿耿于怀，并且担心如果他不控制北方，那不勒斯王国将会岌岌可危，于是他把目光放在了为孙子——奥地利的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erdinand of Austria）——获得米兰公国或威尼托的大部分领地上。 [70]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伦巴第西部保留了一支军队，以支持马克西米利安与威尼斯人的较量。但更令人惊讶的是，他还展开了孙子斐迪南和路易十二的小女儿蕾妮（Renée）联姻的谈判，希望借此获得法国对米兰的支持。这让教宗陷入恐慌。由于害怕西班牙的统治，就像害怕法国在意大利的存在一样，利奥十世一直努力使法国和英国和解，因为他相信，如果路易在国内的地位得到加强，他可能不太愿意与斐迪南就伦巴第问题达成协议。然而，尼科洛并不认同教宗的警示。如他4月16日对韦托里承认的，他不禁感到斐迪南的策略是弄巧成拙。 [71] 虽然国王正确地认识到，没有法国的帮助，他永远无法将瑞士人逐出米兰，但他没有意识到，路易不会同意进入意大利，除非他把米兰占为己有。此外，尼科洛认为，路易是否同意将米兰公国移交给奥地利的斐迪南是非常可疑的。事实上，他也不允许把它给任何人，尤其是教宗和皇帝。即使阿拉贡的斐迪南凭借自己的力量夺取了米兰公国，他仍然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尼科洛估计，要守住它，他至少需要两万名步兵和六千名骑兵；由于他和皇帝都召集不到这么多兵力，他不得不向法国求助。但很难相信路易会同意防守一个他人占有的公国。不管怎样，尼科洛觉得斐迪南将一无所获。不过，他很想听听韦托里对这件事的看法，尤其是这位大使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比他了解的多。 一个月后韦托里才回信。 [72] 他忙得不可开交，还绝望地爱上了科斯坦扎，没有时间回信。 [73] 不过，他大体上赞同尼科洛对局势的判断。以他惯常的啰唆，他也觉得这桩婚事不符合阿拉贡的斐迪南的利益。他还质疑它是否符合路易十二的利益——但在这一点上，他不愿意下结论，至少目前是这样。 结果，婚姻谈判很快就告吹了——主要是因为教宗的干涉——路易十二和亨利八世的妹妹玛丽·都铎（Mary Tudor）之间的一场新的联姻很快就要开始了。 [74] 无法确定尼科洛和韦托里是否讨论过这件事，因为他们的一些信件似乎已经丢失。然而，不难想象，他们会仔细权衡涉事各方的前景，并试图揣测新的格局对意大利脆弱的权力平衡将产生何种影响。 5月中旬，《君主论》终于完成了——至少是初稿。 [75] 在韦托里对前几章的赞扬的鼓舞下，以及他们最近对政治事务的讨论的进一步鼓励，尼科洛决定不仅要把这本书献给朱利亚诺·德·美第奇，而且要亲自送给他。这个月快结束的时候，他开始安排去罗马拜访韦托里，并在朋友的帮助下，争取见到“伟人朱利亚诺”。在这些令人激动的日子里，没有任何信件保存下来，但他的兴奋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他确信《君主论》会受到热烈欢迎，他多半期待重新得到人们的青睐——甚至有可能得到一份工作。 但事实并非如此。在6月初的某个时候，他收到韦托里的一封信，告诉他不要去。尽管信件已经丢失，但韦托里显然警告尼科洛，他仍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书，都不会受到欢迎。尼科洛深受打击。他拿起笔，给韦托里写了一封简短但情绪化的信，信中表明他异常沮丧。 [76] 他意识到没有人记得他为佛罗伦萨共和国服务过几年，也没有人相信他有什么用处，他只好待在原地，待在珀库西纳的圣安德里亚的“虱子”中间。但他知道，即使这样也无法持续下去。“如果上帝不再给我好脸色看，”他绝望地写道，“如果没有别的办法，我不久就会被迫离开家，去当总督的家庭教师或秘书，或者待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教孩子们读书，而让我的家人留在这里，就当我已经死去。” [77] 他想，没有他，玛丽埃塔和孩子们会过得更好。 韦托里同情尼科洛的困境。7月27日，他承诺将尽其所能提供帮助。 [78] 但两人都知道，他即使再试试也没有意义。尼科洛的处境是无可挽救的。他后悔在《君主论》一书上浪费了时间，从而陷入悲哀和自怜之中。将近两个月，他没有写过一行字——无论给韦托里，还是其他人。 当时玛丽埃塔有孕在身，她无疑想安慰他。但她的慈爱显然不合他的口味。也许她的温柔使他的罪恶感和失败感更加强烈；或者，遭到冷落只是让他变得自私和忘恩负义。他抛弃了家庭生活，从别人的怀抱中寻求安慰。很有可能的是，他会到佛罗伦萨去找拉丽西娅，或者只要有机会，就去多纳托·德尔·科诺的店里，跟其中一个小伙子待上一晚；但在珀库西纳的圣安德里亚，他最终找到了他需要的解脱。8月3日，他承认爱上了一个叫“拉塔法妮”（La Tafani）的女人，她很可能是尼科洛·塔法尼（Niccolo Tafani）的守寡妹妹。 [79] 大家都说她是个美人，他对她的感情并不是一时的幻想。正如他对韦托里说的，她“那么亲切、那么文雅、那么高贵——无论是天性还是为人——我对她的赞美和爱，从来没有达到她应得的程度”。 [80] 当他和她在一起时，其他一切似乎都无关紧要了。“尽管我快五十岁了，”他略带夸张地说，“烈日当头不会使我苦恼，崎岖的道路不会使我疲惫，夜间的黑暗也不会使我惊惶。什么事对我来说似乎都很容易，我适应她的每一个怪念头，甚至对那些与我的本意不同和相反的念头也是如此……”最重要的是，她帮助他忘记了失望的苦味。“我已把我一切痛苦的记忆抛在脑后”，他向韦托里透露。“我已宣布放弃……对重大而严肃的事情的想法。我不再喜欢阅读古人的事迹，也不再喜欢谈论古人的事迹”，就像他在写《君主论》时那样。现在这一切都已过去，一切都“变成了温柔的思想”。这就像生活在一个美丽的梦中，他恳求韦托里不要叫醒他。 [1] 在古代历史学家中，尼科洛青睐李维、塔西佗、色诺芬、撒路斯提乌斯、查斯丁、普鲁塔克、波利比乌斯、希罗多德。这从《君主论》中的引语和典故中可以明显看出。正如马西娅·柯利什恰当指出的，他的古典文献是“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学者们几乎不能忽视的一个主题”，现在的参考文献如此之多，即使试图提供一个完整的概览也是徒劳的。然而，想要了解尼科洛的知识和他涉及的作者和作品，以下是一个有用的起点。关于李维，见H. Whitfield，‘Machiavelli’s Use of Livy’，in T. A. Dorey（ed.）， Livy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1），pp.73-96。关于塔西佗，见K. C. Schellhase，‘Tacitus i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chiavelli’， Il pensiero politico 4（1971），pp.381-91；K. C. Schellhase， Tacitus in Renaissance Political Thought （Chicago 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ch. 1。关于色诺芬，见M. Simonetta，‘Machiavelli lettore di Tucidide’， Esperienze letterarie 22/3（1997），pp.53-68；W. R. Newell，‘Machiavelli and Xenophon on Princely Rule’， Journal of Politics 50（1988），pp.108-30；J. Tatum， Xenophon’s Imperial Fiction：On the Education of Cyrus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pp.3-33。关于撒路斯提乌斯，见G. Sasso， Machiavelli e gli antichi e altri saggi （Milan：Ricciardi，1986），vol.1，pp.441-60；Q. Skinner，‘Machiavelli’s Discorsi and the Pre-Humanist Origins of Republican Ideas’，in G. Bock，Q. Skinner and M. Viroli（eds.）， Machiavelli and Republicani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121-41；P. Osmond，‘Sallust and Machiavelli：From Civic Humanism to Political Prudence’， Journal of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23（1993），pp.407-38；B. Fontana，‘Sallust and the Politics of Machiavelli’，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24（2003），pp.86-108。关于波利比乌斯，见A. Momigliano，‘Polybius’ Reappearance in Western Europe’，in Polybe， Entretiens sur l’antiquité classique 20（Vandoeuvres-Geneva，1974），pp.347-72；J. H. Hexter，‘Seyssel，Machiavelli，and PolybiusⅥ：The Mystery of the Missing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 3（1956），pp.75-96；F. Gilbert，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Politics and History in Sixteenth-Century Florence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pp.320-1；G. Sasso， Studi su Machiavelli （Naples：Morano，1967），pp.161-280。关于荷马，见J. H. Geerken，‘ Heroic Virtue：An Introduction to the Origins and Nature of a Renaissance Concept ’（未发表博士论文，Yale University，1967），chs. 4-6。关于西塞罗的《论义务》，见M. Colish，‘Cicero’s De Officiis and Machiavelli’s Princ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9/4（1978），pp.81-93；J. J. Barlow，‘The Fox and the Lion：Machiavelli Replies to Cicero’，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20（1999），pp.627-45；W. Olmstead，‘Exemplifying Deliberation：Cicero’s De Officiis and Machiavelli’s Prince ’，in W. Jost and W. Olmstead（eds.）， A Companion to Rhetoric and Rhetorical Criticism （Malden MA：Blackwell，2004），pp.173-89。关于塞内加，见N. Wood，‘Some Common Aspects of the Thought of Seneca and Machiavelli’， Renaissance Quarterly 21（1968），pp.11-23；P. Stacey， Roman Monarchy and the Renaissance Prin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205-310。对尼科洛关于希罗多德的知识及其与希罗多德的关系的研究似乎相当缺乏。 [2] Lett .，p.304（no.140）；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64（no.224）. [3] 以下对《君主论》的分析基于Q. R. D. Skinner， Machiavelli ，new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23-53。 [4] Lett .，p.304（no.140）；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64（no.224）[amended]. [5] Lett .，pp.304-5（no.140）. [6]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20；21，23. [7]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1；Skinner， Machiavelli ，pp.26-7。 [8]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p.2。 [9]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p.2。 [10]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p.3。 [11]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p.1，pp.6-7。不久，几乎是事后才想到的，他指出一个普通公民也可以通过犯罪或“受到同胞的青睐”而成为君主，但这些都是罕见的情况，因此没有受到重视，Machiavelli， Il principe ，pp.8-9。 [12]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p.6。 [13]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p.7。 [14]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p.7。 [15]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p.15。F. Gilbert，‘The Humanist Concept of the Prince and the Prince of Machiavelli’，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11/4（1939），pp.449-83. [16] Gilbert，‘The Humanist Concept of the Prince’，p.453. [17] J.Dunbabin，‘Government’，in J.H.Burns（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c. 350-c. 145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477-519，here p.484. [18] Petrarch， Sen . 14.1；英译本可见B.G.Kohl and R.G.Witt（eds.）， The Earthly Republic：Italian Humanists o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Philadelphia P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78），pp.35-78。相关讨论见A. Steiner，‘Petrarch’s Optimus Princeps’， Romanic Review 25（1934），pp.99-111；E. Nelson，‘The problem of princely virtue’，in J. Hankins（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enaissance Philosoph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319-37，here pp.319-24。 [19] Stacey， Roman Monarchy ，p.160；Coluccio Salutati， Epistolario ，F. Novati（ed.），4 vols.（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1891-1911），vol.2，pp.11-46.进一步讨论，见D. De Rosa， Coluccio Salutati：il cancelliere e il pensatore politico （Florence：La Nuova Italia，1980），p.78，p.131；R. G. Witt， Hercules at the Crossroads：The Life，Works，and Thought of Coluccio Salutati （Durham 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83），pp.359-60。 [20] Bartolomeo Platina， De principe ，G. Ferraù（ed.）（Palermo：Il Vespro，1979）；相关讨论参见N. Rubinstein，‘The De optimo cive and the De principe by Bartolomeo Platina’，in R. Cardini，E. Garin，L. Cesarini Martinelli and G. Pascucci（eds.）， Tradizione classica e letteratura umanistica：per Alessandro Perosa （Rome：Bulzoni，1985），pp.375-89；repr. in N. Rubinstein， Studies in Italian History inthe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 ，vol.1，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Art and Politics ，G. Ciappelli（ed.）（Rome：Edizion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2004），pp.259-72；M. Viroli， From Politics to Reason of State：The Acquis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1250-160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259。 [21] Francesco Patrizi， De regno et regis institutione... （Paris：Pierre Vidoué and Galliot du Pré，1519）；相关讨论参见G. Chiarelli，‘Il De regno di Francesco Patrizi’， Rivista internzaionale di filosofia del diritto 12（1932），pp.716-38；A. Ceron， L’amicizia civile e gli amici del principe：lo spazio politico dell’amicizia nel pensiero del Quattrocento （Macerata：EUM，2011），pp.427-5；Viroli， From Politics to Reason of State ，pp.114-15，pp.116-18，p.120，pp.121-2。 [22] Giuniano Maio， De maiestate ，F. Gaeta（ed.）（Bologna：Commissione per i testi di lingua，1956）；相关讨论参见D. Lojacono，‘L’opera inedita De maiestate di Giuniano Maio e il concetto sul principe negli scrittori della corte aragonese di Napoli’， Atti della Regia Accademia di scienze morali e politiche di Napoli 24（1891），pp.329-76；S. Gentile，‘A proposito dell’edizione del trattato De maiestate di Iuniano Maio’， Filologia romanza 5/2（1958），pp.143-209。 [23] Giovanni Pontano， De principe ，ed. G. M. Cappelli（Rome：Salerno，2003）；相关讨论参见M. Roick， Pontano’s Virtues：Aristotelian Mor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Renaissance （London：Bloomsbury，2017），p.3，p.8，p.10，p.97，pp.157-8，p.166，p.172，p.174；G. Falvo，‘The Art of Human Composition in Giovanni Pontano’s De principe liber’， MLN 129/3（2014），pp.21-34；D. Canfora，‘Culture and Power in Naples from 1450 to 1650’，in M. Gosman，A MacDonald and A. Vanderjagt（eds.）， Princes and Princely Culture，1450-1650 ，2 vols.（Leiden：Brill，2003-5），vol.2，pp.79-96，here p.82，pp.84-5；Viroli， From Politics to Reason of State ，pp.111-13。 [24]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p.15. [25]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p.15. [26]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p.25。Skinner， Machiavelli ，pp.32-3；B.Spackman，‘Machiavelli and gender’，in J. M. Najemy（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chiavelli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223-38，here pp.225-6；H. F. Pitkin， Fortune is a Woman：Gender and Politics in the Thought of Niccolò Machiavelli （Berkeley 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27] 有关尼科洛对德行的理解的讨论，见R. Price，‘The Senses of Virtù in Machiavelli’，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4（1973），pp.315-45；Skinner， Machiavelli ，pp.38-40。 [28] 关于荣耀在尼科洛思想中的作用，参见R. Price，‘The Theme of Gloria in Machiavelli’， Renaissance Quarterly 30（1977），pp.588-631；V. A. Santi， La ‘Gloria’ nel pensiero di Machiavelli （Ravenna：Longo，1979）。 [29]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p.19. [30]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p.12。 [31]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p.13。 [32]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p.15，p.19。 [33] Skinner， Machiavelli ，p.40.尼科洛在他的章节标题中使用的拉丁词语是“liberalitas”“pietas”“fides”。在意大利语，他相应地译为“liberalità”“pietà”“fede”。 [34]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p.15. [35]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p.16。 [36]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p.17。 [37]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p.17。 [38] Petrarch， Sen . 14.1.11. [39] Seneca， De ira ，1.20.4；q. Lucius Accius， Atreus .参照Cicero， De off . 3.30.82； Phil . 1.34. [40]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18. [41]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18. [42]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p.19。 [43] Lett .，p.311（no.142）；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69（no.226）. [44] Lett .，p.319（no.144）；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76（no.228）.关于韦托里读的文本是哪个版本的问题，见J. M. Najemy， Between Friends：Discourses of Power and Desire in the Machiavelli-Vettori Letters of 1513-1515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p.176-85。 [45] H.C.Butters， Governors and Government in Early Sixteenth-Century Florence 1502-1519 （Oxford：Clarendon，1985），p.243. [46]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p.20. [47] J.N.Stephens， The Fall of the Florentine Republic，1512-1530 （Oxford：Clarendon，1983），pp.90-1. [48]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pp.21-2. [49]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p.22。 [50]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p.21。 [51] 《十年纪第二》的文本见Niccolò Machiavelli， Opere ，M. Bonfantini（ed.）（Milan and Naples：R. Ricciardi，1954），pp.1065-72。 [52] 写作日期见Machiavelli， Decennale secondo ，1-3；G. Inglese，‘Contributo al testo critico dei “Decennali” di Niccolò Machiavelli’， Annali dell’Istituto italiano per gli studi storici 8（1983-4），pp.115-73，here p.139。 [53] Machiavelli， Decennale secondo ，pp.43-4. [54] Machiavelli， Decennale secondo ，pp.181-92。 [55] Lett .，p.319（no.144）；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76（no.228）. [56] Lett .，p.325（no.146）；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79（no.230）. [57] Lett .，p.323（no.145）；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p.278-9（no.229）. [58] Lett .，p.326（no.146）；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80（no.230）. [59] Lett .，pp.327-30（no.147）；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p.280-2（no.231）.对此信的性维度的深入讨论，参见G. Ruggiero， Machiavelli in Love：Self，Sex and Society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Baltimore 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7），pp.98-103。然而，鲁杰罗（Ruggiero）似乎没有意识到尼科洛故事中的主人公实际上是尼科洛自己的伪装。见下条注释。 [60] 有人认为“朱利亚诺·布兰卡契”——此人当时在罗马——实际上就是尼科洛本人，见Najemy， Between Friends ，pp.272-3。 [61] Lett .，pp.327-30（no.146）；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p.281-2（no.230）. [62] 《隐士》原文可参见Niccolò Machiavelli， Opere ，C. Vivanti（ed.），3 vols.（Turin：Einaudi，1997-2005），vol.3，pp.28-9。可读性强的译文见Machiavelli， Chief Works ，vol.2，pp.880-1；J. Tusiani（trans.）， Lust and Liberty：The Poems of Machiavelli （New York NY：I. Obolensky，1963），pp.10-12。此诗的写作日期见A. Casadei，‘Note Machiavelliane’， Annali della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di Pisa ，classe lettere e filosofia，ser. 3，17（1987），pp.447-64，here p.460；F. Bausi， Machiavelli （Rome：Salerno，2005），p.155。有关蒙泰普尔恰诺的弗朗切斯科的预言，见 Lett .，p.308，p.323（nos.141，145）；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67，p.278（nos.225，230）；Stephens， The Fall of the Florentine Republic ，pp.77-8。关于尼科洛与这些预言的关系的讨论，参见O. Niccoli， Prophesy and People in Renaissance Italy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p.154-5。 [63] Machiavelli，‘ De’ romiti ’，23-33；引文有改编，见Machiavelli， Chief Works ，vol.2，p.881。 [64] Machiavelli，‘ De’ romiti ’，47；引文有改编，见Machiavelli， Chief Works ，vol.2，p.881。 [65] 《绝望的情人和女郎》的原文可参见Machiavelli， Opere ，Vivanti（ed.），vol.3，pp.23-4。译文见Machiavelli， Chief Works ，vol.2，p.879；Tusiani（trans.）， Lust and Liberty ，pp.5-6。此诗写作日期，见Bausi， Machiavelli ，p.154；O. Tommasini， La vita e gli scritti di Niccolò Machiavelli nellaloro relazione col machiavellismo ，3 vols.（Turin：Ermanno Loescher，1883-1911），vol.1，p.115。 [66] Machiavelli，‘Di amanti e donne disperati’，1-3；Machiavelli， Chief Works ，vol.2，p.879. [67] Machiavelli，‘Di amanti e donne disperati’，4-8；Machiavelli， Chief Works ，vol.2，p.879. [68] Machiavelli，‘Di amanti e donne disperati’，22-8；引文有改编，见Machiavelli， Chief Works ，vol.2，p.879。 [69] Machiavelli，‘Di amanti e donne disperati’，36-42；引文有改编，见Machiavelli， Chief Works ，vol.2，p.879。 [70] M.E.Mallett and C.Shaw， The Italian Wars，1494-1559：War，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2），pp.125-6；另见Butters， Governors and Government ，p.244；L. Simeoni， Le signorie ，2 vols.（Milan：Vallardi，1950），vol.2，pp.815-16。 [71] Lett .，pp.332-5（no.149）；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p.283-5（no.233）.此信初稿——有一些有趣的差别——也留存下来，保存在《里奇目录》（ Apografo Ricci ）中，收入 Lett .，p.335，n.1。 [72] Lett .，pp.336-42（no.151）；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pp.286-90（no.235）. [73] 此信第一部分描写了韦托里的风流韵事，但被朱利亚诺·德·里奇（Giuliano de’ Ricci）删了。 [74] 参见Mallett and Shaw， The Italian Wars ，p.126。 [75] 5月19日，执政委员会批准恢复民兵组织——这是该年早些时候教宗首次提出的提议（见Butters， Governors and Government ，p.234）。既然尼科洛在此日之后不会费心在《君主论》中为民兵辩护，那么此书一定是在这天之前完成的。见Tommasini， La vita e gli scritti di Niccolò Machiavelli ，vol.2.2，p.995。 [76] Lett .，pp.342-3（no.152）；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p.290-1（no.236）. [77] Lett .，p.343（no.152）；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90（no.236）[adapted]. [78] Lett .，pp.344-6（no.153）；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p.291-2（no.237）. [79] Lett .，pp.346-7（no.154）；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p.292-3（no.238）.对“拉塔法妮”身份的讨论，见R. Ridolfi， Vita di Niccolò Machiavelli ，3rd ed.，2 vols.（Florence：Sansoni，1969），vol.1，pp.247-9，pp.250-1。 [80] 此段及以下内容，见 Lett .，pp.346-7（no.154）；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93（no.238）。 21 极乐花园（1514.8～1519.3） 秋天不慌不忙地过去了。阳光——还是很热，但不是很辣了——会在珀库西纳的圣安德里亚洒下一片慵懒的金色。除了偶尔有马车隆隆地向佛罗伦萨驶去之外，在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之间，唯一的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如果还有什么的话，那就是磨坊的轮子在缓慢地转动；砖窑闲站在那儿；甚至酒馆里，通常挤满了酒色之徒，也没有几个人。附近的田野里，葡萄藤长得很结实，玉米棒也耷拉着脑袋睡着了。没有微风吹动树叶，没有猎人惊吓画眉。只有潺潺的流水声才会打破寂静。 尼科洛沉入一种惬意的麻木状态，把过去抛在脑后。他不顾玛丽埃塔的责备，继续在拉塔法妮热情的拥抱中度日。他被她的美貌迷住了，因爱情的欢乐陶醉了，他成功地把一切政治思想从心中赶走了。他懒得写作，甚至什么书也不读。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感到心满意足。 然而，庄稼刚收割完，悲伤就再次萦绕在他心头。也许收成不及他的预期，也许他的佃户付不起租金，也许只是因为拉塔法妮对他开始冷淡了。 [1] 无论什么原因，总之，他的悲惨处境折磨着他。夜幕降临，北风刮起，他暗自思忖着自己失去的地位，以及得不到的宽恕。令他恼火的是，当美第奇家族享用佛罗伦萨的繁华时，却连桌上的面包屑都舍不得给他一点。到了冬天，他再也无法忍受。12月4日，他给韦托里寄去一封满是伤感的便函，哀叹命运。“如果您现在还像以前那样爱我，”他痛苦地写道，“您就会明白我的生活是多么肮脏和可耻——而不会不感到愤慨。” [2] 巧合的是，韦托里就在前一天从罗马给他寄来一封信。 [3] 这封装在邮递员的鞍袋里的信跋山涉水，不仅重新点燃了他对政治的兴趣，也点燃了他东山再起的希望。和过去一样，韦托里经常需要尼科洛的帮助来解决棘手的外交问题。鉴于路易十二决心恢复米兰公国，韦托里问道，教宗应该做些什么来“保持他所期待的教会在精神和世俗领域的尊严”？ [4] 他是否应该与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国王和瑞士人结盟来对抗法国国王？他应该与路易十二结盟对抗其他列强还是应该保持中立？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韦托里毫不怀疑尼科洛能够应对挑战。“虽然您离开工坊已经两年了，”他深情地打趣说，“我相信您没有忘记手艺。” [5] 他几乎是不经意地建议尼科洛，把他的回答处理得好像是要让教宗阅读一样。当然，这只是他们过去用来集中讨论某个问题的一种有趣的方式。但这一次则要另当别论。韦托里没有告诉尼科洛的是，他实际上是应红衣主教朱利奥·德·美第奇的要求写的，后者几乎肯定会与教宗分享尼科洛的建议。 尼科洛并不推辞。几天之内，他经过深思熟虑给出了一份详尽的回复。 [6] 他认为，尽管美第奇家族欠了阿拉贡的裴迪南的人情，但与法国的敌人结盟可能并不符合教宗的最佳利益。他们的机会很渺茫。与路易十二相比，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国王和瑞士人只能召集少量的军队。即使有利奥的支持，他们也不太可能赢；如果战败，复仇心重的路易肯定会立即召集宗教大会谴责——甚至可能废黜——战败的教宗。然而，如果他们真的奇迹般地打败了法国人，那将意味着教会和意大利的毁灭。虽然瑞士人很可能会让利奥保留他的领土，但他们会让他的教士们遭受难以言表的虐待，而且，只要他们——肯定如此——把费拉拉或卢卡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意大利的自由就会被彻底摧毁。 [7] 尼科洛认为，教宗与法国结盟要好得多。有了他的支持，路易的胜利就有了保证。当法国人从西面向伦巴第挺进时，他可以用舰队将一支庞大的军队转移到托斯卡纳，并与威尼斯人从东南部发起协同进攻。迫于两条战线的压力，瑞士人和西班牙人不可能坚持太久，尤其如果米兰人同时起义的话。一旦米兰公国被占领，路易——他的诚信无懈可击——无疑会遵守他所同意的任何条件。尼科洛相信他不会向教会征税，并会努力与教宗保持良好关系，以防范未来的任何危险。既然中立是不可能的，尼科洛就毫不犹豫地建议利奥站在法国一边。 韦托里不会无动于衷。然而，他也担心尼科洛的期望太高。尽管他和许多佛罗伦萨人一样，可能会同情他朋友的建议，但他意识到罗马人已经开始反对与法国结盟。就在上个月，有消息称，教宗从帝国皇帝手中买下摩德纳，这一举动，再加上洛伦佐试图为自己娶一位西班牙新娘，被认为是对路易十二野心日益反感的标志。 [8] 因此，在把尼科洛写给红衣主教朱利奥的信递呈之前，韦托里认为最好提醒尼科洛，命运是多么变幻无常。他一如既往地圆滑老练。他在12月15日写道，在过去的几天里，他一直在读两年前西吉斯蒙德·迈尔（Sigismund Mayr）出版的蓬塔诺的《论命运》（ De fortuna ）。 [9] 在书中，蓬塔诺已经表明，“时运不济，才能、远见、毅力和其他美德都毫无用处”。韦托里声称，在罗马，每天都能看到这方面的例证。出身低微、不学无术和知识浅薄的人占据着“权力的高位”，而贵族和有学问的人则很少得到应有的认可。 [10] 当然，这是痛苦的，但也无可奈何——特别是尼科洛。虽然他已经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但韦托里暗示，如果他的这次努力没有得到回报，他也不必太难过。这并不会影响他的能力，上帝迟早会结束他的苦难，他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安慰。 尼科洛已经怀疑自己可能说错了话。12月20日，他又给韦托里发了一封信，更充分地审视了中立的前景。 [11] 然而，他的结论还是不变。尽管他知道许多人都在敦促教宗采取中立路线，但他无法让自己对这条路线持赞同态度。他想不起过去何时中立是一件好事；事实上，“它一直是一种极具破坏性的政策，因为它肯定会输”。 [12] 原因很简单。尼科洛解释说（并重申了《君主论》中的观点），当你试图在交战双方之间采取中立立场时，你是在要求憎恨和蔑视。 [13] 交战之一方会始终认为，“由于他所提供的服务，或者由于你与（他）有某种长期的同盟关系，因而你不得不与他荣辱与共；而如果你不站在他一边，他就会怨恨你”。 [14] 与此同时，交战的另一方会“鄙视你，因为他认为你胆小、优柔寡断，你会立即被视为无足轻重的盟友和不值得害怕的敌人；因此，无论谁赢了，都会毫不犹豫地攻击你”。 [15] 鉴于此，尼科洛重申了他的观点：教宗应该站在法国一边。 写完此信后不久，尼科洛收到了韦托里12月15日的信。他读着信，心往下沉。他能看出韦托里想要告诉他的是什么，他非常后悔把第一封信的错误和第二封信混在一起。他匆忙给韦托里写了张便条，承认蓬塔诺是对的：对于命运想要折磨的人，她会用障碍来折磨他，用机会来诱惑他——就他自己来说，两者兼而有之。 [16] 如果命运有意愿让美第奇家族雇佣他——无论在佛罗伦萨还是国外……无论为了他们的私事，还是为了公共事务——他会满足的，但她显然对他另有打算。不过，他还没有放弃希望。他对自己说，尽管事情看起来很惨淡，但还是有微弱的机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12月30日，韦托里告知他好消息。 [17] 尽管罗马存在反法情绪，但尼科洛的建议还是得到了采纳。“您的两封信……被教宗和红衣主教比别纳和美第奇看过，”韦托里解释说，“大家都对写信人的智慧感到惊讶，并称赞他的判断力。”诚然，他们还没有提出任何雇佣要求，但是，“受到大人物的好评”，毫无疑问，他们将来会对尼科洛大有帮助。 尼科洛没等多久就有了机会。1515年1月1日，路易十二在长时间的痛风发作后去世，由他的堂弟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也称弗朗索瓦一世）继位。 [18] 尽管弗朗西斯只有二十岁，但他很快就证明了他和前任一样对重建米兰充满期待。在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Charles of Habsburg）结盟后，他宣布要远征伦巴第。 [19] 当然，他遭到了马克西米利安、阿拉贡的斐迪南和瑞士人的反对。但教宗仍然试图左右逢源。在公开表示支持反法联盟的同时，他秘密与弗朗西斯展开谈判，提出改变效忠对象，以换取承认教宗对帕尔马、雷吉奥、摩德纳和皮亚琴察的主权。此时，尼科洛已经回到佛罗伦萨，听说利奥打算把这些城市委托给朱利亚诺，朱利亚诺也承诺让保罗·韦托里成为他的一个总督。 [20] 尼科洛几乎没想过有更好的机会了。他不失时机地向保罗献计献策，朱利亚诺应该如何统治他的新领地——显然是希望他们中的一个能在新一届美第奇政府中给他一个职位。 [21] 就像在《君主论》中一样，尼科洛认为，朱利亚诺的主要关注点应该是他那些城市的统一。根据尼科洛的观察，只要每个城市都保留自己的公民身份意识和自己的政府机构，朱利亚诺就无法指望他的臣民忠诚；但是，如果他把它们统一起来，训练它们把自己看作一个整体，他的权威将是毋庸置疑的。他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中的一个实现这一点：亲力亲为或任命一名副手代表他管理所有这些城市。后者是切萨雷·波吉亚的首选。据尼科洛回忆，在征服罗马涅后，他任命拉米罗·德·洛尔夸为总督，这个决定“把这些城市统一起来，让它们害怕他的权威，喜欢他的权力，并相信他的权力”。尼科洛没有提及拉米罗的腐败及其在切萨雷手下的惨死，他补充道，他们（对切萨雷）的爱都源于这个决定。 [22] 保罗·韦托里当然是这个角色的最佳人选。尼科指出，如果他被选中，他不仅会给朱利亚诺带来荣誉，还会看到他的名声传遍整个意大利。保罗当然很高兴。 在一两个星期内，尼科洛似乎相信他的政治复兴即将到来。尽管朱利亚诺似乎没有给他任何保证，但流言很快就传开了，他将为美第奇家族服务——似乎保罗·韦托里起了促成作用。尼科洛几乎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之情。他的书信，长期以来因自怜而黯然失色，再次充斥着淫秽笑话和巧妙的双关语。受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爱情冒险故事的启发，他甚至用奥维德和彼特拉克的语言写了一首诗来描述他自己对拉塔法妮的（单恋？）爱。 年轻的射手（丘比特）多次尝试， 用他的箭射中我的胸膛； 他就这样寻欢作乐——不顾一切 以伤害所有人为乐。 虽然世上没有一颗钻石 能抵挡他的箭镞的锐利， 然而现在它击中的物体如此之强， 几乎不考虑弓箭的力量。 于是，他满腔怒火， 为了展示他精湛的技艺， 他更换了箭筒、长弓和箭杆； 他用尽全力让箭飞起来， 我至今还感受到它造成的痛苦； 因此，我坦白并承认他的威力。 [23] 但是，就在尼科洛的成功似乎唾手可得时，它却被无情地夺走了。2月14日，教宗秘书皮耶罗·阿丁赫利（Piero Ardinghelli）警告朱利亚诺不要雇用他： 昨天，红衣主教（朱利奥）德·美第奇非常仔细地问我是否知道阁下要让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为您服务；我回答说我不知道，也不相信，尊贵的大人就对我这么说：“我也不相信；既然没有佛罗伦萨方面的报告，我要提醒他，这对他和我们都没有好处。这一定是保罗·韦托里捏造的……写信告诉他，就我而言，我建议他不要和尼科洛有任何瓜葛；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教导他该怎么做，我是出于对他的爱。” [24] 尼科洛的失望可想而知。但他并没有绝望。如果朱利亚诺和教宗都不接受他，他们年轻的亲戚洛伦佐可能仍然愿意给他一个机会。自1513年后期掌管佛罗伦萨事务以来，洛伦佐表现出一种独立于罗马亲戚行事的倾向。由于没能娶到西班牙新娘，他明显倾向于与法国联姻——部分原因是他意识到这也是许多佛罗伦萨人渴望的。就在最近，他还设法任命自己为佛罗伦萨民兵的总司令。因为从职业上讲，普通公民是不允许担任这种职务的，所以这需要某种独创性。 [25] 在说服七十人议会授权“八人委员会”——取代“十护卫”——再雇佣五百名士兵后，他强迫“八人委员会”任命他作为他们的司令官。这样，扩大他的指挥范围以涵盖整个民兵组织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不可否认，他的任命引起了很大的反对声浪。许多人担心洛伦佐计划利用民兵组织建立自己的暴君形象。但对尼科洛来说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由于重建民兵组织的立法是按照他近十年前起草的法案制定的，所以现在邀请他就如何运作部队向洛伦佐提供建议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他兴致勃勃地投身这项工作。到7月初，他已经提交了一份简报，现在被称为《条例刍议》（ Ghiribizzi d’ordinanza ）。 [26] 这份报告和他以前写民兵的文章一样详尽具体。虽然报告只留存了一部分，但幸存下来的片段准确地解释了各种目的需要多少士兵，如何将他们分成几个军营，以及他们应该驻扎在哪里。现在还不能确定洛伦佐是怎么做的，但至少他的反应似乎是积极的。 [27] 然而，在尼科洛还没来得及利用这一新形势之前，弗朗西斯一世就发动了他期待已久的对伦巴第的入侵。他翻越了崎岖的蒙热内夫尔山口（Col de Montgenèvre），在离萨卢佐（Saluzzo）十五公里的维拉弗兰卡（Villafranca），意外抓获了普洛斯彼罗·科隆纳（Prospero Colonna）率领的一支米兰军队。 [28] 在随后的溃败中，科隆纳被俘，他的大部分骑兵也被围歼。瑞士人感到惊恐，退回米兰。弗朗西斯继续向前挺进。经过短暂的围城，诺瓦拉被攻占，几天后，一支法国军队被派往提契诺（Ticino）河岸，从南边包围米兰。 利奥十世的领土要求被拒绝后，他于7月加入了反法联盟；现在，弗朗西斯的军队危险地逼近，教宗立即派遣教会军队北上，保卫皮亚琴察免受可能的攻击。 [29] 佛罗伦萨的民兵奉命跟随，而洛伦佐自然冲锋在前。但利奥对他下达了严格的命令，让他留在托斯卡纳——教宗担心，如果允许洛伦佐加入，后者可能会被引诱成为叛徒。就在几个星期前，洛伦佐给弗朗西斯写信，向法国国王保证他的忠诚和效力。利奥怀疑洛伦佐可能打算单独与法国谈判，因此禁止他的使臣离开佛罗伦萨。 [30] 既然战争已经开始，教宗不想冒任何风险。当然，洛伦佐非常愤怒。作为报复，布里亚（Brea）拒绝让朱利亚诺——被任命为教宗军队的总司令——使用佛罗伦萨军队保卫帕尔马和皮亚琴察。朱利亚诺突然病倒，争执达到了顶点。尽管洛伦佐是接替他的最佳人选，但教宗明确表示，他希望派红衣主教朱利奥取而代之。直到8月初，利奥才最终被说服任命洛伦佐为其军队的指挥官。 [31] 然而，即使在那时，教宗仍有严重的疑虑。 当洛伦佐到达皮亚琴察时，教宗的军队已经和卡多纳率领的西班牙军队会合了。 [32] 这大大增强了他的实力，但不久之后，一支由佛罗伦萨的老对手，巴托洛梅奥·达尔维亚诺率领的威尼斯军队与法国人会合，而为了准备对皮亚琴察的联合进攻，他们在洛迪（Lodi）驻守，距离弗朗西斯在马里尼亚诺（Marignano）的营地只有十五公里。洛伦佐知道，即使有卡多纳的帮助，他也几乎没有机会对抗这样的军队。但是，两军还没来得及交火，瑞士就介入了。9月13日早晨，正当弗朗西斯试穿一套新盔甲时，一名侦察员跑进了他的帐篷，告诉他瑞士军队正向马里尼亚诺进发。几小时之内，他们就会赶到。弗朗西斯不免惊慌。他拿起剑，立即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瑞士人摆出一副令人生畏的样子。尽管他们人数不多，衣衫不整，有的还光着脚，但他们的自信却使法国人心惊胆战。他们似乎并不在意自己几乎没有炮兵，也没有骑兵。他们挺起戟，向弗朗西斯前锋直冲而去。一场激战开始。法国人对这次进攻的力量感到惊讶，发现他们的炮火对如此迅速的进攻毫无用处，于是开始撤退。二十六岁的波旁公爵（duc de Bourbon）发起冲锋才阻止了这场溃败。 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疲惫不堪的交战双方就在战场上扎营，躺在死人和伤员之中。黎明时分，号角声再次召唤他们披挂上阵。瑞士人再次取得主动权，向法军防线猛扑过去，似乎并不在意炮弹落在他们中间。弗朗西斯的军队发现无法抵抗这群乌合之众的残暴，开始失去信心。连国王都不确定自己能坚持多久。但眼看就要战败的时候，弗朗西斯的盟友威尼斯人突然出现在战场上。他们投入战斗，使天平向法方倾斜。寡不敌众的瑞士人退却了。 弗朗西斯大胜——虽然有点勉强。几周后，他顺利进入米兰，他获得了一枚奖章，上面刻着“ Vici ab uno Caesare victos ”（我打败了那些只被恺撒打败过的人）。 [33] 随着西班牙和教宗军队撤退，他甚至有可能向南挺进托斯卡纳，将美第奇家族赶出佛罗伦萨。 [34] 但弗朗西斯现在已经完成了他的主要目标，不想一味逞强。10月，他向教宗提出了条件。为了换取帕尔马、皮亚琴察和承认他对米兰公国的统治，弗朗西斯将把教宗国、佛罗伦萨和美第奇家族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利奥是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从不吹毛求疵。他认为，如果意大利必须由某个人统治，那最好是弗朗西斯，而不是斐迪南或马克西米利安。正如尼科洛在12月敏锐指出的那样，他至少可以指望弗朗西斯不要过分地骚扰教会。他表示接受弗朗西斯的提议，同意在圣诞节前不久在博洛尼亚会见国王。 在北上的途中，利奥在佛罗伦萨稍作停留，以一种气派的方式进入这座城市。 [35] 他经过的路上建起了宏伟的凯旋门，对教宗所谓的美德进行了讽喻性的描绘，乐队演奏专门谱写的歌曲，人文主义演说家也发表了颂扬他的精彩演讲。欢迎的盛况在佛罗伦萨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但欢迎仪式也很空洞。这与利奥的雄心在马里尼亚诺所遭受的毁灭性打击以及他在佛罗伦萨的地位所受到的侵蚀是不相符的。如果教宗在穿过这座城市的路上，不为这些华丽的场面所迷惑，他会看到每面墙上都有反美第奇的涂鸦，还会听到许多厌倦了资助注定失败的军事冒险的人发出的嘲笑的喊声。 在所有的美第奇家族成员中，只有洛伦佐在这场冲突中脱颖而出，他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在向弗朗西斯保证了他的忠诚之后，他几乎没有参与战争的实际行动，现在他尝到了王室恩宠的甜头。当他到帕维亚（Pavia）去拜会弗朗西斯时，他受到了尊敬和款待 [36] ，而且，后来在米兰举行的许多庆祝活动中，他成功地使自己成为国王和教宗之间的非正式调停人。他行事灵活，没有为自己要求任何东西——甚至连年金都没有，只是通过奉承和劝说，说服国王默许了美第奇家族在教宗国重新巩固了权力，而更令人惊讶的是，教宗计划将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雷（Francesco Maria della Rovere）从乌尔比诺驱逐出去，并将公国授予他——也就是洛伦佐。 尼科洛无疑希望分享洛伦佐的好运。在马里尼亚诺战役之后的几个星期里，他在佛罗伦萨耐心地等待着某种感激的表示，某种友谊的标志。但什么也没有。起初，他很痛苦。11月19日，他向乔瓦尼·维纳奇抱怨说，命运给他留下的“只有家人和朋友”。 [37] 但他很快就振作了起来。毕竟，当时洛伦佐被国家事务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他有比已下台的第二国务秘书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那他也不会受到指责。尼科洛需要做的就是提醒洛伦佐，他的建议在过去是多么有价值——以及他将来会有多大用处。 幸运的是，尼科洛正是这么做的。1516年1月初，他把《君主论》重新献给洛伦佐。虽然正文的大部分内容没有改变，但他可能已经在马里尼亚诺战役期间增加了一章，而且，为了更醒目地推荐自己，他现在还附了一封作为序言的优雅的书信。这是一篇充满谄媚之词的散文杰作，值得在此引述。 我很想为阁下献上一份我对您忠心耿耿的礼物，在我所有的东西中，我还没有发现有什么东西比我对伟人事迹的了解更珍贵，我对伟人事迹的了解是我通过对当代事务的长期了解和对古代世界的不断研究而获得的；这些问题我已经认真地分析和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我把它们总结在一本薄薄的小书里，呈献给阁下……我没有使用圆润的句号、令人印象深刻的大词，也没有使用许多人习惯于用来描述或装饰自己的作品的甜言蜜语或多余的装饰，来美化或填塞这本书；因为我的志向是不让任何东西使我的书与众不同，仅仅通过内容的多样性和主题的严肃性使它受到欢迎。我也不希望一个地位低微的人胆敢谈论君主应该如何统治……会被认为是冒昧，因为，就像画风景的人让自己身处平原来研究高山和高地的性质，要研究低洼的土地，他们就让自己身处高山一样，因此，要充分理解人民的本性，就必须是一位君主；而要充分理解君主的本性，就必须是普通公民。 所以，大人，请屈尊收下我送您的这份小礼物；如果您认真阅读并仔细考虑，您会发现我热切地希望您能达到命运之神和您的其他品质所承诺的卓越地位。如果大人您从那巍峨的峰顶俯瞰这些低洼的地方，您就会意识到，我不得不忍受命运的巨大而持久的恶意，而这是多么冤屈。 [38] 尼科洛相信此举可以达到目的，他静下心来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将他的书作为礼物。2月15日，他写信给维纳奇，再次哀叹自己在家人和朋友面前变得多么无用；不过，话锋一转他又说：“我在等待时机，一旦好运降临，我可以准备抓住她……” [39] 但尼科洛的希望这次彻底破灭了。几十年后，历史学家里卡尔多·里卡迪（Riccardo Riccardi）写道，去给洛伦佐送《君主论》时，尼科洛到达美第奇宫的时机不好，当时正好有人给这位年轻的领主大人送了一对猎狗。 [40] 洛伦佐是一个眼光敏锐的猎人，他被猎狗迷住了，甚至连尼科洛的书都没看一眼。尼科洛感到这是莫大的耻辱，几乎无法承受。他恼羞成怒地走了出去，发誓再也不跟美第奇家族有任何瓜葛。他们自寻死路，他才不管呢。那天晚上，他告诉朋友，他不是那种煽动叛乱的人，但如果美第奇家族拒绝了他的建议，发现自己陷入阴谋之中，他也不会感到惊讶。正如里卡迪指出的，他几乎想要《君主论》为他复仇。 在佛罗伦萨，很多人都和尼科洛一样感到恐慌，如果不像他那么失落的话。其中就有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他也为美第奇家族显然不愿加强他们在佛罗伦萨的地位而感到不安。在《如何确保美第奇的执政地位》（ Del modo di assicurare lo stato ai Medici ）一书中，他特别指责洛伦佐蔑视这座城市，未能安抚民众，最重要的是，他拒绝信任像尼科洛这样忠诚的前官员。 [41] 虽然圭恰迪尼提出的补救方法与尼科洛在《君主论》中提出的建议相距甚远，但他似乎也相信，除非洛伦佐改变方式，否则美第奇家族可能会陷入困境。 然而，令尼科洛失望的是，这些可怕的预见太离谱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洛伦佐越来越强大。3月，利奥十世正式剥夺了弗朗西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雷在教宗国的财产，一场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很快展开。在马克西米利安当月晚些时候入侵意大利北部的帮助下，美第奇的军队迅速推进；6月初，洛伦佐成了乌尔比诺的主人。8月18日，他正式被授予公爵头衔。根据保罗·乔维奥的说法，有传言说他还想征服卢卡和锡耶纳，这样他的领土就可以从亚得里亚海延伸到地中海； [42] 而德国学者和冒险家乌尔里希·冯·赫顿（Ulrich von Hutten）甚至担心他可能会加冕为托斯卡纳的国王。 [43] 为庆祝洛伦佐的胜利，人们举行了盛大的节庆（ ferie ），但是，像许多佛罗伦萨人一样，尼科洛可能没有参加。他回到珀库西纳的圣安德里亚，被痛苦和绝望折磨。 [44] 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洛伦佐身上，但他现在所拥有的只是破碎的梦想。就连他自己也看得出来，他的政治生涯终于结束了。他几乎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无精打采地在乡间游荡，没有方向，也没有目标，是个随波逐流的人。他一向对外表很讲究，现在也不再关心了。他几乎不读书，书信也不回，常常一搁就是几星期。他后来向乔瓦尼·维纳奇承认，他有时一个月都不关注自己——更不用说考虑别人了。 [45] 看到他如此苦恼，尼科洛的朋友试图给他找些事情做帮他振作精神。10月，保罗·韦托里——刚刚被任命为教廷舰队指挥官——要求他去里窝那执行一项任务。这背后隐藏着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几个月前，埃及被奥斯曼帝国占领，在科西嘉和撒丁岛之间看到土耳其船只，引发了人们对穆斯林在地中海西部扩张的担忧。 [46] 当利奥十世集结力量发起新的对奥斯曼帝国的十字军征讨时，韦托里负责准备舰队。诚然，在这部大戏中，尼科洛的作用很小。从留存下来的一封信可知，他按要求做的只是为韦托里的到来做准备，并询问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是否有奥斯曼船只的进一步证据。 [47] 但韦托里希望让尼科洛再次感到有事可做——也许还能让他想起以前的生活。 毫无疑问尼科洛很欣赏这种态度。但事实上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既然已经放弃了重返国务厅的希望，他就再也不想浪费时间去追逐过去的幽灵了。他背离美第奇家族日益不信任的朝廷，为他不安的精神寻找新的出路——远离忘恩负义的政治舞台。 正是在奥里塞拉里花园尼科洛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这个被高墙环绕的与世隔绝的小花园，隐藏在鲁切拉伊宫（Palazzo Rucellai）后面，在新圣母玛利教堂和普拉托门之间，是麻烦世界中的宁静绿洲。 [48] 茂密的树挡住了阳光，即使在最炎热的日子里，这里也很凉爽。珍稀植物从遥远的国度引进，所以“古典文献中提到的所有物种”都有了代表，碎石铺成的道路上排列着古代英雄的半身像——其中许多是在罗马发掘出来的。 [49] 这儿充满了和平与安宁。除了喷泉的潺潺声和微风中树叶的沙沙声，几乎听不到别的声音。 对于那些寻求安宁的人来说，这里是天堂。彼得罗·克里尼托回忆说，在那里，坐在“古老的冬青树下，远离嫉妒争斗”，一个人可以沉浸在“诗人的恩典”中，也可以“不受忧虑的影响，悠闲地学习”。 [50] 但这不仅仅是一个世外桃源。自1514年以来，这里活跃着一个非正式的联谊团体，聚集在年轻的贵族科西莫·鲁切拉伊（Cosimo Rucellai）周围。 [51] 差不多十年前，科西莫的父亲贝尔纳多也曾把这里当作类似的文人聚会场所（ cenacolo ），如今这里已成为佛罗伦萨文化生活的中心之一，也是那些有政治倾向人士的避风港。它的成员各有不同。 [52] 它绝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仅仅是美第奇政权的反对者经常光顾，它欢迎各种信念的人。热情的共和主义者毫不费力地与美第奇家族的朋友——甚至亲戚——相处，他们的兴趣反映了他们社会背景的广泛程度。除了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弗朗切斯科·卡塔尼·达·迪亚克托（Francesco Cattani da Diacceto）和他的亲戚雅各布和弗朗切斯科（“内罗”），还有诗人路易吉·阿勒曼尼（Luigi Alamanni）、未来的历史学家扎诺比·邦德尔蒙蒂（Zanobi Buondelmonti）、翻译家兼道学家安东尼奥·布鲁乔利（Antonio Brucioli）、文人乔瓦巴蒂斯塔·杰利（Giovanbattista Gelli）、文献学家詹乔治·特里西诺（Giangiorgio Trissino）、老派贵族弗朗切斯科·吉德蒂（Francesco guidtti）和希腊学者乔瓦尼·拉斯卡里斯（Giovanni Lascaris）。 [53] 尼科洛何时加入奥里塞拉里花园团体尚不清楚。虽然他可能早在1514年就开始参加他们的聚会，但直到在里窝那执行任务后，他才定期参加。他是如何成为其成员的也同样不清楚。直到1516年秋天，除了内罗·达·迪亚克托（Nero da Diacceto）——尼科洛是通过菲利波·卡萨韦基亚 [54] 认识的，他在信中没有提到任何奥里塞拉里的常客。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完全不认识尼科洛，尤其一些年长的成员。他很可能在多年前在佛罗伦萨大学遇到过拉斯卡里斯一两次，也很可能在弗朗切斯科·卡塔尼·达·迪亚克托1498年和1510年担任地方法官期间至少和他有过点头之交。 [55] 但他们很难被说成朋友，其他很多人都太年轻，在1516年年中之前跟他没有交集。然而，逆境往往会造就奇特的友谊，一旦尼科洛受到欢迎，年龄和背景的差异很快就被忽略了。 在秋日的阳光下，尼科洛和朋友们躺在草地上，热烈而轻松地讨论着古典历史或哲学，或者兴高采烈地听着其中一位成员吟诵他最新的诗歌。有时，他们甚至会安排演出一场戏。这对尼科洛的影响是戏剧性的。摆脱悲伤后，他发现，在学术切磋和青春活力的令人陶醉的氛围中，不仅有一种新的文学成就感，还是一个长期寻求的宣泄的机会。 虽然尼科洛可能对同伴们的一些更深奥的哲学问题感到困惑，但他被他们关于命运和改变、人性和“美德”的观点吸引。当然，这些都是他过去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但现在他似乎用新的眼光来看待它们——并认为这是一种应对近年来的挫折的方式。 好几个月来，尼科洛第一次拿起笔，开始写一首雄心勃勃的长诗《驴子》（ L’asino ）。 [56] 受卢修斯·阿普列乌斯（Lucius Apuleius）《金驴记》（ Metamorphoses ）的启发，这部未完成的史诗以“三行诗”（terza rima）的形式写成，将这些主题编织成一篇既华丽又凡俗的神话故事。在简短的开场白之后，匿名的叙述者讲述了他如何发现自己意外地被困在一个神秘的岛屿上，他被喀耳刻（Circe）的一个侍女救了出来，并迅速被带到她的女主人的魔法领地。在和那个无名女孩激情一夜之后，他被介绍给那些碰巧在喀耳刻的王国里出现，却被喀耳刻变成动物的人。有一只猫，“由于太过耐心”，失去了它的猎物—— ……一条龙深感不安， 不停地翻来覆去， 一会儿向右边，一会儿向另一边。 ……一只狐狸，恶毒而又讨厌， 至今还没有发现可以捉住它的网； 还有一只科西嘉的狗对着月亮吠叫。 [57] 甚至还有一只狮子，它“割掉了自己的爪子，拔掉了自己的牙齿”，还有一只“为自己这么小而伤心的小老鼠”。然而，最让人心酸的是一头猪，它的鼻子上“沾满了屎和泥”，它断然拒绝了侍女要它变回人形的要求。 [58] 叙述者开始讲述自己变成驴子的过程，但刚要开讲，故事就中断了。 [59]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此书内涵丰富。尽管情节上大致参照了阿普列乌斯的原著，但大部分喜剧都来源于尼科洛芜杂的用典，这些典故与其他古典和白话诗歌作品里的人物和比喻相似。 [60] 例如，故事发生在喀耳刻的小岛上，很明显与荷马的《奥德赛》（ Odyssey ）有关，而奥里塞拉里花园尼科洛的朋友无疑会发现许多与阿里奥斯托（Ariosto）的《狂暴的奥兰多》（ Orlando furioso ） [61] 语句上的呼应，但是，让他们感到有趣的是，他的叙述者既不勇敢也不高尚。他胆怯、好色、粗鲁，事实上，他与一个史诗般的英雄恰恰相反，他的冒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的不幸）远没有启迪的意义。女仆的情况也差不多。尽管她从但丁的《神曲》（ Commedia ）和彼特拉克的《歌集》（ Canzoniere ）中借鉴了一些有趣的东西，但她与贝阿特丽丝（Beatrice）和劳拉（Laura）的不同之处是可以想象的。与其说她是纯洁的，不如说是傲慢无礼和放荡的。虽然尼科洛的语言有时有意识地模仿他的参照作品的精练，但也只是用来强调随之而来的粗话的幽默感。 但《驴子》也是对佛罗伦萨政治和社会的尖锐批判。这首诗刚写了三十行，尼科洛就用一个寓言故事打断了序言，影射他自己最近在美第奇家族手中遭受的苦难。 [62] 此书的风格与薄伽丘的《十日谈》（ Decameron ）差不多，讲述“就在佛罗伦萨”的一个年轻人，他不停地东奔西走——正如尼科洛疯狂追求参与政治一样。他的父亲想尽了一切办法来救治他，但一点效果也没有。最后，一个庸医答应治好他的病；因为就像医生（美第奇），那些承诺会带来好处的人总是被相信一样，他的父亲很高兴地“把这件事交给了那个家伙”。医生把香水喷到他的鼻子上，又从他头上抽血，说这个年轻人好多了，这也许反映了尼科洛被逐出国务厅和遭监禁的事。四个月来，一切似乎都很好。但当他进入马尔泰利大道时，“他可以看到拉伽大道”——美第奇宫耸立在那儿——这个可怜的家伙开始以从未有过的方式跑起来，就像尼科洛自己开始精力充沛地谋求职位的时候，他觉得美第奇家族可能有机会再次聘用他。下一节中，叙述者在喀耳刻岛上的觉醒，反映了尼科洛在洛伦佐·德·美第奇拒绝《君主论》之后的觉醒。虽然他发现自己所处的世界似乎很奇怪，尼科洛——就像叙述者——很快开始更清楚地看到人性。读者很快就意识到，喀耳刻把游客变成了动物，它们代表着佛罗伦萨的政治精英，它们奇怪的行为反映了美第奇政权的腐败和邪恶行为。 [63] 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辛辣的讽刺了。但它真正的力量只有在最后才显现出来。就像那头猪解释的那样，一个理性的人宁愿像一头肮脏的野兽一样生活，满身是屎，也不愿再次经历佛罗伦萨政治领域的嫉妒和恐惧。而且，通过暗示，叙述者变成了一头驴，不仅反映了尼科洛对自己过去生活的放弃，也证明了他过去是多么愚蠢。然而，现在他完全变了个人。他从官场的牢狱中逃出来，放下一切野心，以诗人的崭新姿态获得了荣耀和自由。 [64] 考虑到尼科洛多情的天性，他热衷于爱情主题，因而对奥里塞拉里花园团体的迷恋也就不足为奇了。也许是受到弗朗切斯科·卡塔尼·达·迪亚克托《爱情颂》（ Panegyricus in amorem ）的启发 [65] ，或者受到路易吉·阿勒曼尼后来收录在他的《弗罗拉》（ Flora ）中的淫秽笑话的启发 [66] ，尼科洛将他的激情运用到一系列生动的喜剧中，使他的朋友们哄堂大笑。他的第一部作品可能是特伦斯的《安德里亚》译本的修订版。 [67] 虽然从著述年表上很难确定，但很有可能他在此之后又创作了两部模仿经典的作品，但后来都遗失了。第一部可能是《钱包》（ La sporta ）。 [68] 据说这部作品基于普劳图斯不完整的《一坛黄金》（ Aulularia ），很可能是一场典型的闹剧，充满了一群老套的角色。 [69] 在普劳图斯的原著中，吝啬的尤利奥（Eulio）试图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名叫米加多罗斯（Megadorus）的富有的邻居，却不知道她已经怀上了米加多罗斯贫穷的年轻侄子里孔尼得（Lyconides）的孩子。然而，在尼科洛的笔下，即使是充满活力的喜剧也可以变成对佛罗伦萨政治和社会的批判。他“遗失”的第二部戏剧《面具》（ Le maschere ），从概念上讲是对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云》（ Clouds ）的粗俗的复述，却恶意地嘲笑佛罗伦萨的重要人物在知识上的自负，几乎到了诽谤的地步。 [70] 然而，在尼科洛这一时期创作的喜剧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曼陀罗》（ Mandragola ）。 [71] 这部五幕剧讲述了一个关于欲望、诡计和迷信的可笑故事。卡利马科·瓜达尼（Callimaco Guadagni）是一位年轻的佛罗伦萨人，最近刚从巴黎回来，他听说卢克雷齐娅（Lucrezia）长相很美，她是富有但头脑迟钝的律师尼西亚·卡夫奇（Nicia Calfucci）的妻子，他们没有孩子，卡利马科想亲自去见她。令他惊讶的是，她比他想象的还要漂亮。“他欲火焚身……渴望和她相爱” [72] ，他得到了利古里奥（Ligurio）的帮助，利古里奥是一个不择手段的骗子，也恰好是尼西亚的朋友。经过一番周旋，他们俩终于想出一个诱骗卢克雷齐娅与卡利马科上床的巧妙计划。卡利马科乔装成一名医生，提出帮助卢克雷齐娅和尼西亚怀上一个孩子，方法是服用曼陀罗草根制成药剂——这是治疗不孕症的一种传统疗法。问题是，卢克雷齐娅喝药之后第一个和她上床的人就会死（至少卡利马科是这么说的）。因此，他们需要找一个不知情的傻瓜来取代尼西亚。作为一个正直的主妇，卢克雷齐娅自然反对通奸的主意，特别是与一个陌生人，但在她母亲的压力下，她最终被说服了。卡利马科再次伪装成一个不幸的年轻人，然后让自己被绑架并“拖到”卢克雷齐娅的床上。她为他的性能力感到高兴，当他在一阵悔恨中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时，她建议他们成为情人。尼西亚当然被蒙在鼓里。事实上，他如此感激卡利马科的“牺牲”，甚至把自己家的钥匙给了他，这样年轻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来去。在戏的结尾，卢克雷齐娅——热切盼望生个孩子——在教堂接受忏悔神父的祝福，牧师得到的回报是一大笔捐款。 某种程度上，这是对当时道德伪善的尖锐讽刺。 [73] 因为相信即使是最诚实正直的人也会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美德，尼科洛用他笔下的人物来嘲弄佛罗伦萨人为自己发明的社会规范。他首先把目光投向了一位受人尊敬的律师——这个城市资产阶级精英们最喜欢的人。当伪装成医生的卡利马科首先向尼西亚提供药方时，律师嫉妒他的体面，不愿出卖他的妻子；但他如此渴望一个儿子，如此害怕失去自己的生命，就很快同意拉皮条。更令人震惊的是，他对他们将要绑架的年轻人的生命毫不关心。忠实的妻子是下一个要戳穿的神话。尽管卢克雷齐娅不无勉强，但她也愿意为了孩子而无视婚姻誓言，而她刚在卡利马科的怀抱中度过一夜的快乐，就永远抛弃了她的丈夫。同样地，那位精明的母亲也很容易上当受骗，而虔诚的神父也被揭露为一只狡猾的狐狸，他愿意为了一把硬币而放弃宗教原则。只有年轻的卡利马科还有一点体面，但即使这一点也不值得称道。他良心的痛苦来得太晚，而且很快就被爱人的拥抱平息。 在另一层面上，《曼陀罗》也是一个政治寓言。一些学者指出，此剧与《君主论》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认为，它可以被解读为要求洛伦佐·德·美第奇（卡利马科）“将佛罗伦萨（卢克雷齐娅）拥为己有，给她，可以说，她需要的政府”。 [74] 但是，将这部剧解读为对美第奇政权日益严重的暴政的暗中攻击，可能更有说服力。在奥里塞拉里花园尼科洛的朋友看来，卢克雷齐娅这个人物会立刻让人想起罗马女子卢克蕾提亚，她被塞克斯图斯·塔昆涅斯（Sextus Tarquinius）——骄傲的罗马国王塔昆涅斯（Tarquinius Superbus）的小儿子——强暴，激起了卢修斯·朱尼厄斯·布鲁图斯（Lucius Junius Brutus）推翻君主制，建立罗马共和国。 [75] 虽然尼科洛可能颠倒了性别角色，但《曼陀罗》的象征意义本质上是相同的。而卢克雷齐娅与尼西亚不育的婚姻则象征着佛罗伦萨屈从于美第奇家族的暴政 [76] ，而她对卡利马科的屈服，寓言性地证明了任何旨在恢复城市自由的图谋都是正当的。卡利马科几乎可以肯定是以希腊诗人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的名字命名的，这表明尼科洛想要拥有文学才赋的奥里塞拉里花园的成员有所作为。 不管尼科洛是否有意严肃对待这些煽动性的暗示，但发泄不满对他是有好处的。他仍然时常感到情绪消沉。在1518年1月25日给乔瓦尼·维纳奇的一封信中，他哀叹自己已经沦落到这样一种境地——既不能为自己做什么，也不能为别人做什么。 [77] 但他还是接受了自己政治上的失败，开始作为诗人和剧作家的新事业。更重要的是，他在奥里塞拉里花园结交了一些真正的朋友。他们不仅分享了他对美第奇政权的蔑视，也分享了他对古典文学的品味，他对爱情冒险的喜爱及恶作剧式的幽默感。最重要的是，他们给了他希望——他因此而爱他们。 多年来，他第一次想要旅行。1517年12月17日——在聚会暂停时——他写信给路易吉·阿勒曼尼，告诉他计划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去佛兰德斯（Flanders）旅行。 [78] 有时，他写道，他们聚在一起，热情地讨论这个问题，以至于他们都觉得自己已经在去那里的路上了。 他甚至准备再接受一些任务——尽管是商业性质，而不是外交性质的。1518年3月1日，他与朱利亚诺·布兰卡奇和尼科洛·德利·阿利（Niccolò degli Agli）前往热那亚，代表一个名叫尼科洛·萨尔维蒂（Niccolò Salvetti）的羊毛商人解决了一场关于付款的争吵。 [79] 这与过去的外交使命有很大的不同，但会给他带来一些收入，而且重操旧业也有益处。路上，他热情洋溢，与同伴愉快地聊天，甚至告诉他们他写作《驴子》的情况。 他即使不幸福，至少也觉得满足——而他的眼睛终于不再盯着过去，而是看着未来。 [1] 值得注意的是，12月4日，他请求韦托里帮他找到一个叫乔瓦尼的人，拉塔法尼与他订了婚，但后来乔瓦尼去了罗马，“对婚姻和妻子都毫不在意”。拉塔法尼的兄弟尼科洛希望乔瓦尼要么回到他的未婚妻身边，要么与她断绝关系，并归还他得到的嫁妆。事情现在变得重要起来，这至少表明，拉塔法尼和她的家人不再愿意忍受她目前不合规矩的生活方式。如果她对尼科洛的热情还像以前那样炽烈，就很容易让人猜想，她也许不会那么愿意坚持让未婚夫回归或放弃。 Lett .，p.350（no.156）；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95（no.240）. [2] Lett .，p.350（no.156）；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95（no.240）. [3] Lett .，pp.348-9（no.155）；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p.293-4（no.239）. [4] Lett .，p.348（no.155）；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94（no.239）. [5] Lett .，p.349（no.155）；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94（no.239）[adapted]. [6] Lett .，pp.351-61（no.157）；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p.295-302（no.241）. [7] Lett .，p.356（no.157）；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99（no.241）. [8] H.C.Butters， Governors and Government in Early Sixteenth-Century Florence 1502-1519 （Oxford：Clarendon，1985），pp.248-9. [9] Lett .，pp.361-3（no.158）；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p.302-3（no.242）. Giovanni Gioviano Pontano， De fortuna （Naples：Sigismund Mayr，1512）.此信的进一步讨论，见J. M. Najemy， Between Friends：Discourses of Power and Desire in the Machiavelli-Vettori Letters of 1513-1515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p.308-9。 [10] Lett.，p.362（no.158）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302（no.242）. [11] Lett .，pp.363-7（no.159）；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p.303-5（no.243）. [12] Lett .，p.364（no.159）；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303（no.243）. [13]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pp.19，21. [14] Lett .，p.364（no.159）；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304（no.243）. [15] Lett .，p.364（no.159）；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304（no.243）. [16] Lett .，pp.367-8（no.160）；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306（no.244）. [17] Lett .，pp.369-70（no.161）；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307（no.245）. [18] J.M.Najemy， A History of Florence，1200-1575 （Oxford：Blackwell，2008），p.430；Butters， Governors and Governmen t，pp.249-50；R. Devonshire Jones， Francesco Vettori：Florentine Citizen and Medici Servant （London：Athlone Press，1972），p.109；Francesco Guicciardini， Storia d’Italia ，12.10，C. Panigada（ed.），5 vols.（Bari：G. Laterza & Figli，1929），vol.3，pp.338-42. [19] M.E.Mallett and C.Shaw， The Italian Wars，1494-1559：War，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2），p.127. [20] Lett .，p.374（no.163）；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 313（no.247）. [21] Lett .，pp.374-5（no.163）；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313（no.247）. [22] 参照上一章。即使考虑到尼科洛在《君主论》中对波吉亚的推崇，他对拉米罗·德·洛尔夸的关注也有点令人惊讶。很难相信他真的希望保罗·韦托里模仿这样一个令人讨厌的人物，一些学者认为他的建议一定具有讽刺意味，而拉米罗的例子是为了警告保罗放弃整个计划。但正如巴伦（Baron）、布莱克和霍恩奎斯特指出的那样，这完全没有道理。如果尼科洛已经放弃在美第奇家族谋得职位的希望，他只能讽刺性地表达意见。Najemy， Between Friends ，pp.330-4；R. Black， Machiavelli （Abingdon：Routledge，2013），p.123；M. Hörnqvist， Machiavelli and Empir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285 n.42；H. Baron，‘The Principe and the puzzle of the date of chapter 26’， Journal of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21（1991），pp.83-102，here pp.98-100. [23] Lett .，p.372（no.163）；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p.311-12（no.247）[amended].对这首十四行诗的进一步讨论，见Najemy， Between Friends ，pp.325-8。 [24] C.H.Clough， Machiavelli Researches ，Pubblicazioni della Sezione Romanza dell’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Studi 3（Naples，1967），p.39；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529，n.12. [25] 以下讨论得益于Butters， Governors and Government ，p.265。对洛伦佐的任命的进一步讨论，见A. Giorgetti，‘Lorenzo de’ Medici Capitano Generale della Repubblica fiorentina’， ASI ser. 4，11-12（1883），pp.194-215；R. C. Trexler and M. E. Lewis，‘Two Captains and Three Kings：New Light on the Medici Chapel’， Studies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History ，n.s. 4（1981），pp.93-177。 [26] Niccolò Machiavelli， Opere politiche ，vol.3，L’arte della guerra. Scritti politici minori ，J.-J. Marchand，D. Fachard and G. Masi（eds.）（Rome，2001），pp.585-7；J.-J. Marchand，‘I Ghiribizzi d’ordinanza del Machiavelli’， La Bibliofilia 73（1971），pp.135-50.尽管之前人们认为这份报告是给保罗·韦托里写的，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尼科洛打算让洛伦佐·德·美第奇本人阅读——见F. Bausi， Machiavelli （Rome：Salerno，2005），p.312；Black， Machiavelli ，p.125； Niccolò Machiavelli，De principatibus ，G. Inglese（ed.）（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il Medioevo，1994），pp.9-10，n.16。 [27] 阿特金森和塞斯声称《条例刍议》没能打动洛伦佐·德·美第奇。我觉得并非如此。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洛伦佐的态度，但从次年尼科洛的《君主论》中可以推断出洛伦佐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如果《条例刍议》受到了冷遇，尼科洛肯定不会考虑再次去碰运气。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309. [28] Guicciardini， Storia d’Italia ，12.12，Panigada（ed.），vol.3，pp.351-2；Mallett and Shaw， The Italian Wars ，p.128. [29] 以下内容，尤见Najemy， History of Florence ，p.431；Butters， Governors and Government ，pp.268-71；Devonshire Jones， Francesco Vettori ，p.113；Giorgetti，‘Lorenzo de’ Medici’，pp.212-13。 [30] Francesco Vettori， Scritti storici e politici ，E. Niccolini（ed.）（Bari：G. Laterza & Figli，1972），p.169；Devonshire Jones， Francesco Vettori ，p.113. [31] H.Reinhard， Lorenzo von Medici，Herzog von Urbino，1492-1515 （Freiburg：Waibel，1935），p.52. [32] Mallett and Shaw， The Italian Wars ，pp.128-30. [33] 有关这枚奖章，见M. A. Jones， A Catalogue of French Medals in the British Museum ，vol.1，1402-1610（London：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1982），p.218，p.222。 [34] J.N.Stephens， The Fall of the Florentine Republic，1512-1530 （Oxford：Clarendon，1983），p.102. [35] Najemy， History of Florence ，p.432；Butters， Governors and Government ，p.273；I. Ciseri， L’ingresso trionfale di Leone X in Firenze nel 1515 （Florence：Olschki，1990）；J. Cox-Rearick， Dynasty and Destiny in Medici Art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p.34-6；A. M. Cummings， The Politicized Muse：Music for Medici Festivals，1512-1537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pp.67-82；J. Searman，‘The Florentine Entrata of Leo X，1515’，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38（1975），pp.136-54. [36] Vettori， Vita di Lorenzo de’ Medici，duca di Urbino in Scritti storici e politici ，pp.259-72，here p.266. [37] Lett .，p.377（no.165）；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314（no.249）. [38]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pr. [39] Lett .，p.378（no.166）；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315（no.250）. [40] 里卡迪关于猎狗的故事最初见Niccolò Machiavelli， Lettere familiari ，E. Alvisi（ed.）（Florence：Sansoni，1883），p.xiv。相关讨论，见‘ The Prince’ by Niccolò Machiavelli with Related Documents ，W. J. Connell（ed.）（Boston：Bedford/St Martin’s，2005），p.142；C. H. Zuckert， Machiavelli’s Politics （Chicago 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7），p.42 n。 [41] Francesco Guicciardini， Del modo di assicurare lo stato ai Medici，in Guicciardini，Dialogo e Discorsi del Reggimento di Firenze ，R. Palmarocchi（ed.）（Bari：G. Laterza & Figli，1932），pp.267-81. [42] Paolo Giovio， De vita Leonis decimi pont. max. libri quattuor. His ordine temporum accesserunt Hadriani sexti pont. Max. et Pompeii Columnae cardinalis vitae ...（Florence：Lorenzo Torrentino，1551），p.95. [43] Ulrich von Hutten，‘Exhortatio viri cuiusdam doctissimi ad Principes，ne in Decimae praestationem consentiant’，in Sämmtliche Werke [= Opera quae extant omnia ]，E. J. H. Münch（ed.），6 vols.（Berlin and Leipzig：J. G. Reimer，1821-7），vol.2，pp.547-54，here vol.2，p.553. [44] Butters， Governors and Government ，p.278. 45 Lett.，pp.379-80（no.168）；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316（no.252）. [45] Lett .，pp.379-80（no.168）；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316（no.252）. [46] K.M.Setton，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4 vols.（Philadelphia PA：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76-84），vol.2，p.171. [47] Lett .，pp.378-9（no.167）；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315（no.251）. [48] 到目前为止，对奥里塞拉里花园作为花园和聚会场所的最好研究，见R. M. Comanducci，‘Gli Orti Oricellari’， Interpres 15（1995-6），pp.302-58。 [49] F.Gilbert，‘Bernardo Rucellai and the Orti Oricellari：A Study on the Origin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12（1949），pp.101-31，here p.114.这篇文章收于F. Gilbert， History：Choice and Commitment （Cambridge MA：Belknap Press，1977），pp.215-46。 [50] Pietro Crinito，‘Ad Faustum de Sylva Oricellaria’，63-6；引文见Comanducci，‘Gli Orti Oricellari’，pp.356-8。 [51] Gilbert，‘Bernardo Rucellai and the Orti Oricellari’. [52] 关于奥里塞拉里花园团体新成员的组成与特征，见Gilbert，‘Bernardo Rucellai and the Orti Oricellari’；F. Gilbert，‘The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Machiavelli’s Discorsi’，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4（1953），pp.135-56 [repr. in Gilbert， History：Choice and Commitment ，pp.115-33]；D. Cantimori，‘Rhetoric and Politics in Italian Humanism’，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1（1937），pp.83-102；R. von Albertini， Das florentinische Staatsbewusstsein in Übergang von der Republik zum Prinzipat （Bern：Francke Verlag，1955），pp.67-85；G. Lucarelli， Gli Orti Oricellari：epilogo della politica fiorentina del quattrocento e inizio del pensiero politico moderno （Lucca：M. Pacini Fazzi，1979）；L. M. Bartoli and G. Contorni， Gli Orti Oricellari a Firenze：Un giardino，una città （Florence：Edifir，1991）；R. M. Comanducci， Gli Orti Oricellari （Rome：Salerno，1997）；H. Stein，‘Historical Writing and Community among the Orti Oricellari’（未发表博士论文，Johns Hopkins University，2015）。 [53] 有关这些人物，通常见Gilbert，‘Bernardo Rucellai and the Orti Oricellari’。关于弗朗切斯科·卡塔尼·达·迪亚克托，参见P. O. Kristeller，‘Cattani da Diacceto，Francesco，detto il Pagonazzo’， DBI ，vol.22（Rome，1979）， ad voc .；‘Francesco da Diacceto and Florentine Platonis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Miscallanea Giuseppe Mercati 4（Vatican City，1956），pp.260-304；Gilbert，‘Bernardo Rucellai and the Orti Oricellari’。关于扎诺比·邦德尔蒙蒂，见G. De Caro，‘Buondelmonti，Zanobi’， DBI ，vol.15（Rome，1972）， ad voc 。关于路易吉·阿勒曼尼，见H. Hauvette， Luigi Alamanni. Sa vie et son oeuvre （Paris：Hachette，1903）。关于雅各布·达·迪亚克托，见P. Malanima，‘Cattani da Diacceto，Iacopo’， DBI ，vol.22（Rome，1979）， ad voc 。关于安东尼奥·布鲁乔利，见G. Spini， Tra Rinascimento e Riforma. Antonio Brucioli （Florence：La Nuova Italia，1940）；É. Boillet（ed.）， Antonio Brucioli：humanisme et évangélisme entre réforme et contre-réforme：actes du colloque de Tours ，20-21 mai 2005（Paris：Honoré Champion，2008）；Cantimori，‘Rhetoric and Politics’。 [54] Lett .，p.199（no.103）；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186（no.172）. [55] Kristeller，‘Cattani da Diacceto，Francesco，detto il Pagonazzo’. [56] Niccolò Machiavelli， Tutte le opere ，M. Martelli（ed.）（Florence：Sansoni，1971），pp.954-76；trans. in Chief Works ，vol.2，pp.750-72. [57] Machiavelli， L’asino ，7.28-33； Chief Works ，vol.2，p.767. [58] Machiavelli， L’asino ，7.115-8.151； Chief Works ，vol.2，pp.769-72. [59] 尼科洛留下的诗并不完整，很可能是因为对自己的诗可能会如何被接受没有把握。1518年3月3日，朱利亚诺·布兰卡奇在给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的信中表示，尼科洛担心他最终会为他的诗付出代价，得不到任何回报。R. Ridolfi， Vita di Niccolò Machiavelli ，3rd ed.，2 vols.（Florence：Sansoni，1969），vol.2，p.502，n.7；Bausi， Machiavelli ，p.148. [60] 对《驴子》中的文学性回忆的精彩讨论，参见A. Russell Ascoli and A. M. Capodivacca，‘Machiavelli and Poetry’，in J. M. Najemy（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chiavelli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190-205，here pp.198-200，pp.202-3，p.204。 [61] 尼科洛对阿里奥斯托的温和嘲弄产生于一种真诚的钦佩，中间夹杂着些许的愤怒。1517年12月17日，他写信给当时在罗马的卢多维科·阿拉曼尼，赞扬了阿里奥斯托的诗歌，但批评了阿里奥斯托对诗人的鉴赏力。“近来，”他写道，“我一直在读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奥兰多》；整首诗真的很好，许多段落都很精彩。如果他和您在一起，请代我向他问好，并告诉他，我唯一的抱怨是，在他提到这么多诗人时，他将我漏掉了，好像我是个混蛋，他在《疯狂的奥兰多》里对我做了我不能在我的《驴子》里对他做的事。” Lett .，p.383（no.170）；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318（no.254）. [62] Machiavelli， L’asino ，1.28-90. [63] 事实表明——即使可能——也很难确定这些动物到底指谁。见Giovambattista Busini， Lettere a Benedetto Varchi sopra l’assedio di Firenze ，G. Milanesi（ed.）（Florence：Le Monnier，1860），p.243；B. Richardson，‘Two notes on Machiavelli’s Asino’，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40（1978），pp.137-41；Bausi， Machiavelli ，pp.151-2。 [64] Machiavelli， L’asino ，8.82-7. [65] 《爱情颂》原文可参见Francesco Cattani da Diacceto， Opera omnia ，T. Zwingler（ed.）（Basel：H. Petri and P. Pernam，1563），pp.130-8。卢克·戴茨精彩的英译可参见J. Kraye（ed.）， Cambridge Translations of Renaissance Philosophical Texts ，2 vol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vol.1，pp.156-65。 [66] Luigi Alamanni， Flora ...（Florence：Lorenzo Torrentino，1556）；收于Luigi Alamanni， Versi e prose ，p.Raffaelli（ed.），2 vols.（Florence：Le Monnier，1859），vol.2，pp.321-403。 [67] 尽管现存的手稿可以追溯到1525年7月，但人们注意到，这部更早文本的抄本，可能是尼科洛在奥里塞拉里花园时期写的。Black， Machiavelli ，p.194，pp.345-6，n.104；Bausi， Machiavelli ，p.272；P. Stoppelli， Machiavelli e la novella Belfagor. Saggio di filologia attributiva （Rome：Salerno，2007），pp.80-1；P. Stoppelli， La Mandragola：storia e filologia （Rome：Bulzoni，2005），pp.40-1；P. Stoppelli，‘La datazione dell’ Andria’，in G. Barbarisi and A. M. Cabrini（eds.）， Il teatro di Machiavelli （Milan：Cisalpino，2005），pp.147-99；M. Martelli，‘La versione machiavelliana dell’Andria’， Rinascimento ，s. 2，8（1968），pp.203-73；Richardson，‘Two Notes’，pp.323-4，p.329. [68] 相关讨论见Black， Machiavelli ，p.186。 [69] R.L.Martinez，‘Comedian，tragedian：Machiavelli and traditions of Renaissance theatre’，in Najemy（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chiavelli ，pp.206-22，here p.207. [70] 关于《面具》，见R.L.Martinez，‘Comedian，tragedian：Machiavelli and traditions of Renaissance theatre’，in Najemy（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chiavelli ，p.207。F. Bausi，‘Machiavelli e la commedia fiorentina del primo Cinquecento’，in Barbarisi and Cabrini（eds.）， Il teatro di Machiavelli ，pp.1-20；E. Raimondi， Politica e commedia：il centauro disarmato （Bologna：Il Mulino，1998），pp.82-4，p.111；P. Godman， From Poliziano to Machiavelli：Florentine Humanism in the High Renaissance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p.241. [71] Machiavelli， Tutte le opere ，Martelli（ed.），pp.868-90；trans. in Chief Works ，vol.2，pp.776-821. [72] Machiavelli， Mandragola ，1.1； Chief Works ，vol.2，p.780. [73] H.C.Mansfield，‘The Cuckold in Machiavelli’s Mandragola’，in V. B. Sullivan（ed.）， The Comedy and Tragedy of Machiavelli：Essays on the Literary Works （New Haven CT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pp.1-29. [74] Martinez，‘Comedian，tragedian’，p.215；T. A. Sumberg，‘Mandragola：An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23（1961），pp.320-40；A. Parronchi，‘La prima rappresentazione della Mandragola. Il modello per l’apparato-l’allegoria’， La Bibliofilia 66（1962），pp.37-86；G. Inglese，‘Contributo al testo critico della Mandragola’， Annali dell’Istituto italiano di studi storici 6（1979-80），pp.129-73；A. Sorella， Magia，lingua e commedia nel Machiavelli （Florence：Olschki，1990），pp.9-99. [75] R.L.Martinez，‘The Pharmacy of Machiavelli：Roman Lucretia in Mandragola’， Renaissance Drama 14（1983），pp.1-42，esp. pp.7-9；J. Tylus，‘Theatre’s Social Uses：Machiavelli’s Mandragola and the Spectacle of Infamy’， Renaissance Quarterly 53（2000），pp.656-86. [76] 值得注意的是，尼西亚的名字可能起源于拉丁动词 nictare （眨眼），或者更有可能起源于希腊名词 νίκη （胜利）。后者的词源似乎支持这个人物与美第奇家族的身份认同，因为他们很可能“赢得”了这座城市。 [77] Lett .，pp.385-6（no.172）；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p.319-20（no.256）. [78] Lett .，pp.383-4（no.170）；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318（no.254）. [79] Leg.e comm .，pp.1505-8.这次任务的详细情况见Bertelli’s ‘Nota introduttiva’ at Leg.e comm .，p.1503。 22 既激进又保守 尼科洛这一时期的文学和戏剧作品充斥着大量的社会讽刺和尖锐的政治批判，而奥里塞拉里花园高雅的知识氛围给了他更多的机会来发泄挫折感。正如他很快意识到的那样，聚集在那里的人们之所以团结在一起，更多的是出于对政治辩论的热情，而不是其他什么。虽然有些人——如扎诺比·邦德尔蒙蒂和路易吉·阿勒曼尼——比另一些人更激进，但安东尼奥·布鲁乔利说的没错，他后来注意到，他们几乎每天都在讨论共和国的性质、命运和未来。 [1] 尼科洛很适合这种氛围。他一向喜欢激烈的辩论，在年轻朋友们的陪伴下，他又恢复了对时政问题的热情。和他们一样，他也哀叹政府的可怜处境——无论是佛罗伦萨还是意大利其他地方。他承认市民社会正在分崩离析。然而，他在奥里塞拉里花园待的时间越长，他就越开始把现实的堕落归咎于对过去的漠视。 这让尼科洛感到震惊：虽然有些人愿意花大价钱购买古代雕像的碎片，但对古典时代的崇拜却没有延伸到政治舞台上。 [2] 伟人的杰出事迹，即使有的话，也很少被模仿，然而，“在建立国家、维持政府、统治王国、组织军队和管理战争、执行臣民之间的法律、扩张帝国的过程中，没有一位君主或一个共和国像古代君王那样行事”。 [3] 在尼科洛看来，这就是为什么各地的公民都变得腐败，国家成为外国侵略者的猎物，任何“伟大的”痕迹都消失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完全忘记了古代的历史。恰恰相反。自西罗马帝国“陷落”以来，古典历史学家的著作从未像现在这样广为流传，被这么多人津津乐道。但是没有人理解他们读的是什么。尼科洛认为，由于缺乏对罗马政治最基本的了解，他们无法理解所描述事件的重要性，更不用说理解过去可以给现在带来什么教训了。 [4] 尼科洛决心纠正这一缺陷。在科西莫·鲁切拉伊和扎诺比·邦德尔蒙蒂的建议下，他开始写这部后来被证明是他最长、最大胆的作品——《李维史论》（ Discorsi sopra la prima deca di Tito Livio ）。 [5] 这本书的框架是对李维《罗马史》的前十卷的松散评论，表面上它只是为了解释理解李维叙述的主旨所需要的东西。但远不止于此。正如尼科洛承认的那样，他的意图是从古代的过去推导出一套治理当今国家的一般规则，并辅以其他时期的例子和他在国务厅期间的观察。 [6] 在许多方面，此书的写作手法与《君主论》非常相似。即使最粗略的阅读也可以发现，尼科洛的分析仍然侧重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他的核心关注点仍然是治理的艺术。但《李维史论》是一部非常不同的作品。尼科洛不再以奉承为目的写作。他将《李维史论》献给了科西莫和扎诺比，而不是某个君主，他的这部作品主要是为了说教。 [7] 因此，他避开了对一个可能成为朝臣的人的赞扬，因为他有一个老朋友的坦率，甚至允许自己在证明自己观点的地方批评美第奇家族。最重要的是，此书的论述范围更广。然而，在《君主论》中，他只考虑了如何赢得和维持某些类型的君主国，他现在开始研究如何建立、治理和扩大各种类型的国家，如何利用社会紧张局势加强而不是削弱国家，以及如何赢得持久的荣耀。在概述愿景时，尼科洛显示出他既不是一个革命者，也不是一个反动分子，而是最稀有的品种——一个激进的保守派。 正如昆汀·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正确指出的那样，贯穿《李维史论》的是一种压倒一切的关注，即“揭示是什么‘使（罗马）共和国崛起的统治地位成为可能’” [8] ——以及推而广之，其他国家如何能够崛起为类似的伟大国家。 事实表明，答案相对简单。尼科洛在第二卷的开头提出，如果历史能教会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城市从来不会取得任何成就，除非它们是自由的”。 [9] 只要城市是自由的，它们的“权力和财富就会增加”，但一旦它们屈服于暴政，城市就“开始倒退”。简而言之，自由才是最重要的。 [10] 尼科洛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一个多世纪前，佛罗伦萨执政官克鲁奇奥·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提出了完全相同的观点——也与罗马历史有关。在1377年11月6日的一封信中，萨卢塔蒂指出，“仅对自由的热情就创造了罗马帝国的荣耀和尊严”。 [11] 但它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也是早期作家有时难以回答的问题：什么是自由——它取决于什么？ 尼科洛的读者无疑都知道，自由最普遍的理解是消极意义上的——作为摆脱暴政和压迫的自由。 [12] 这是成就伟大的基本要素，几乎无须多言。即使笨蛋也看得出来，没有一座城市能够与罗马匹敌，除非它享有政治自治，并按照自己的法则生活。为了保证这一点，一个城市需要有能力用武器保卫自己。但正如尼科洛似乎已经认识到的那样，这与另一种更积极意义上的自由密切交织在一起。如果市民们要团结起来为他们的城市服务——无论战争还是和平时期——他们就需要有平等生活的自由。这是合乎逻辑的。毕竟，除非他们能保证和其他人一样享有同样的权利，否则为什么有人会冒生命危险来保卫自己的祖国呢？这要求每个人都怀抱公平和正义的理想，并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下。 [13] 正如尼科洛在第二卷的开头所解释的那样，让城市变得伟大和自由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是公共利益。 [14] 因此，自由更依赖美德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 [15] 正是美德——且只有美德——让人们选择社会整体的利益而不是自身的发展，或者拿起武器保卫城市的独立。只要一个城市保持美德，它就会是自由和伟大的。 [16] 但是，一旦它动摇了，哪怕是轻微的动摇，就没有什么能阻止它滑向暴政、奴役和黑暗。 这个观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新奇之处。这在古典文献中是司空见惯的。仅举几个例子，李维、撒路斯提乌斯和卢坎（Lucan）都认为罗马的崛起是由于（至少部分）其坚定的美德，而自由的衰落则是由于公民的堕落。这也成为人文主义政治思想的一个常见特征。在14世纪早期，阿尔贝蒂诺·穆萨托（Albertino Mussato）认为，虽然帕多瓦公民的正直天性使他们能够支配马尔凯斯（Marches），但他们的繁荣也滋生了有害的恶习。穆萨托认为，在贪婪和野心的驱使下，他们内部产生了分歧，从而为帕多瓦落入埃泽利诺·达·罗马诺（Ezzelino da Romano）的暴政铺平了道路。 [17] 后来费雷托·德·费雷蒂（Ferreto de’Ferreti）在追溯维罗纳灾难的起源， [18] 还有尼科洛心爱的彼特拉克在描述罗马灭亡时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19] 然而，尼科洛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美德的理解。对于大多数14世纪和15世纪的人文主义者来说，美德对于政治生活是必要的，应该从严格的道德角度来看待。当然，他们对它的组成部分的看法并不总是一致的。有些人——受西塞罗《论义务》和《图斯库兰谈话集》（ Tusculan Disputations ）的基督教化解读的影响——认为它是信仰、希望和仁爱这样的“沉思性”美德，以及谨慎、正义、宽宏大量和节制的“积极性”美德。 [20] 另一些人更多受到了马克罗比乌斯对西塞罗的评论的启发，则把它与虔诚、正义和责任联系在一起。 [21] 但是，就像在《君主论》中一样，尼科洛与这种道德的套话毫无关系。在他看来，拥有美德只意味着愿意“为获得公民荣誉和伟大而不惜一切代价”，无论所涉及的“行为本身是善还是恶”。 [22] 尼科洛相信，不管在生活中处于什么地位，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永远把社会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而且置于一切通常的道德考虑之上。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他都应该准备以一种违背道德的方式行事。“当绝对关乎国家安全的问题时，”他写道，“就不能考虑正义或不公、仁慈或残忍、值得或不值得；相反，要抛开一切顾虑，人们必须尽最大努力采取任何计划，以挽救共和国的生存和保持共和国的自由。” [23] 暴力、残忍、酷刑、强奸和谋杀——如果能够维护自由和公共利益，它们就是正当的。 唯一的问题是很少有正义之士。正如尼科洛在第一卷开头指出的，也如他在《君主论》中所论述的，一般来说，明智的假设是：本质上，“所有人都是邪恶的，只要他们有自由的空间，他们总是会按照他们本性的邪恶行事”。 [24] 平时，他们可能看起来很体面，但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从中获益，大多数人会割断左右邻居的喉咙。他们越富有，越安全，就越腐败，越残忍。 那么，罗马是如何获得并维护它的自由的呢？它如何长期培养公民美德的呢？其他城市如何能做同样的事呢？ 开端显然很重要。 [25] 如果一个城市是在自由中建立的，没有任何依赖关系，它就很有可能保持自由。可以选择一个肥沃、易于防御的地点，可以制定健全的法律，而人民从一开始就习惯了自由，也准备用他们的生命来捍卫自由。相反，如果一个城市是由外国人建立的，或者处于奴役状态，那么它将永远难以享受自由的果实。 [26] 一个贫瘠或脆弱的地方，加上缺乏健全的立法，几乎不可能获得自由。此外，要说服那些生来就戴着镣铐的人冒生命危险去做他们从未做过的事情是不容易的。罗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有些人声称它的创建者是埃涅阿斯（Aeneas）——一个外国人，但尼科洛宁愿相信建城之功属于罗慕路斯（Romulus）——一个本地人。由于他的美德，罗马建立在一个自然促进统一的地方，具有良好的法律来保护它的自由，并从一开始就培育民众珍视自由和伟大。 但仅有开端是不够的。一个城市建立在自由还是奴役之上，很大程度上是运气的问题。正如尼科洛过去经常警告的那样，命运无常：她曾在一座城市诞生时微笑，这并不能保证她将来不会打击这座城市。如果一个在自由中诞生的城市为了捍卫自由和抵御暴政的崛起，那么它就需要确保，随着人口的增长，拥有强健的宪法结构，能够保持整个国家的团结，并培养美德。 然而，这比看上去要困难得多。自由城市最早的居民一般都是品行端正的人，致力于使他们新的事业取得成功，而他们的后代很少像他们那样正直。的确，一个城市建成的时间越长，人们就越认为自由是理所当然的，而美德也就越容易被繁荣腐蚀。贪婪、嫉妒和野心钻进人们的心里；财富差距扩大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竞争开始出现；而自私自利成为任何掌权者的口号。这意味着，一个城市无论选择亚里士多德的三种“好”体制（君主制、贵族制或民选政府）中的哪一种，它几乎总是会退化为相应的三种“坏”体制（暴政、“少数人统治”或无政府状态）中的一种。 [27] 一般来说，像罗马这样的自由国家会经历一个循环。它们通常都是以王国（princedom）开始。 [28] 它们最初的统治者——强壮、正直 [29] ——给王国制定法律和给予公正的观念。但继任者很快就因生活奢侈而腐化了。随着暴政的实施，仇恨与日俱增——最终，贵族们奋起反抗推翻了统治者。贵族政体就此建立起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政体也被腐化了，一个狭隘的寡头体制（oligarchy）篡夺了国家的权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通常情况下，另一场起义随之而来，一个民选政府也建立起来。尽管它最初热衷于捍卫自由，但这些崇高的理想在缔造者死后就被遗忘了。随着下一代掌握了权力，自由让位给放纵，每个人随心所欲，不顾正义。 尼科洛认为，由于这一循环通常很让人痛苦，大多数国家最终往往试图完全摆脱它。他们意识到，这三种“好”体制每一种本身都不合适，就选择了“一种能同时兼顾的体制，并认为它更牢固、更稳定”，因为在这样一个“混合”政体中，三个主要因素——君主、贵族和平民——都将制约其他因素。 至少理论上如此。但在实践中，维持必要的平衡是困难的——罗马就是一个例子。像许多其他城市一样，罗马发现几乎不可能治愈平民和权贵之间的痛苦，经常是暴力的争斗。正如尼科洛在《君主论》中指出的那样，这两类人的目的处于无可救药、不可调和的对立状态。 [30] 平民只是不希望受到压迫，而权贵致力于实现对人民的统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敌意只会越来越强烈。 虽然流血事件很少发生，但动乱最终变得如此严重，甚至威胁到三方混合的政权体制。为了避免灾难并平衡平民和贵族的关系，决定设立平民保民官（Tribunes of the Plebs）。保民官有权否决元老院提出的任何可能对平民有害的立法，其目的是限制贵族的权力。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脆弱的安排。平民对权力的欲望被激起后不久就开始鼓动争取更大的权力，而贵族，他们的虚荣心被平民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严重伤害，于是努力推翻保民官的决定，推翻威胁他们利益的立法。双方经常剑拔弩张，这两个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存在，以至于这种关系似乎被认为是罗马政治中一个永久的甚至“制度化”的特征。 [31] 然而，尼科洛不禁感到，这种持续不断的冲突实际上可能是罗马尽管公民道德败坏，却能长久地成功保持其自由和伟大的原因。 [32] 对于尼科洛的许多同时代人来说，这是一种荒谬的说法。他们认为，这种紧张关系导致混乱，无法产生自由，更不用说伟大了。他们对罗马政体的“不足”嗤之以鼻，转而指出斯巴达和威尼斯的宪法是一个城市应该如何组织的典范。有些人认为，尽管存在差异，但这两座城市成功地平衡了不同阶级的利益，并在不引发动荡和冲突的情况下维护了它们的自由。但是，对尼科洛来说，这是愚蠢的胡言乱语，没有抓住他想要说的要点。 他解释说，虽然斯巴达和威尼斯确实享受了更多的国内和平，但它们实际上根本没有平衡好这两个阶级。相反，它们拒绝平民在政府中扮演任何角色，并让国家完全置于贵族手中。它们成功地避免了社会紧张局势，这更多是由于它们说服平民默许它们在政治上被排斥的技巧，而不是由于它们所谓的“完善的”宪法。威尼斯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让贵族成了一个历史上居住的问题。共和国成立时，所有住在威尼斯潟湖的人都参加了制宪会议。他们发现这种做法效果很好，于是“关闭了进入政府的所有通道，拒绝所有以后可能会来这里居住的人”——这样就产生了贵族（或绅士）和平民之间的区别。新来者既没有理由也没有机会反抗。“没有理由，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东西被拿走。没有机会，因为那些统治者控制着他们，不把他们用在可以夺取权力的事情上。” [33] 相比之下，斯巴达的社会阶层界定得更为明确，但他们很小心，以确保阶级是根据地位而不是财产来定义的。尽管政府限制只有极少数公民担任公职，但所有人都同样贫穷，这使得普通民众很少感到被排斥；由于贵族从未虐待过他们，他们也从未想过要分享政府事务。也没有任何必要扩大行政权限。由于斯巴达拒绝接纳外国人入籍，其居民数量仍然很少，因此，他们可以由少数人治理。 [34] 但是，虽然威尼斯和斯巴达都是“自由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没有屈服于暴政，尼科洛不能不注意到，它们的内部和谐是以领土扩张为代价换来的。统治这两个城市的贵族本能地害怕失去，他们拒绝改变，不愿冒险。由于他们既不愿武装平民，也不愿向外国人敞开大门，他们便努力获得并维持一个帝国。斯巴达微不足道的所得很快就被夺走了；而正如尼科洛在《君主论》中已经说过的，在阿格纳德洛战役中，威尼斯一个下午就失去了在意大利所得到的一切。 [35] 他因此得出结论，没有张力的自由永远不会带来伟大。 罗马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尼科洛认为，虽然罗马共和国从来没有享受过国内的和平，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冲突让它实现了斯巴达和威尼斯都未能实现的目标。这种紧张关系不仅导致保民官的设立，还迫使平民时刻提防着贵族剥夺他们的利益。因此，它促使平民作为“自由卫士”出现。 [36] 与此同时，这种紧张关系也让人民拿起武器，以平衡贵族对风险的本能的厌恶，从而打开了领土扩张的大门。因此，只要社会紧张关系存在，罗马的自由就戴上了伟大的冠冕。 然而，这需要一些条件。正如尼科洛极力强调的那样，只有维持贵族和平民之间脆弱的平衡，紧张关系才会产生效益。他认为，只要他们互相争斗，一切都好办； [37] 但如果其中一方压倒了另一方，自由很快就会瓦解为暴政。鉴于罗马贵族已经有足够的手段来控制平民，因此有必要通过给平民提供一种手段来阻止贵族占据上风。于是罗马提出了两项措施。第一项措施规定保民官有权控告任何“以任何方式损害自由政府”的人。 [38] 尼科洛认为，这种正式的指控可以防止贵族损害或以其他方式违背平民的利益。科里奥兰纳斯（Coriolanus）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一措施是如何奏效的。科里奥兰纳斯公开宣称“与平民党为敌”，他曾拒绝向平民提供粮食，以惩罚他们设立保民官，如果他没有受到指控，他就一定会被元老院外的人杀死。 [39] 第二项措施允许对诽谤者提出起诉。诽谤虽然没有那么戏剧性，但其隐蔽性却丝毫不减，而且在某些方面，对自由的危害甚至比敌对行为更大。尼科洛认为，如果诽谤任其无限制地传播，受害者就会产生复仇的欲望；如果公共救济无法满足，他们就会诉诸私人手段，经常求助于亲朋好友。这很快导致派系的形成，并最终摧毁国家——正如佛罗伦萨人目睹的弗朗切斯科·瓦洛里和皮耶罗·索德里尼被不公正地杀害及流放一样，尼科洛声称，这是因为自由已经被谎言侵蚀。尼科洛认为，通过把诽谤者告上法庭以澄清是非，上述情况得以避免。 然而，就连尼科洛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措施往往是不够的。虽然罗马平民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控制了贵族，但持续的社会紧张有时会导致一个他们无力抵抗的独裁者的出现。正如尼科洛所指出的，这可能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方面，平民和贵族会被个人魅力诱惑。尼科洛指出，时常会出现一个不同凡响的人，市民和贵族都“把目光投向他，毫无保留地认同并尊敬他，所以，如果他有一点野心的话……局面很快就会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当民众意识到他们的失误时，他们几乎没有办法阻止他，如果他们试图利用现有的手段，就只会加速他的崛起”。 [40] 从罗马历史来看，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尤利乌斯·恺撒。不过，科西莫·德·美第奇提供了一个更近期、更生动的例子。“由于他的审慎及其同胞的无知”，科西莫的声望已经如此之高，他“使政府害怕”。当科西莫的对手把他赶出佛罗伦萨时，他们只是进一步激怒了他的支持者，结果，不久之后，他们把他召回来，“并封他为共和国之王——如果没有公开的反对，他是不可能获得这个尊号的”。 [41] 另一方面，社会的紧张关系可能会达到无法防止宗派主义发生的地步。在保民官设立后不久，尼科洛注意到，新的争执开始在罗马出现，最初是由对十大行政官（ decemvir ）之一的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克拉苏（Appius Claudius Crassus）的指控引起的。 [42] 虽然这种争执通常是积极的——如尼科洛之前所说——但在这里开始呈现出一种更危险的形式。贵族们认为保民官做得太过分了，便着手自卫。相当合理的是，他们中野心更大的人会与位高权重的人交朋友，“通过金钱援助（他们）或保护他们不受权贵的侵害，这些方式显然是体面的”。这看来很有道理，谁也不会对此想入非非——更不会去加以制止。但结果是煽动派系——从而为暴政了铺平道路。在众多拥趸的支持下，派系领袖很快变得非常强大，以至于普通公民都害怕他们，甚至地方官员也对他们毕恭毕敬。阻止这种态势的唯一办法是那些仍然渴望保护自由的人们在贵族的游戏中击败他们——也就是说，通过他们自己的“联谊”，削弱对方的支持力量。 [43] 但是，当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的时候，人们很少能够自救。虽然他们联合起来时很强大，但恐惧使他们分裂，就个人而言，每个人都是怯懦、自私和软弱的。 [44] 由于害怕和困惑，他们很容易被“强有力的承诺”或“傲慢的勇气”欺骗，接受失去自由的事实。 [45] 尼科洛认为，为了防范此类不测事件，人们必须始终保持警惕。 [46] 他们必须训练自己认识派系是如何发展壮大的，个人是如何获得“超过安全范围的权力”的，并时刻注意任何警示信号。他们还必须在他们的秩序（ ordini ，尼科洛用这个术语来描述所有“维系国家健康的公共机构、法律和习俗” [47] ）中制定一项规定，让公民受到监督，“使他们不能在善的掩护下作恶，使他们只在进步而不损害自由的情况下才受欢迎”。 [48] 也许最重要的是，一旦发现自由受到威胁，他们必须随时准备采取行动，利用法律的全部力量在为时未晚时消除任何危险。 [49] 如果有必要，他们甚至必须准备任命一个独裁者。事实上，尼科洛认为，“那些不能抵御即将到来的危险而在独裁者或某些此类权威之下避难的共和国，在严重的紧急情况下总是会遭到破坏”。 [50] 虽然军事指挥权的延伸（和扩大）确实经常加速滑向专制 [51] ，但通过限制他的任期，只授予他应对当前危机所需的权力，就可以避免这种风险。 [52] 但尼科洛也承认，仅有这些措施可能还不够。无论立法多么严格，民众多么警惕，城市多么坚定，都不足以消除公民的腐败。罗马保持自由的时间越长，它的帝国就发展得越庞大，它就变得越富有。这极大地加速了公民道德的衰退，最终，美德几乎消失了——任何在阶级之间实现稳定平衡的希望破灭了。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追求财富、荣耀和名望，他们忘记了是什么使城市如此伟大，他们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一切之上。正因为如此，他们很容易被不同寻常的人的承诺蛊惑而分裂。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个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选择不公正而不是公平——无论它会对整个城市产生什么影响。他们无法对威胁保持警惕，因为他们就是威胁；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不能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消除威胁。因此，尼科洛认为，破坏自由的正是那些本应保护自由的人。 这就让尼科洛得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虽然“自由”的起源、社会张力、秩序和人民的赋权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们都无法保障自由。相反，一个城市的自由将取决于它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来培育美德——并尽可能地使全体公民恢复早期的正直道德。 [53] 当然，这并不容易。如果像尼科洛声称的那样，人性本恶，而顺境把他们所有最坏的本能都带出来了，那就好比想从猪耳朵里掏出丝绸包来。然而尼科洛仍然认为这是可能的。 他认为，要使人品行端正，有四种方法。首先是消除，或至少最大程度上减少作为阶级划分基础的财富差距，财富差距不可避免产生腐败。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办法是保持“公民贫穷”。 [54] 他认为，他们即使缺乏“善良和智慧”，也不能“用财富腐化自己或他人”。然而，在实践中，这种平等只能通过压制贵族来实现——也就是说，他们“不工作，只靠土地的回报过着奢华的生活，既不关心农业，也不关心谋生所必需的其他技能”。 [55] 想起在德国土地上所看到的令人羡慕的简朴生活，他指出，“那些政府保持有序和清廉的共和国不允许他们的公民成为贵族或过贵族的生活，但是……在他们中间保持一种完全的平等（ equalità ）”。某种程度上，这在托斯卡纳已经存在了。自13世纪晚期以来，佛罗伦萨、锡耶纳和卢卡都享有某种程度的平等。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设法把它变成一个“规范”的政府的基础。 第二种方法是执法。从表面上看，这相当令人惊讶。毕竟尼科洛刚花了大量时间来展示法律在防止滑向暴政方面是多么不完善。但在这儿，他认为法律更多是教育的根源。他很清楚，“除非迫不得已，人是不会做好事的”。如果任由他们自行其是，他们必然会放纵自己的低级欲望，“一切立刻就充满了混乱和无序”；但是，尼科洛认为，如果他们放纵的天性受到限制，对美德的积极追求得到鼓励，他们就可能受到诱导而改变生活方式。在塔昆家族被驱逐之前，罗马元老院已经明白了这一点。贵族们出于对国王的仇恨而联合起来，他们当时不再骄傲，而且普遍具有“民主精神”。因此，他们正是以这种方式利用法律将美德灌输给人民。因此，在惩罚损害国家的人，奖励为国家带来荣耀的人的过程中，法律确实可以让人变得善良——不管他们喜欢与否。 [56] 第三种方法是促进宗教崇拜制度。 [57] 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在调节人们的习惯方面，这些甚至比法律更有效。因为，法律通过害怕尘世的惩罚或希望得到物质回报来约束人们去热爱公共利益和公平，而宗教的实践可以通过害怕神的惩罚或希望得到上天的恩惠来灌输同样的思想。 [58] 因此，尼科洛将其视为一个国家繁荣的基础。他认为，在宗教制度得到充分尊重的地方，一个城市将拥有良好的法律、良好的财运，而最重要的是，自由。 [59] 相反，没有什么比神的崇拜不受重视更能说明一个国家的灭亡了。 [60] 的确，“正如遵守宗教教义会带来国家的伟大一样，蔑视宗教教义会导致国家的毁灭”。 [61] 当然，罗马人在他们历史的早期阶段就掌握了这一点。在接替罗慕路斯之后不久，罗马第二任国王努马·庞皮留斯（Numa Pompilius）发现自己面临着管理“一个非常野蛮的民族”的任务，他意识到，宗教“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他想维持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 [62] 他做得非常成功，“以至于许多世纪以后，都没有哪个共和国像那个共和国如此惧怕上帝”；反过来，“又促进了元老院或罗马伟人计划进行的任何事业”。然而，并不单单罗马人如此。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s）也认识到了宗教的必要性。尽管他们从未获得过“像罗马那样的帝国”，但他们却享受了多年的安全，“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军事上的荣耀，在礼仪和宗教上享有最高的声誉”。 [63] 萨姆尼人（Samnites）也是如此。尽管被罗马人多次击败，萨姆尼人还是下决心为捍卫自由做最后的努力。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想要成功，就需要将决心灌输给他们的士兵，因此转向宗教来恢复失去的美德。 [64] 尼科洛认为，如果当代意大利的统治者仿效这些例子，他们肯定会团结一致，幸福美满。 [65] 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自由与宗教机构——也就是天主教会——的健康有多么密切的关系。事实上，意大利人民“通过（罗马）教廷的坏榜样……失去了所有的虔诚和宗教”。 [66] 由于没有任何东西来维持美德，他们很快就屈服于过度而致命的暴力，这种暴力使他们无法团结在一个独有的领袖之下，进而导致他们分裂和衰弱。正因如此，在尼科洛的时代，意大利人民“不仅成了强大野蛮人的猎物，而且成了任何攻击他们的人的猎物”；也正因如此，他把失去意大利自由的责任完全推到了教会身上。 [67] 尼科洛当然不是第一个提出宗教应该使人们热爱公平和公共利益的人。在13世纪晚期和14世纪早期，经院哲学家——从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Albertus Magnus）和托马斯·阿奎那到巴黎的约翰（John of Paris）和雷米吉奥·德·吉罗拉米（Remigio dei Girolami）——一直在用各种方式来证明这一点。 [68]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它支撑了由托钵修会（mendicant orders）和各种复兴运动所策划的伟大的“和平节日”（festivals of peace），这些运动在意大利北部蔓延开来；后来，它甚至由几个人文主义者作为代表，费雷托·德·费雷蒂、彼特拉克和柯拉·里恩佐（Cola di Rienzo）等人的作品中就隐含了这一点。 [69] 但是尼科洛与这些人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拒绝相信宗教必须是“真实的”。他指出，就自由而言，宗教的本体论基础几乎无关紧要；只有它的实际效果值得关注。正如毛里齐奥·维罗利所言，他想要的是一种基于“信心和对上帝的敬畏”的宗教，这可以激发真诚的奉献精神，训练信徒重视公共利益高于自身，教导“追随者热爱自由”，并帮助“人们在自己的内心找到捍卫自由生活方式的道德力量”。 [70] 尼科洛认为，如果这样做了，一个社群的领导人就有义务推动它，“即使他们认为它是虚假的”。 [71] 相反，宗教绝不能成为一堆空洞的仪式，毫无信心地重复着以赦免恶人。因此，它也不应该鼓励人们退缩和胆怯。这种方式，往好了说，会导致公众信仰的侵蚀，不愿意拿起武器保卫国家，或者，往坏了说，则会导致私利高于公共利益，最终导致自由的灭亡。即使它基于无不可否认的事实，但这样一个宗教制度将是有害的威胁，一个城市的领导人有责任加以纠正。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尼科洛对罗马宗教的评价很高，而对当代意大利的基督教的评价则很差。罗马宗教起到了加强美德的作用，而基督教的作用恰恰相反。尽管具有不可否认的真实，但这种解读方式（也就是说，“根据荒谬的解释” [72] ），实际上破坏了人们对共同利益的承诺。它的教义美化了“谦卑、悲惨和对人类事物的蔑视”，而它的仪式，虽然经常举行一些盛大的庆祝活动，但缺乏那种促使人们做出伟大成就的勇猛刚强。简言之，它使人民变得软弱怯懦。 [73] 这很糟糕；但更糟糕的是，教会的行为也破坏了意大利仅有的一点虔诚。罗马教廷的“恶习”不仅树立了一个“坏榜样”；教宗的世俗野心也在意大利各地造成了这样的苦难，普通信徒很难尊重教会。 [74] 因此，如果基督教信仰要有任何有益之处，它就必须变得更像罗马的异教。意大利各国领导人在坚持其基本真理的同时，应确保它以更有力的方式解释这些真理，并通过光荣、激烈甚至血腥的仪式阐明这些真理。与此同时，他们应该清除罗马教廷的腐败，迫使教宗停止干涉世俗事务。 然而，在一个民族培养美德的第四个，或许也是最具挑战性的方法是领导能力。 [75] 尽管尼科洛宣称平民是真正的“自由捍卫者”，他却深信，除非他们足够幸运地拥有一位具有非凡美德的领袖，否则不能指望他们表现出太多的美德。 [76] 正如斯金纳强调的，这些人物对一个城市的自由和伟大至关重要——事实上，比法律甚至宗教都要重要。 [77] 很大程度上由于贺拉提乌斯·科克卢斯（Horatius Cocles）、穆西乌斯·斯凯沃拉（Mucius Scaevola）、盖乌斯·法布里希乌斯（Gaius Fabricius）、德西家族（Decii）的两个成员、阿提利乌斯·雷古路斯（Atilius Regulus）和其他一些人的非凡和崇高的榜样，罗马才在建立后的几个世纪如此执着地坚持美德。尼科洛认为，如果类似的仁义之士（ virtuosi ）每十年至少出现一次，这个城市就“再也不会腐败了”。 [78] 事实上，他们甚至不需要经常出现。在第三卷的结尾，尼科洛指出，即使一个真正杰出的个人——在行为举止上与曼利乌斯·托克图斯（Manlius Torquatus）相当——只是偶然出现，也足以使法律恢复“古老的活力”，防止民众腐败，并建立一个永久自由和繁荣的共和国。 [79] 尼科洛认为，一个由杰出人物领导的地方，其他人会效仿。有时，这是通过激励那些自然倾向于美德的人去追随他们的直觉来实现的。他认为，像科克卢斯、斯凯沃拉和法布里希乌斯这样的领袖都有这样的声誉，“他们的榜样作用是如此强大，好人都想模仿他们，而恶人则羞于过与他们相反的生活”。 [80] 事实上，这些杰出领袖的影响如此之大，几乎与“法律和习俗”的力量不相上下。然而，更多的时候，它是通过魅力加持的方式来实现的。如果一个领袖有足够的意志和毅力，他可以直接把他的美德传导给民众，不管他们是否希望他这样做。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他做到这一点，那就是树立一种严厉，甚至近乎残暴的名声。汉尼拔就是这样。正如在《随想》中一样，尼科洛对他大加赞扬，因为在进军意大利的征途中，他恐吓他的军队以保持“团结和安静”。 [81] 曼利乌斯·托克图斯也是这样，他因为自己的儿子在拉丁战争中不服从他的命令而处决儿子，从而恢复了摇摆不定的军心，这是出了名的。 [82] 但另一种方法是用善意引导。马库斯·瓦勒里乌斯·科维努斯（Marcus Valerius Corvus）就是一个例子，他“待人和善，亲如一家”，因此成功地凝聚了他的士兵。 [83] 这两种方法哪一种更合适，尼科洛没有明说。尽管他反复强调——最初在《君主论》中提出——让人害怕的领导者比受人爱戴的领导者更值得追随和服从 [84] ，但他承认他现在很难在两者之间抉择。 [85] 虽然他毫不怀疑一个将军应该采用恐怖手段，但他毕竟倾向于认为一个君主施用仁慈可能更明智。 [86] 优秀的领导人也可以更直接地在民众身上培养美德——通过他们处理政府事务的方式。就像卡米卢斯（Camillus）的例子说明的那样，他们能够在腐败生根发芽之前就将其清除，并促使人们做出道德行为。 [87] 如果引起了别人的嫉妒，他们知道怎样去平息它； [88] 如果他们面临阴谋诡计，他们会非常谨慎和妥善地加以处理，不会引起进一步的动荡； [89] 如果受命指挥军队，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带领士兵投入“最激烈的战斗”。 [90] 然而，这使尼科洛得出了一个令人悲伤的结论。与罗马不同，佛罗伦萨从未有过如此优秀的领袖。这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有助于解释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缓慢灭亡。尼科洛认为，如果萨沃纳罗拉和皮耶罗·索德里尼能展现哪怕罗马早期英雄精湛技艺的一小部分，共和国的自由就很可能得以保存。但是他们的严厉和仁慈都不足以激发人民的美德 [91] ，他们无法遏制嫉妒的浪潮 [92] ，他们很容易受骗上当，他们完全缺乏判断力。因此，佛罗伦萨人变得腐败、贪婪、轻信； [93] 他们屈服于外国侵略者，因此，他们既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成就伟大的机会。 然而，尼科洛怀有希望。尽管他不得不承认，优秀的领导人并不总是能够纠正已经走上腐败之路的民众的错误——尤其是，自最后一个这样的人出现，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然而，他似乎相信，如果出现一个仁义之士，佛罗伦萨的弊病仍有可能得到纠正，社会关系的紧张得以缓解（或至少得到控制），自由得以恢复。 [94] 问题是哪里可以找到这样的领袖？考虑到本书的题献，尼科洛可能希望在奥里塞拉里团体的年轻成员中出现这样一个人物，但他很明智，没有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佛罗伦萨的得救可能仍在美第奇家族的某个成员手中。他以此作为《李维史论》的结尾。 虽然《李维史论》在奥里塞拉里团体中备受欢迎，但此书也受到了来自其他方面的不同反响。例如，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对尼科洛提出的应当容忍异议的建议感到震惊。 [95] 但是，虽然这可能给人一种印象，认为这是一部旨在引起“震惊和敬畏”的作品，但不无争议的是，它的激进保守主义实际上产生了恰恰相反的效果。虽然它对美第奇统治的许多方面提出了批评，但它更多是一本冷静的理论著作，而不是一本煽动对立的书——它更多地致力于恢复佛罗伦萨仍然严重分裂的政治社会的平衡，而不是复兴“共和主义”的自由。何况，既然写作此书不是为了奉承拍马，因而流露出一种平静、成熟、自信的心态，它给人的印象是一项平衡而明智的研究，提出了许多人无疑会认为既必要又可取的改革建议。鉴于即将爆发的动荡事件，这种状态对尼科洛来说再好不过了。 [1] Antonio Brucioli， Dialogi ，A. Landi（ed.）（Naples：Prismi，1982）. [2] Machiavelli， Discorsi ，1，pr.； Chief Works ，vol.1，p.190. [3] Machiavelli， Discorsi ，1，pr.； Chief Works ，vol.1，p.191. [4] Machiavelli， Discorsi ，1，pr.； Chief Works ，vol.1，p.191. [5] 关于《李维史论》写作日期的争论的精彩概述，见R.Black， Machiavelli （Abingdon：Routledge，2013），pp.130-8。 [6] 这完全符合李维希望别人阅读他的历史的方式。就像他在《罗马史》开篇写的那样：“使历史研究健全而有益的主要原因是，你可以看到，各种经验教训都陈列在一座引人注目的纪念碑上；你们可以从这些标志中为自己和为自己的国家选择模仿什么，从这些标志中选择回避在观念和结果中是可耻的东西。”Livy 1. pr. 10；B. O. Foster et al.（trans.），14 vols.（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9-59），vol.1，p.7. [7] Machiavelli， Discorsi ，dedication； Chief Works ，vol.1，pp.188-9. [8] Skinner， Machiavelli ，p.57；Machiavelli， Discorsi ，1.1； Chief Works ，vol.1，p.192.以下讨论大致根据Skinner， Machiavelli ，pp.56-87。 [9] Machiavelli， Discorsi ，2.2； Chief Works ，vol.1，p.329；Skinner， Machiavelli ，p.58。 [10] Machiavelli， Discorsi ，3.41； Chief Works ，vol.1，p.519. [11] R.G.Witt， Coluccio Salutati and His Public Letters （Geneva：Droz，1976），p.54. [12] Skinner， Machiavelli ，p.58. [13] 关于两个基本原则（公平和公共利益），见Cicero， De off . 1.10.31。尤其关于公平，见Cicero， De off . 1.9.28；1.34.124；2.23.83。 [14] Machiavelli， Discorsi ，2.2； Chief Works ，vol.1，p.329. [15] 关于“力量和美德”是一个城市的自由和伟大的基础，参见Machiavelli， Discorsi ，3.27； Chief Works ，vol.1，p.492。 [16] Machiavelli， Discorsi ，2.1； Chief Works ，vol.1，p.326. [17] Albertino Mussato， De obsidione domini Canis de Verona ante civitatem Paduanam ，L. A. Muratori（ed.）， RIS 10（Milan，1727），cols. 687-714，here col. 689A-D.相关研究，见A. Lee， Humanism and Empire：The Imperial Ideal in Fourteenth-Century Ital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pp.36-7，pp.44-5。 [18] Ferreto de’ Ferreti， De Scaligerorum origine ，2.19-31；in Ferreto de’ Ferreti， Le Opere ，C. Cipolla（ed.），3 vols.（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1908-20），vol.3，pp.1-100，here vol.3，p.28；Lee， Humanism and Empire ，p.48. [19] Petrarch， Ecl . 5；Lee， Humanism and Empire ，p.109. [20] Cicero， De off . 1.5.15；1.43.153； Tusc . 1.39.94；5.5.14；I Cor . 13.这种对政治美德的理解，例如孔韦内沃莱·达·普拉托（Convenevole da Prato）的《雷吉亚·卡米纳》（ Regia Carmina ），55.63-6；56.6-8，56.10-13。相关讨论，见Q. R. D. Skinner， Visions of Politics ，3 vol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vol.2，pp.61-3；Lee， Humanism and Empire ，pp.114-15。 [21] Cicero， Rep . 6.13.13；6.16.16；Macrobius， Somn. Scip . 1.8.4，11.一个很好的例子，可见Petrarch， Africa ，1.482-6，490-3。相关讨论，见Lee， Humanism and Empire ，pp.115-16。 [22] Skinner， Machiavelli ，p.61. [23] Machiavelli， Discorsi ，3.41； Chief Works ，vol.1，p.519. [24] Machiavelli， Discorsi ，1.3； Chief Works ，vol.1，p.201. [25] Machiavelli， Discorsi ，1.1；Skinner， Machiavelli ，pp.59-60. [26] Machiavelli， Discorsi ，1.49； Chief Works ，vol.1，p.295. [27] Machiavelli， Discorsi ，1.2； Chief Works ，vol.1，pp.196-7.尼科洛为六种不同类型的宪法命名的英文名称取自J. Najemy，‘Society，class and state in Machiavelli’s Discourses on Livy’，in J. M. Najemy（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chiavelli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96-111，here p.98。 [28] Machiavelli， Discorsi ，1.2； Chief Works ，vol.1，pp.197-8. [29] Machiavelli， Discorsi ，1.10； Chief Works ，vol.1，p.220. [30]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9. [31] 关于《李维史论》中“制度化冲突”的概念，参见N. Wood，‘The Value of Asocial Sociability：Contributions of Machiavelli，Sidney and Montesquieu’， Bucknell Review 16（1968），pp.1-22；C. Lefort， Machiavelli in the Making （Evanston IL：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12），p.173；J. Barthas，‘Machiavelli e l’istituzione del conflitto’， RSI 127（2015），pp.552-66；G. Pedullà， Machiavelli in Tumult：The Discourses on Livy and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Conflictualism ，p.Gaborik and R. Nybakken（tra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pp.182-3。 [32] Machiavelli， Discorsi ，1.4； Chief Works ，vol.1，p.202. [33] Machiavelli， Discorsi ，1.6； Chief Works ，vol.1，pp.207-8. [34] Machiavelli， Discorsi ，1.6； Chief Works ，vol.1，p.208. [35] Machiavelli， Discorsi ，1.6； Chief Works ，vol.1，p.210. [36] Machiavelli， Discorsi ，1.5； Chief Works ，vol.1，pp.204-5. [37] 参见Pedullà， Machiavelli in Tumult ，p.142. [38] Machiavelli， Discorsi ，1.7； Chief Works ，vol.1，p.211. [39] Machiavelli， Discorsi ，1.7； Chief Works ，vol.1，p.212. [40] Machiavelli， Discorsi ，1.33； Chief Works ，vol.1，p.265 [adapted]. [41] Machiavelli， Discorsi ，1.33； Chief Works ，vol.1，p.266 [adapted]. [42] Machiavelli， Discorsi ，1.46； Chief Works ，vol.1，pp.290-1；Livy 3.56. [43] Machiavelli， Discorsi ，1.52； Chief Works ，vol.1，pp.300-2. [44] Machiavelli， Discorsi ，1.57； Chief Works ，vol.1，pp.312-13. [45] Machiavelli， Discorsi ，1.53-4； Chief Works ，vol.1，pp.302-6. [46] 此段基于斯金纳精彩的分析，见Skinner， Machiavelli ，pp.76-7。 [47] Najemy，‘Society，class and state’，p.100. [48] Machiavelli， Discorsi ，1.46； Chief Works ，vol.1，p.291. [49] Machiavelli， Discorsi ，1.33； Chief Works ，vol.1，p.266. [50] Machiavelli， Discorsi ，1.34； Chief Works ，vol.1，p.269. [51] Machiavelli， Discorsi ，1.35； Chief Works ，vol.1，p.270；Skinner， Machiavelli ，p.79. [52] Machiavelli， Discorsi ，1.34； Chief Works ，vol.1，pp.267-9. [53] Machiavelli， Discorsi ，3.31； Chief Works ，vol.1，p.498. [54] Machiavelli， Discorsi ，3.16； Chief Works ，vol.1，p.469. Machiavelli， Discorsi ，1.37；3.25； Chief Works ，vol.1，p.272，p.486. [55] Machiavelli， Discorsi ，1.55； Chief Works ，vol.1，p.308 [adapted]. [56] Machiavelli， Discorsi ，1.3； Chief Works ，vol.1，p.201；Skinner， Machiavelli ，pp.72-3.最近在更广泛的背景下的相关讨论，参见E. Benner， Machiavelli’s Ethics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p.191；H. C. Mansfield， Machiavelli’s Virtue （Chicago 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p.297。 [57] 此段及之后两段根据Skinner， Machiavelli ，p.70。 [58] M.Viroli， Machiavelli’s God ，A. Shugaar（trans.）（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177. [59] Machiavelli， Discorsi ，1.11； Chief Works ，vol.1，p.225. [60] Machiavelli， Discorsi ，1.12； Chief Works ，vol.1，p.226. [61] Machiavelli， Discorsi ，1.11； Chief Works ，vol.1，p.225 [adapted]. [62] Machiavelli， Discorsi ，1.11； Chief Works ，vol.1，p.224. [63] Machiavelli， Discorsi ，2.4； Chief Works ，vol.1，p.339. [64] Machiavelli， Discorsi ，1.15； Chief Works ，vol.1，pp.233-4. [65] Machiavelli， Discorsi ，1.12； Chief Works ，vol.1，p.228. [66] Machiavelli， Discorsi ，1.12； Chief Works ，vol.1，p.228. [67] Machiavelli， Discorsi ，1.12； Chief Works ，vol.1，p.229. [68] M.S.Kempshall， The Common Good in Late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69] Ferreto de’ Ferreti， Historia rerum in Italia gestarum ab anno MCCL usque ad annum MCCCXVIII ，3；in Ferreto de’ Ferreti， Le Opere ，Cipolla（ed.），vols. 1-2，here vol.1，pp.281； The Life of Cola di Rienzo ，J. Wright（trans.）（Toronto：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aevalStudies，1975），pp.34-5；Petrarch， Africa ，1.482-6；Lee， Humanism and Empire ，p.54，p.68，p.112，p.116. [70] Viroli， Machiavelli’s God ，p.185. [71] Machiavelli， Discorsi ，1.12； Chief Works ，vol.1，p.227. [72] Machiavelli， Discorsi ，2.2； Chief Works ，vol.1，p.331. [73] Machiavelli， Discorsi ，2.2； Chief Works ，vol.1，pp.330-1. [74] Machiavelli， Discorsi ，1.12； Chief Works ，vol.1，pp.228-9. [75] Machiavelli， Discorsi ，3.1； Chief Works ，vol.1，pp.421-2. [76] Skinner， Machiavelli ，pp.66-8.此段及之后四段都是基于斯金纳精彩的概述，我乐于承认自己受到了他的论点的启发。 [77] Skinner， Machiavelli ，p.66。 [78] Machiavelli， Discorsi ，3.1； Chief Works ，vol.1，p.421. [79] Machiavelli， Discorsi ，3.22； Chief Works ，vol.1，p.481. [80] Machiavelli， Discorsi ，3.1； Chief Works ，vol.1，p.421. [81] Machiavelli， Discorsi ，3.21； Chief Works ，vol.1，p.479. [82] Machiavelli， Discorsi ，3.22； Chief Works ，vol.1，pp.479-81. [83] Machiavelli， Discorsi ，3.22； Chief Works ，vol.1，p.479，p.481. [84] Machiavelli， Discorsi ，3.21； Chief Works ，vol.1，p.477. [85] Machiavelli， Discorsi ，3.22； Chief Works ，vol.1，p.482. [86] Machiavelli， Discorsi ，3.22； Chief Works ，vol.1，pp.483-4. [87] Machiavelli， Discorsi ，3.12； Chief Works ，vol.1，p.462. [88] Machiavelli， Discorsi ，3.30； Chief Works ，vol.1，p.495. [89] Machiavelli， Discorsi ，3.47； Chief Works ，vol.1，p.526. [90] Machiavelli， Discorsi ，3.38； Chief Works ，vol.1，p.515. [91] 尼科洛当然注意到皮耶罗·索德里尼在他从事的“所有事务中都表现出了善良和耐心”，这在繁荣时期对他很有帮助，但在冲突时期却成了弱点。他觉得索德里尼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放弃他的耐心和谦逊”。Machiavelli， Discorsi ，3.9； Chief Works ，vol.1，p.453. [92] Machiavelli， Discorsi ，3.30； Chief Works ，vol.1，p.497. [93] 佛罗伦萨人的轻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决定接受皇帝（空头支票）提出的帮助对抗维斯康提，以换取十万金币的资助。他只行军到维罗纳就折回，这说明佛罗伦萨人多么容易上当受骗。Machiavelli， Discorsi ，3.43； Chief Works ，vol.1，pp.521-2. [94] 据尼科洛的说法，两位加图之所以没有取得任何成就，是因为他们在罗马最后一批艺术大师（ virtuoso ）之后活得太久了，而且两人之间的距离也太遥远。Machiavelli， Discorsi ，3.1； Chief Works ，vol.1，pp.421-2. [95] “赞美不团结”，圭恰迪尼写道，“就像因为治疗方法很好而赞美一个病人的疾病。”Francesco Guicciardini，‘Considerazioni sui Discorsi del Machiavelli’，Ⅳ；text in Scritti politici e ricordi ，R. Palmarocchi（ed.）（Bari：G. Laterza & Figli，1933），pp.1-65，here pp.10-11；trans. from ‘Considerations on the “Discourses” of Machiavelli’，in Francesco Guicciardini， Selected Writings ，C. Grayson（ed. and tra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