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分 侏儒（1469～1498） 第一部分 侏儒（1469～1498） 1 不祥的开端（1469～1476） 1469年5月3日，从比萨去佛罗伦萨的游客挤满了比萨大道（Via Pisana）。这向来是条繁忙的道路，但现在夏天即将来临，阿诺河（River Arno）变得太浅，无法乘船航行，陆路比平时更加拥挤。除了少数衣衫不整的旅行者和偶尔的朝圣者外，大多数人都是来自周边乡村的农民或从码头来的商人。有些人赶着牛羊。其他人可能带着货物——从至今仍在佛罗伦萨菜肴中常见的豆子和牛肚，到从近东进口的香料，以及来自波斯的华丽地毯。还有一些人驾着马车或牵着骡子，满载着佛罗伦萨经济所依赖的羊毛和丝绸。对他们来说，这将是一段艰难的旅程。尽管比萨大道的很长一段沿着阿诺河，但崎岖不平，而且——除了为数不多的几片树林——酷热难耐。 绕过贝罗斯瓜尔多山（Bellosguardo），佛罗伦萨终于映入眼帘。不像它的许多邻居，如沃尔泰拉（Volterra）或锡耶纳（Siena），都建立在容易防御的山上，佛罗伦萨坐落在平原，从更远的地方看不见——至少在这条路上看不见。但是，从鲜花盛开的科里纳（collina）山坡上，可以看到整个城市。四周环绕着绿色的山脉和起伏的田野，点缀着小村庄和别墅，这是一幅令人敬畏的景象，你可以从由一位匿名艺术家在几年后绘制的一幅“全景图”（ The Map of the Chain ）上领略它。执政官列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在15世纪初写道，他怀疑地球上是否还有比佛罗伦萨更辉煌、更优秀的城市。的确，这座城市如此壮观，以至于布鲁尼预言无人拥有描述其公民生活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口才。 [1] 在阿诺河两岸，佛罗伦萨被坚固的城墙环绕。城墙长约8.5公里，拥有至少73座塔，城内占地超过600公顷。可以肯定的是，面积并不大到引起人们的恐惧。 [2] 正如银行家贝内代托·戴伊（Benedetto Dei）几年后观察到的那样，佛罗伦萨没有“护城河，或坚固的城堡”，也没有“吊桥、门岗、堡垒……或者要塞”。佛罗伦萨甚至没有“哨兵或常备军”守卫。 [3] 但也不能说佛罗伦萨人轻率。一百多年来，他们保护佛罗伦萨免受攻击，佛罗伦萨是共和国自由的象征，它的公民为之自豪。 布鲁尼注意到，在城墙内，这座城市的建筑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都更壮观。 [4] 主导天际线的是圣母百花大教堂（Santa Maria del Fiore）的八角形大圆顶。它是由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设计的，据说它“大得足以用它的影子覆盖所有托斯卡纳人”，并很快就会用安德里亚·德尔·韦罗基奥（Andrea del Verrocchio）的金十字架加冕。 [5] 然而，除了大教堂之外，还有一百多座教堂，即使隔着一段距离，也能清楚地辨认出其中一些。 [6] 宏伟的领主宫（Palazzo della Signoria）就坐落在离圣母百花大教堂不远的地方。这座堡垒似的建筑是佛罗伦萨政府所在地，上面耸立着一座高大的钟楼。在它的大会议厅里，管理共和国事务的议会和行政委员会聚集在一起审议各项事务。执政团（Signoria）是最高行政机构，由一名“正义旗手”（ gonfaloniere di giustizia ）和八名执政官组成，每名执政官任期两个月；“十二贤人”（ Dodici Buon’ Uomini ）是一个“顾问团”（college），每次任期三个月；“八守望者”（ Otto di Guardia ）负责维持治安；“十护卫”（ Dieci di Balìa ）有时称作“自由与和平十护卫”（ Dieci di Libertà e Pace ），战争时期被召集处理军事事务；“人民议会”（ Consiglio del Popolo ）是由250名成员组成的立法机构；还有一些其他的专门委员会。第二层级是具体的行政机构。秘书和公证员的人数各不相同，但也不少，他们名义上被分配到不同的政府机关，但实际上都负责处理没完没了的信件、会议记录和各种报告。 与这些精美的公共建筑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散布在城市各处的豪宅（ palazzi ）。这些宫殿式豪宅属于佛罗伦萨一些最富有的家族，主要用来炫耀。根据布鲁尼的说法，这些宅邸的“设计、建造和装饰都是为了表现豪华、高大、体面，尤其是富丽堂皇”。 [7] 它们不仅仅是财富的象征，也是对豪宅所有者拥有的政治权力的明显肯定。因为，虽然佛罗伦萨是个共和国，但它的执政机构长期以来都是由那些商业银行家把持，行会（guild）向他们妥协，城市财政依赖于他们的贡献。 在当时，这些豪宅中最重要的是新近完工的美第奇宫（Palazzo Medici）。它是由“老”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il Vecchio’ de’Medici）建造的，根据乔瓦尼·鲁切拉伊（Giovanni Rucellai）的说法，他“不仅是佛罗伦萨最富有的人，也是有史以来最富有的意大利人”。 [8] 从1434年到他三十年后去世，他一直用自己的巨额财富“控制着市政府，就好像这是他的私人财产一样”。他儿子皮耶罗（Piero）继承了他的职位，成为这座城市事实上的统治者，就在那年（1469年），他因痛风死在这座宫殿众多豪华房间中的一个里。 那天下午沿着比萨大道旅行的大多数人都是去市场的。从贝罗斯瓜尔多山下来后，他们会从圣弗雷迪亚诺门（Porta San Frediano）——和现在一样，是一座朴实无华的褐色石头建筑——进城，然后径直进入奥特尔拉诺（Oltrarno），这是佛罗伦萨较为简陋的城区之一。与阿诺河北岸的大部分道路不同，这里的街道基本上没有铺过路面，到处都是泥土和秽物。许多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活，留下了它们的印记，尽管政府曾多次尝试改善公共卫生状况，但居民们还是建造不出足够的粪坑，结果粪便常常直接倾倒在马路上。 虽然这个地区有一些相当高大的宫殿式豪宅，但街道两旁的大多数住宅都比较普通。住户主要是布业工人——大多是羊毛漂洗工、梳毛工和弹毛工——因可用的资源有限，这些建筑通常杂乱无章。它们往往很窄，正面宽度很少超过五米，但它们纵深长，通常很高，有时高达四层楼。有些情况下，一楼会被生产车间占据，上层则用作生活区。但是，作坊和居家之间通常并没有什么区别，几个工匠家庭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和工作是很常见的。 当旅行者接近维琪奥桥（Ponte Vecchio）时，街道会变得更加拥挤和嘈杂。但是，在过桥进入熙熙攘攘的市场之前，他们如果朝右看一眼，可能会瞥见罗马大街（Via Romana）——现为圭恰迪尼大街（Via Guicciardini）——上一所特别的房子。它夹在圣菲利西塔教堂（Santa Felicità）对面各式各样的店铺（ botteghe ）和酒馆之间，不太可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确，它比大多数住宅都要高大一些，有时甚至被称为豪宅 [9] ，但和该地区的许多其他类似建筑一样，它只不过是一组破旧的松散建筑，围在一个小的庭院周围。 里面几乎说不上什么气派。它住着同族的四个家庭，被大致相等地分为四个部分。由于房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摧毁，因此无法确切知道每个家庭的住房是如何安排的。但它与大约三十年前米歇尔·迪·诺弗里·迪·米歇尔·迪·马托（Michele di Nofri di Michele di Mato，1387～1463）对住宅的描述不太可能有太大不同。 [10] 在底楼，有一个大厅用来储存酒和其他农产品，如亚麻、谷物、面粉和油。 [11] 在上面的一层，可能会有一个用于起居和睡觉的大房间。再往上，三楼会有一间宽敞的厨房，带有一个开放式炉子。而且，如果有四楼（似乎很有可能），应该有两到三个房间，包括仆人的卧室，也许还有一个食品储藏室。 [12] 几乎三十个男人、女人和孩子住在同一个院子里，这会是一个拥挤和嘈杂的地方。特别是1469年5月3日这样一个温暖的下午，空气中充满了妻子责骂丈夫的声音，孩子玩耍的声音，仆人叽叽喳喳的声音，以及锅碗瓢盆叮当作响的声音。然而，在其中一层楼上，就在申初经开始的时候，大家感到幸福和快乐。在兴高采烈的第二任丈夫贝尔纳多（Bernardo）的看护下，疲惫不堪的巴托洛米娅·迪·斯蒂法诺（Bartolomea di Stefano）抱着刚出生的儿子。当圣母百花大教堂的钟声在远处微微响起时，这个不久将被取名为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婴儿第一次睁开眼睛，看到了这个世界。 从某种意义上说，尼科洛是在幸运之星下出生的。正如贝尔纳多在他的《生活札记》（ libro di ricordi ，一种个人日记）中急于指出的那样，马基雅维利家族是一个古老且受人尊敬的家族。他们最初来自佛罗伦萨以南几公里的乔戈利村（Giogoli）附近，与蒙特斯佩托利（Montespertoli）贵族同宗，而且，尽管他们属于“富豪”（ popolani grassi ，字面意思是“胖子”或“富人”），不是被剥夺公民权的城市贵族，但他们始终保持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 [13] 13世纪的某个时候，在奥特尔拉诺定居时，他们被认为是圣菲利西塔附近最重要的家族之一。 [14] 1260年9月4日，佛罗伦萨在蒙塔珀尔蒂战役（Battle of Montaperti）中战败，他们——就像其他与归尔甫派（Guelph）有牵连的人一样——如此显赫，只好流亡。 [15] 但是，尽管家族中至少一个分支永久地定居在博洛尼亚（Bologna），但马基雅维利家族本身很快就返回佛罗伦萨，并在14世纪初期完全恢复了声誉。 [16] 他们的财富稳步增长，他们投身公共服务，十二次担任执政官，至少五十次担任“正义旗手”。 [17] 当然，也有一些不肖子孙，如乔瓦尼·迪·安焦利诺（Giovanni di Angiolino，约1250～1330），他在博洛尼亚学习法律时因杀害一名神父而被逐出教会，后来被大教堂参议神父（cathedral chapter）指控犯有强奸和猥亵罪。 [18] 但这些都是例外，不是常态。没过多久，野心更大的马基雅维利家族成员就会发现他们已经跻身佛罗伦萨上流社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博尼塞尼亚·迪·安焦利诺（Buoninsegna di Angiolino，约1250～1330），他是应受谴责的乔瓦尼的兄弟。 [19] 他出生在动荡年代，通过与巴尔迪（Bardi）银行的联系发了财。 [20] 在成功地在那不勒斯查理二世（CharlesⅡ）的宫廷中代表巴尔迪家族之后，他作为佛罗伦萨的代表与教宗克雷芒五世（Clement Ⅴ）的使节谈判。 [21] 在此之前，他还担任过十次执政官，两次铸币厂老板，1326年担任过“正义旗手”。 [22] 在“梳毛工起义”（Ciompi Revolt，1378） [23] 中，他们的豪宅险些被被剥夺权利的布业工人烧毁，之后，马基雅维利家族开始专注于整合，而不是扩张。他们通常满足于在法律、银行和商业等不起眼的行业，谨慎地使用自己的资源，小心翼翼地捍卫自己的权利，即使这意味着要进行昂贵的法律诉讼。 [24] 然而，马基雅维利家族仍然是个地位很高的家族。 [25] 即使没有别的舞台，他们仍然足够富有，可以通过文化赞助来展示自己的地位。如1438年，亚历山德罗·迪·菲利波（Alessandro di Filippo）获得了在圣菲利西塔修道院教堂——在马基雅维利宫（Palazzo Machiavelli）对面——建造家族小教堂的权利，并委托里多尔弗·德尔·吉兰达约（Ridolfo del Ghirlandaio，死于1466年后）在教堂的墙上画了一系列壁画（已失传）。 [26] 尼科洛的父亲贝尔纳多受益于家族的繁荣。无可否认，他的童年充满了悲伤。他出生于1430年初或者更早一点，在他还在襁褓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 [27] 按照习俗，寡妇在丈夫死后要返回自己的家庭，因此他被交给没有孩子的叔叔乔瓦尼·迪·博尼塞尼亚（Giovanni di Buoninsegna）照顾。1439年乔瓦尼死后，贝尔纳多再次失去了如父亲一样的人。但贝尔纳多至少继承了一大笔财产。从他父亲——1427年，他的应税资产达到了1500佛罗林——那里继承了建造马基雅维利宫的那块地产，以及在珀库西纳（Percussina）的圣安德里亚（Sant’Andrea）的一些土地。他还被指定为乔瓦尼的主要继承人，并获得了家族房产的应得份额，以及珀库西纳的圣安德里亚的一处“农庄”（ albergaccio ），附带花园和凉廊。 [28] 此外，1445年，另一个叔叔托托·迪·博尼塞尼亚（Totto di Buoninsegna）指定他为替代继承人，以防他自己的孩子死亡或无法生育后代。五年后，贝尔纳多和他的私生子堂兄马基雅维洛一起，正式接受了一半的遗产。 [29] 与他的家族背景相适应，贝尔纳多1447年前后开始在佛罗伦萨大学（Studio Fiorentino）学习法律。这不是胆小的人该走的路。除了学业本身的困难之外，当时这所大学也进入了衰退期。 [30] 他的同学、后来成为国务秘书的巴托洛梅奥·斯卡拉（Bartolomeo Scala）后来回忆说，当时“书本和教师严重短缺”。 [31] 但贝尔纳多得到了家人的帮助，因为他的家族与该学府有密切的联系。他的大表兄弗朗切斯科·迪·洛伦佐·迪·菲利波（Francesco di Lorenzo di Filippo，死于1428年），早在15世纪初就在这里教书，而他的二表兄，吉罗拉莫·迪·阿格诺洛（Girolamo di Agnolo，1415～1460），在那个时代是一名法律教师。 [32] 别把这样的关系不当回事。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吉罗拉莫把他的法律学识和政治服务结合在一起。他不仅可以帮助贝尔纳多学习，而且可以帮助他在大学之后的职业生涯。到1447年，吉罗拉莫已是“行会旗手”（ gonfaloniere di compagnia ，负责佛罗伦萨十六个区之一）；作为一名“风化官”（ ufficiali dell’onestà ），负责监管城市公共妓院；作为“德行办公室”（ Ufficio della Grascia ）的成员，负责控制商品和服务价格；此外，还是修订共和国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委员会成员。 贝尔纳多有学习的天赋。不管他有没有取得法学博士学位，他的法律知识——以及他对法律公正的坚定信念——为他赢得了同时代人的尊敬。事实上，人们对他的评价很高，以至于后来在巴托洛梅奥·斯卡拉的对话体《论法律与法律判决》（ De legibus et iudiciis ）中成为两名对话者之一。 [33] 背景显然是在狂欢节期间，辩论的主题是——好的法律与好的君主，何者统治更好？ [34] 巴托洛梅奥对人类立法的无能和法官的腐败不屑一顾，认为只有在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这样英明的监护人的治理下，人类的无序倾向才能得到遏制。相比之下，贝尔纳多则主张法律是正义和理性的体现。尽管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对科西莫·德·美第奇进行任何指责，但他认为，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往往会屈服于邪恶的欲望。所以，人们更应该相信法律结构，而不是一个容易犯错的君主的善意。 然而，贝尔纳多的兴趣并不局限于法学。他对古典名著如饥似渴，还结识了城里一些重要的人文学者。他常去斯卡拉位于平蒂村（Borgo Pinti）的华丽豪宅拜访，与安吉洛·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马西利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和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等人有了定期接触。 [35] 他还有一个小而体面的私人图书馆，他经常从朋友或圣十字（Santa Croce）修道院借些书作为补充。小尼科洛满七岁时，贝尔纳多已经购买或借来了西塞罗（Cicero）的《论义务》（ De officiis ）、一本逻辑学著作的概要——包括波伊提乌（Boethius）的《论区分》（ De divisione ）和《种差论题》【 De topicis differentiis ，此书是亚里士多德《论题篇》（ Topics ）的译本】——和托勒密（Ptolemy）的《宇宙志》（ Cosmographia ）。 [36] 他对古典文本的热情很高，事实上，当“大师尼科洛·特德斯科”（Maestro Nicolò Tedesco）1475年9月在卡里马拉大道（Via Calimala）找到他并建议他为李维的《罗马史》（ Ab urbe condita ）编写一份地名索引，以换取一份文本副本时，他欣然接受了这个机会。 [37] 显然，他很喜欢这项工作，效率也很高，10个月后，也就是1476年7月，他把地名索引交给了尼科洛·特德斯科。与此同时，他开始寻找其他关于历史和地理，以及哲学和修辞方面的著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涉猎了西塞罗的《反腓力辞》（ Philippics ）和《论演说家》（ De oratore ）、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的《自然史》（ Naturalis historia ）、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的《西庇奥之梦述评》（ Commentary on the Dream of Scipio ）和《农神节》（ Saturnalia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 Nicomachean Ethics ）——连同多纳托·阿乔奥利（Donato Acciauoli）的评论，以及西塞罗的《修辞学》（ Rhetorica ad Herennium ）、查士丁（Justinus）的《摘要》（ Epitome ）和弗拉维奥·比昂多（Flavio Biondo）的《意大利解说》（ Italia illustrata ）。 [38] 尼科洛的母亲巴托洛米娅也不是智力上的懒人。她的家族从穆杰罗（Mugello）起家，通过贸易积累了一些财富，并在14世纪与彼特拉克（Petrarch）关系密切。 [39] 虽然她的出生日期无法确定，但众所周知，她成长在一个富裕的家庭，这个家庭对人文主义研究充满热情，使她能够分享这种新知识的成果。在相当年轻的时候，她嫁给了药剂师尼科洛·迪·吉罗拉莫·尼科洛·贝尼齐（Niccolò di Girolamo di Niccolò Benizi），并很快为他生了一个女儿里奥纳达（Lionarda）。 [40] 1457年丧偶后，她嫁给了贝尔纳多，贝尔纳多的豪宅就在贝尼齐在奥特尔拉诺的家的斜对面。尼科洛出生时，她已经为贝尔纳多生了两个女儿：普里玛韦拉（Primavera，约生于1465年）和玛格丽塔（Margherita，约生于1468年）。但她的生活并不限于家庭。尽管法律对妇女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有限制，但她似乎对做生意有积极性。在《生活札记》中，贝尔纳多提到了她与织布工打交道的情况。 [41] 只要有时间，她还会演奏音乐、读书和写作。按照家庭传统，她写了一些宗教诗（ laudi ），献给尼科洛。 [42] 然而，尽管尼科洛在一个充满书籍、故事和歌曲的忙碌而快乐的家庭环境里迈出了他的第一步，但他的人生开端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幸运。后来，他声称自己“出身贫寒，而且……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节俭而不是随心所欲”，虽然他的这番说辞无疑出于一种渴望，以引起读者的同情，但离事实并不远。 [43] 尽管贝尔纳多很有天赋，但他从未有所成就。他从未当过律师，从未从事过银行或贸易业务，也从未参与过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事实上，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相比，人们甚至可以说他是个失败者——至少就职业而言。然而，这并不是说他懒惰。其实，他是环境的受害者。 贝尔纳多一直生活在某种阴影下。从孩提时代起，他就一直被对自己出生合法性的怀疑困扰。尽管他从家人那里得到的遗产表明，这一点从未受到严重质疑，但他可能在父亲死后出生的情况留下了不确定性。他晚年经常对自己的出生日期含糊其词，这可能对他也没有帮助。 [44] 这并不是件小事。虽然佛罗伦萨对待私生子比其他城市更宽容，但仍然对他们施加了一系列法律限制。 [45] 他们被禁止加入某些行会，也禁止从事法律工作。 [46] 他们还被禁止担任公职。1404年，私生子被禁止参加任何主要的行政或立法会议；1428年，通过了一项法律，对任何试图这样做的人处以500佛罗林的罚款。 [47] 即使贝尔纳多不是私生子——似乎有证据表明这一点——流言蜚语也可能造成伤害。这是个糟糕的开始。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情况越来越糟。正当他的法律学习即将结束时，他的生活被政治动荡扰乱。几年来，反对美第奇家族的声音越来越大。 [48] 许多“显贵”［（ ottimati ），字面意思是佼佼者（the best），但通常指富豪（magnates）和精英（elite）］——作为“肥人”（ popolo grasso ）阶层的主要成员，他们现在要登台亮相了——已经开始憎恨那些企图把他们贬低为仅仅是客户，而把共和国降为私营企业的做法。因此，1454年，人们试图废除占统治地位的寡头政治，恢复佛罗伦萨传统的“大众”（popular）政府形式。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但实施的改革被证明是脆弱的。 [49] “显贵”不仅无法阻止美第奇的支持者继续执政，而且，随着城市财政状况的恶化，他们也开始分裂。到1458年，科西莫·德·美第奇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重新掌控政府，并着手安排必要的宪法修改工作。 [50] 尽管如此，一些“显贵”决定进行一场战斗。科西莫的建议被提交给“普兰提卡”（ pratica ）——为执政官提供咨询的特别委员会，但遭到了意想不到的反对。其中最突出的是贝尔纳多·马基雅维利的远房表兄吉罗拉莫。很大程度上由于他的努力，科西莫的建议被拒绝了。由于受到阻挠，科西莫被迫向“议会”（ parlamento ）请愿，但在此之前，他采取了预防措施，以诱使“普兰提卡”的一名成员投票反对他的计划的罪名逮捕了吉罗拉莫。吉罗拉莫惨遭折磨，然后被判流放阿维尼翁（Avignon）25年。 [51] 然而，两年后，吉罗拉莫因在卢尼贾纳（Lunigiana）密谋推翻卷土重来的美第奇政权而被捕，并被监禁在佛罗伦萨，不久死于虐待或酷刑。 [52] 死前，他坦白了他所知道的一切，由于他的证词，另有大约25名公民被放逐。 [53] 严格地说，贝尔纳多与吉罗拉莫的亲戚关系不应该成为太大的问题。尽管叛乱分子的直系亲属通常会遭受牵连，但较远的亲属很少被视为有罪。如果有足够的资格，他们甚至可以继续担任公职。吉罗拉莫的一个表亲，亚历山德罗·迪·菲利波（Alessandro di Filippo），在他的亲戚1458年被捕后仅仅几周，就被选为佛罗伦萨“地籍登记”（ catasto ）官员，之后的1466年又成为司法委员会“巴利亚”（ balìa ）的成员。 [54] 另一位，保罗·迪·乔瓦尼（Paolo di Giovanni），甚至在1478年继续担任“正义旗手”，并在1483年和1488年担任比萨和里窝那的军队首领。 [55] 与他们一样，贝尔纳多也许可以对吉罗拉莫的命运听之任之而不受任何影响。但他妻子前亲家的介入让这一切变得更加困难。1458年，贝尼齐家族的四名成员被流放，1460年吉罗拉莫认罪后，又有两名成员被判为叛乱分子。 [56] 由于两个家族都有叛逆者，贝尔纳多注定会不受信任，即使没有任何理由对他提起正式诉讼，他仍会受到不言而喻的社交限制。但贝尔纳多对此无能为力。这甚至比他的出生合法性问题更严重，这将对他任何形式的公共生活构成严重阻碍。 然而，贝尔纳多事业上最大的障碍是他的债务。虽然他从父亲和叔父那里继承了一大笔财产，但也继承了他们的债务。这些都是不可小觑的。1433年的地籍税申报表明，他的父亲去世时欠24个人的钱；同年，他的叔叔乔瓦尼也确认了17位债权人。 [57] 其中一些欠款数额很大。乔瓦尼·迪·巴尔杜奇（Giovanni di Barducci）——贝尔纳多的父亲显然从他那里购买了珀库西纳圣安德里亚的一些土地——在他的名字旁边写了400佛罗林的数目；还有其他几个人要求偿还类似的数额。 对一个有妻子和三个孩子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58] 甚至在吉罗拉莫的阴谋被发现之前，贝尔纳多就开始拖欠税款了。不久，他被列入了欠税者名单（specchio）。尼科洛出生后不久，他的部分欠款被免除了。正如他在《生活札记》中指出的，那些自1458年以来拖欠的税款在1475年被搁置，连同几年前的另一张税单。但他仍对1458年以前就已欠下的245佛罗林负责。他同意每六个月——除了应付不断增加的税单之外——偿还2.5佛罗林，因此余生时间里他的名字就一直出现在欠税者名单上。 [59] 这摧毁了他继续谋求法律职业的任何希望。在15世纪晚期，欠税者不仅蒙受一定的社会耻辱，还被禁止担任公职或做公证员。 [60] 他不得不接受法律大门对他关闭的事实。 由于无法从事他的专业，贝尔纳多不得不依靠乡下的农庄来维持生计。这些田产为他定期提供基本的食品供应。有一桶桶的油、红酒和醋，一袋袋的蚕豆，一斗斗的小麦、燕麦和大麦，尽管质量相当差。 [61] 有时，还有苹果和奶酪。 [62] 在特定的节日里，贝尔纳多还能收到阉鸡、蛋、鹅和鱼，并且他还能每年一次收到好几头肥猪。 [63] 这些都帮助他维持家庭生计，但贝尔纳多的田产并没有给他提供多少资金收入。由于他的佃户大多以实物支付租金，所以租金很低。即使这样，租金也常常很难收齐。托斯卡纳的佃农制度十分低效，农民永远在负债。 [64] 值得肯定的是，贝尔纳多偶尔会鼓励他的佃户去开垦荒地，并与他们一起劳作，以确保良好的收成。 [65] 但他们仍然有欺骗他的坏习惯。事实上，有时他甚至不得不借钱给他们。 [66] 他挣的那一点点钱，大部分来自出售诸如羊毛、亚麻和木材等产品。他还可以从出售牲畜中分得一半。然而，这是一种费时费力的做法。即使在最好的年头，农庄也只能带来微薄的收入。 由于他的可支配资源很少，贝尔纳多不得不为每一分钱而奋斗。他天生不是一个商人。他觉得做买卖很难堪，也从不会讨价还价。但是，正如他在《生活札记》中表明的那样，如果他认为有人欠了他的钱，他也不怕大吵大闹。债务多少并不重要。事实上，钱越少，他就越计较。例如，1475年7月，他将两名赶骡人（muleteers）告上法庭，因为他们没有支付从他那里购买的一些灌木的钱。 [67] 他最激烈的争吵是与一个名叫罗洛莫·阿格诺罗·迪·克里斯托法诺·切奇（Rolomo d’Agnolo di Cristofano Cecchi）的屠夫。 [68] 1476年4月初，贝尔纳多的租客雅各布·迪·卢卡（Jacopo di Luca）同意以每只20索尔迪的价格向罗洛莫出售9只羊羔。作为交易的一部分，贝尔纳多将获得一半的售价。几天后，当雅各布把羊羔送来时，罗洛莫却称有些母羊营养不良，他拒绝支付约定的价格，要求减扣21索尔迪。贝尔纳多得知此事后，大为恼火。他怒气冲冲地冲进肉铺，对罗洛莫大喊大叫。当罗洛莫精明地把他拖进一场毫无意义的争论中，争论什么奶酪可以用羊奶做时，他更加愤怒了。最后，他不得不请一位朋友调解，即使这样，也要过几个星期才能收回全部款项。 但无论贝尔纳多多么努力，钱就是不够用。有时，他穷得不得不卖掉衣服勉强糊口。 [69] 尽管如此，贝尔纳多和巴托洛米娅还是尽力保持他们的体面形象。作为社会精英的一员，他们对自己的地位无比自豪，决心不让生活标准下滑。不管怎样，他们总设法凑钱来付仆人的工钱，而且仆人年老体弱不能再工作时，他们也主动地照顾他们。 [70] 他们继续去拜访那些有钱的朋友，也接待他们的回访。 [71] 不过，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是有些寒酸。罗马大街上的这座豪宅很久之前就是一个相当破败的地方，但在尼科洛小时候，它开始散发出衰败的味道。虽然女佣莫娜·布里吉达（Monna Brigida）照例每周六打扫房间，但房间似乎总是满是灰尘。 [72] 修缮工作总是推迟。有时连贝尔纳多也会对自己的穿着感到羞愧。 [73] 即使在最具书生气的时候，他们的日常生活也难免俗事的干扰。例如，当贝尔纳多忙着编纂李维的《罗马史》地名索引时，他的妻子告诉他，她的未婚女仆内西娅（Nencia）似乎怀孕了。因为家里有任何不道德的行为，他自己的名誉就会受损，贝尔纳多自然非常震惊。然而，当内西娅被询问时，她不仅承认了自己怀孕的事实，还透露自己怀的是贝尔纳多远房表亲尼科洛·迪·亚历山德罗·马基雅维利（Niccolò di Alessandro Machiavelli）的孩子，此人住在宅邸的另一处。她称他们从去年11月就有了私情。起初，是她在尼科洛的妻子怀孕期间去找他，晚上趁家里其他人都睡着的时候偷偷溜出家门。但后来，尼科洛的妻子生病，他就来找她了。他蹑手蹑脚穿过院子，从厨房窗户溜进来，在炉子前和她厮混。当然，这段时间很欢愉；但现在，内西娅的前途被毁了。尼科洛竭力逃避责任，声称这是他的朋友弗朗切斯科·伦齐（Francesco Renzi），而不是他自己的过错。当然，贝尔纳多一点也不相信他的话。他对尼科洛大发雷霆。当他们在圣菲利西塔前的街上相遇时，他狠狠地骂了尼科洛一顿。但他仍然帮助缓和了局面，安排人谨慎地照顾内尼娅直到她生下孩子，并在她最终结婚时强迫自己误入歧途的表亲为她置办了嫁妆。 当然，本书主人公尼科洛还太小，理解不了这些纷扰。但是，即使他不能理解自己人生艰难的原因，这些事也将改变他的生活道路。毕竟，在15世纪后期，家庭仍然是一个人的地位和前途的主要决定因素。如果贝尔纳多死前没能设法还清欠税，尼科洛将处于严重的不利境况。他不仅会和父亲一样背负社会污名，还会被禁止从事某些职业。佛罗伦萨的法律禁止公共债务人的儿子担任公证人和公职。从1476年开始，他们的继承权也受到限制。除非他们拒绝继承遗产，否则他们就有义务承担遗产的全部未缴税款。 [74] 当然，这一切都还在未来。但对一个年轻小伙子来说，这真算不上人生中最耀眼的开始。 [1] Leonardo Bruni， Laudatio Florentinae Urbis ，pr.；text in H.Baron， From Petrarch to Leonardo Bruni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pp.232-63，here p.232. [2] Leonardo Bruni， Laudatio Florentinae Urbis ，pr.；text in H.Baron， From Petrarch to Leonardo Bruni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p.233。 [3] Benedetto Dei， La Cronica dall’anno 1400 all’anno 1500 ，R.Barducci（ed.）（Florence：Passigli，1985），p.77；trans. from S.U. Baldassarri and A.Saiber（eds.）， Images of Quattrocento Florence：Selected Writings in Literature，History，and Art （New Haven CT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pp.84-5. [4] Bruni， Laudatio ，1；Baron， From Petrarch to Leonardo Bruni ，p.233，pp.235-6. [5] Leon Battista Alberti， Della pittura ，L.Mallè（ed.）（Florence：Sansoni，1950），p.54；trans. from Baldassarri and Saiber（eds.）， Images of Quattrocento Florence ，p.194. [6] 贝内代托·戴坚持认为，整个城市有一百零八座教堂。Dei， Cronica ，Barducci（ed.），p.78；trans. from Baldassarri and Saiber（eds.）， Images of Quattrocento Florence ，p.86. [7] Bruni， Laudatio ，1；Baron， From Petrarch to Leonardo Bruni ，p.23. [8] A.Perosa（ed.）， Giovanni Rucellai ed il suo Zibaldone ，2 vols.（London：Warburg Institute，1960-81），vol.1，p.61；trans. from Baldassarri and Saiber（eds.）， Images of Quattrocento Florence ，p.74. [9] A.Schiaparelli， La casa fiorentina e i suoi arredi nei secoli XIV e XV ，M.Sframeli and L.Pagnotta（eds.），2 vols.（Florence：Le Lettere，1983），vol.1，p.141ff. [10] D.Kent，‘“The Lodging House of All Memories”：An Accountant’s Home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66/4（2007），pp.444-63. [11] C.Atiknson， Debts，Dowries，Donkeys：The Diary of Niccolò Machiavelli’s Father，Messer Bernardo，in Quattrocento Florence （Frankfurt am Main：Peter Lang，2002），p.57. [12] 仆人们被安置在紧靠豪宅后面的巷子的一间小屋（casetta）里。De’ Ramaglianti：Bernardo Machiavelli， Libro di ricordi ，C.Olschki（ed.）（Florence：Le Monnier，1954），p.168. [13] 确切地说，马基雅维利家族的起源仍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乔瓦尼·迪·安焦利尼·德·马基雅维利（Giovanni di Angiolini de’ Machiavelli）据说是“乔戈利（Giogol）贵族卡罗尼迪尼（Caronidini）”家族的一员，戴维森（Davidsohn）由此推断，马基雅维利家族一定是从这个地区产生的。相比之下，斯托帕尼（Stopani）则小心翼翼地避免下结论。根据15世纪该家族的不同成员在“地籍登记”中所列的财产，他认为，更妥当的说法是，他们来自格雷夫河（River Greve）和佩萨河（River Pesa）之间的某个地方。R.Davidsohn， Geschichte von Florenz ，4 vols.（Berlin：E.S.Mittler und Sohn，1896-1927），vol.2.2，p.457；R.Stopani， Io mi sto in villa. L’Albergaccio del Machiavelli a Sant’ Andrea in Percussina （Florence：Centro di Studi Chiantigiani，1998），esp. pp.8-9，p.16，p.18. [14] Giovanni Villani， Nuova Cronica ，6.81. [15] Marchionne di Coppo Stefani， Cronaca Fiorentina ，N.Rodolico（ed.）， RIS ，2nd ser.，30.1（Città di Castello：S.Lapi，1903），p.48.马基雅维利家族和贝尔弗拉德利家族（Belfradelli）、阿格里奥尼家族（Aglioni）、奥乔里尼家族（Orciolini）、索德里尼家族和阿米拉蒂家族（Ammirati）一起被列为奥特尔拉诺的主要归而甫派成员。 [16] Hieronimo de Bursellis， Cronica gestorum ac factorum memorabilium civitatis Bononie ，A.Sorbelli（ed.）， RIS ，2nd ser.，23.2（Città di Castello：S.Lapi，1912），p.27. [17] Giovanni Battista Baldelli， Elogio di Niccolò Machiavelli （London [Livorno？]：s.n.，1794），pp.86-7. [18] Davidsohn， Geschichte von Florenz ，vol.2.2，p.457，vol.3，p.53，vol.4.1，p.180. [19] 见M.Luzzati，‘Machiavelli，Buoninsegna di Angiolino’， DBI ，vol.15（Rome，1972）， ad voc 。 [20] R.Davidsohn，‘L’avo di Niccolò Machiavelli：chronista fiorentino’， ASI 93（1935），pp.35-47，here p.38；Luzzati，‘Machiavelli，Buoninsegna di Angiolino’. [21] Davidsohn，‘L’avo di Niccolò Machiavelli’，38-9；Luzzati，‘Buoninsegna di Angiolino’. [22] 博尼塞尼亚在1283、1289、1292、1296、1298、1306、1309、1310、1313和1314年担任执政官。 [23] 见 Diario di Anonimo Fiorentino dall’anno 1358 al 1389 in A.Gherardi（ed.）， Cronache dei secoli ⅩⅢ e ⅩⅣ （Florence：Cellini，1876），pp.293-481，here p.359。 [24] 例如在1426～1427年，贝尔纳多的叔叔，圭多·迪·博尼塞尼亚，和他的堂兄搬家，弗朗切斯科·迪·洛伦佐坚持请求帕特·圭尔法（Parte Guelfa）确认他们是曾经被蒙特佩托里城堡——他们的父辈三十多年前继承的——占据的土地的合法所有者，即使这样做的成本可能超过了从房地产中获得的适度回报。Ricordo Machiavelli， Ricordanze ，Florence，Biblioteca Marucelliana MS A.229.10，fols. 193-248，here 234v-235v；quoted in Atkinson， Debts，Dowries，Donkeys ，pp.35-6，n.37，p.37，n.42. [25] A.Molho， Marriage Alliance in Late Medieval Florence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365-410，esp. p.394. [26] P.Litta，et al. Famiglie celebri italiane ，11 vols.（Milan：P.E.Giusti，1819-99），表二提到“马基雅维利教堂有幅壁画，那是德尔·吉兰达约画的《基督在十字架的证词》”。这只能指里多尔弗·德尔·吉兰达约现已失传的《圣徒在十字架上的证词》（ Deposition from the Cross with Saints ）。阿特金森（Atkinson）在 Debts，Dowries，Donkeys （第35页）中误认为这幅作品是委托多梅尼科·吉兰达约（Domenico Ghirlandaio）创作的，因为他是在该项委托十年后才出生的。 [27] 有关贝尔纳多·马基雅维利出生和他父亲去世的日期，见Atkinson，Debts，Dowries，Donkeys，pp.41-2。 [28] Atkinson， Debts，Dowries，Donkeys ，p.43；ASF Catasto 435，fol. 480r.值得注意的是，在1427年，乔瓦尼·迪·博尼塞尼亚的净资本达到1559佛罗林。Martines， The Social World of the Florentine Humanists，1390-1460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378. [29] Ricordo Machiavelli， Ricordanze ，Florence，Biblioteca Marucelliana MS A.229.10，fol. 233v；Bernardo Machiavelli， Libro di ricordi ，Olschki（ed.），p.9f. [30] J.Davies， Florence and its University during the Early Renaissance （Leiden：Brill，1998），p.127. [31] Angelo Poliziano， Opera omnia ，rev. ed.（Lyon：Sébastien Gryphius，1533），p.147；trans. from A.Brown， Bartolomeo Scala，1430-1497，Chancellor of Florence：The Humanist as Bureaucrat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8，n.23. [32] L.Martines， Lawyers and Statecraft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p.485；Brown， Bartolomeo Scala ，p.10；R.Zaccaria，‘Machiavelli，Girolamo， DBI ，vol.67（Rome，2006）， ad voc. [33] Bartolomeo Scala， De legibus et iudiciis ，in Bartolomeo Scala， Essays and Dialogues ，R.Neu Watkins（trans.）（Cambridge MA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158-231. [34] 相关讨论见Brown， Bartolomeo Scala ，pp.288-96；Atkinson， Debts，Dowries，Donkeys ，pp.149-52；最近研究见R.Fredona，‘Carnival of Law：Bartolomeo Scala’s dialogue De legibus et iudiciis ’， Viator 39/2（2008），pp.193-213。 [35] Bartolomeo Scala’s De legibus et iudiciis 就以贝尔纳多的拜访开始，见Scala，‘ De legibus et iudiciis ’，2； Essays and Dialogues ，p.160。 [36] Atkinson， Debts，Dowries，Donkeys ，pp.167-8. [37] Bernardo Machiavelli， Libro di ricordi ，Olschki（ed.），p.14，p.35.这位“大师尼科洛·特德斯科”可能是印刷工尼科洛·迪·洛伦佐·德拉·麦格纳（Nicolò di Lorenzo della Magna），或者是制图师尼拉斯·格尔马纳斯（Nicolaus Germanus）。有关“大师尼科洛·特德斯科”，见Bernardo Machiavelli， Libro di ricordi ，Olschki（ed.），p.236；B.Maracchi Biagiarelli，‘Niccolo Tedesco e le carte della Geografia di Francesco Berlinghieri autore-editore’，in B.Maracchi Biagiarelli and D.E.Rhodes（eds.）， Studi offerti a Roberto Ridolfi，direttore de ‘ La Bibliofilia ’（Florence：Olschki，1973），pp.377-97；Atkinson， Debts，Dowries，Donkeys ，pp.142-3。 [38] Atkinson， Debts，Dowries，Donkeys ，pp.168-71. [39] 彼特拉克是圣徒堂（Santi Apostoli）院长弗朗切斯科·内利（Francesco Nelli）的好友。几十年来，两人一直保持着频繁的通信。更广泛地讨论他们的关系，见E.H.Wilkins， Life of Petrarch （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tiy of Chicago Press，1961），pp.94-5，pp.101-2，pp.109-20，p.126，pp.129-31，p.133，pp.150-8，p.160，p.167，p.180，p.177，pp.180-3，pp.190-1，p.252。 [40] Bernardo Machiavelli， Libro di ricordi ，Olschki（ed.），p.242；Atkinson， Debts，Dowries，Donkeys ，p.48. [41] Atkinson， Debts，Dowries，Donkeys ，pp.80-1. [42] 虽然巴托洛米娅的宗教诗已不复存在，但直到18世纪，仍可在内利家族图书馆中读到：G.B.C.Nelli， Discorsi di architettura del Senatore Giovan Battista Nelli （Florence：Eredi Paperini，1753），p.8。 [43] Lett .，p.215（no.122）；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222（no.206）；Niccolò Machiavelli， Opere ，M.Bonfantini（ed.）（Milan and Naples：R.Ricciardi，1954），p.1098； Chief Works ，vol.2，pp.898-9，here p.899. [44] Atkinson， Debts，Dowries，Donkeys ，pp.41-2. [45] T.Kuehn， Illegitimacy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Ann Arbor 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esp. pp.74-9. [46] T.Kuehn， Illegitimacy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Ann Arbor 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p.80；Martines， Lawyers and Statecraft ，p.28；S.Calleri， L’Arte dei Giudici e Notai di Firenze Nell’età Comunale e Nel Suo Statuto del 1344 （Milan：Giuffrè，1966），p.31。 [47] Kuehn， Illegitimacy ，pp.83-4. [48] J.M.Najemy， A History of Florence，1200-1575 （Oxford：Blackwell，2008），pp.291-3. [49] J.M.Najemy， A History of Florence，1200-1575 （Oxford：Blackwell，2008），pp.293-4。 [50] N.Rubinstein， 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 under the Medici（1434 to 1494） （Oxford：Clarendon，1966），pp.89-135. [51] Domenico di Lionardo Buoninsegni， Storie della città di Firenze dall’anno 1410 al 1460 （Florence：Landini，1637），p.122；Rubinstein， Government ，p.103，p.109. [52] Buoninsegni， Storie ，p.127；Rubinstein， Government ，p.121. [53] Dei， Cronica ，Barducci（ed.），p.65. [54] R.Black， Benedetto Accolti and the Florentine Renaissan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173，p.339；Rubinstein， Government ，p.294. [55] Ugolino di Niccolò Martelli， Ricordanze dal 1433 al 1483 ，ed. F.Pezzarossa（Rome：Edizion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1989），p.292；Atkinson， Debts，Dowries，Donkeys ，p.40.保罗·迪·乔瓦尼1466年、1471年和1480年也是“巴利亚”的成员。Rubinstein， Government ，p.294，p.304，p.311. [56] Buoninsegni， Storie ，p.122.卡洛·迪·皮耶罗·贝尼齐（Carlo di Piero Benizi）被流放到阿维尼翁二十五年；安东尼奥·迪·皮耶罗·贝尼齐（Antonio Filippo di Piero Benizi）和菲利波·迪·皮耶罗·贝尼齐（Filippo di Piero Benizi）——还有他们的儿子、侄子和堂兄弟——被驱逐出佛罗伦萨达二十五年之久；乔瓦尼·迪·马泰奥·迪·皮耶罗·贝尼齐（Giovanni di Matteo di Piero Benizi）被命令十年内远离城市至少十六公里。这些人均被罚款。A.Brown，‘Insiders and Outsiders：The Changing Boundaries of Exile’，in W.J.Connell（ed.）， Society and Individual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Berkeley CA and Los Angeles 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pp.384-409，esp. pp.367-8. [57] Atkinson， Debts，Dowries，Donkeys ，p.44. [58] 巴托洛米娅的女儿在哪里长大不得而知：Atkinson， Debts，Dowries，Donkeys ，p.48，n.95。 [59] Bernardo Machiavelli， Libro di ricordi ，Olschki（ed.），p.8. [60] Martines， Lawyers and Statecraft ，p.32，p.46；A.Molho， Florentine Public Finances in the Early Renaissance，1400-1433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104-5，p.167. [61] Atkinson， Debts，Dowries，Donkeys ，pp.92-3；Bernardo Machiavelli， Libro di ricordi ，Olschki（ed.），p.190.佛罗伦萨周围的土壤不太适合种植谷物，见G.Pinto， Toscana medievale：paesaggi e realtà sociali （Florence：Le Lettere，1993），p.170。 [62] Atkinson， Debts，Dowries，Donkeys ，p.92；Bernardo Machiavelli， Libro di ricordi ，Olschki（ed.），p.21，p.121. [63] Atkinson， Debts，Dowries，Donkeys ，p.93；Bernardo Machiavelli， Libro di ricordi ，Olschki（ed.），p.3，p.12，p.13. [64] I.Imberciadori，‘I due poderi di Bernardo Machiavelli，ovvero mezzadria poderale nel’ 400’，in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2 vols.（Milan：Istituto Editoriale Cisalpino，1957），vol.2，pp.835-46. [65] Bernardo Machiavelli， Libro di ricordi ，Olschki（ed.），p.12. [66] Bernardo Machiavelli， Libro di ricordi ，Olschki（ed.），p.3。 [67] Atkinson， Debts，Dowries，Donkeys ，pp.128-9；Bernardo Machiavelli， Libro di ricordi ，Olschki（ed.），p.144ff. [68] Atkinson， Debts，Dowries，Donkeys ，pp.109-14；Bernardo Machiavelli， Libro di ricordi ，Olschki（ed.），pp.26-31，pp.33-5. [69] Atkinson， Debts，Dowries，Donkeys ，p.63；Bernardo Machiavelli， Libro di ricordi ，Olschki（ed.），p.27，p.34，p.38，p.43，p.46. [70] 当他们的老仆人朱斯塔（Giusta）失明，不得不被安置在育婴堂时，马基雅维利小心地确保她有充足的衣服供应。Atkinson， Debts，Dowries，Donkeys ，p.94；Bernardo Machiavelli， Libro di ricordi ，Olschki（ed.），pp.163-4，pp.189-90. [71] Atkinson， Debts，Dowries，Donkeys ，p.130. [72] Bernardo Machiavelli， Libro di ricordi ，Olschki（ed.），p.169. [73] Bernardo Machiavelli， Libro di ricordi ，Olschki（ed.），p.57。 [74] Martines， Lawyers and Statecraft ，p.190. 2 黄金时代（1476～1485） 贝尔纳多虽然穷困，但他对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充满期待，他能看出进步之风往哪儿吹。一段时间以来，佛罗伦萨人总是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新的“黄金时代”（Golden Age）。就在几年前，乌格里诺·维里诺（Ugolino Verino，1438～1516）在书中表达了他的喜悦之情，因为他出生在一个人文学科恢复了辉煌，博学之士获得了荣耀的时代。 [1] 而且，由于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Medici）继承了他父亲的地位，成了佛罗伦萨事实上的统治者，这座城市的地位甚至更高了。洛伦佐处在风华正茂的年纪，是个堂堂男子汉。他身心愉悦，玩意式足球（ calcio ）和网球（ palloni ），去打猎和放鹰，时不时引吭高歌。 [2] 只要城市处于和平状态，他就会让它“经常举行庆祝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人们可以观看比武，重温古代的功绩和胜利”。 [3] 最重要的是，他推崇艺术。他既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也以建筑、音乐、哲学和文学为乐。他甚至比他的父亲皮耶罗——维里诺誉其为“托斯卡纳土地上新生的梅塞纳斯（Maecenas）” [4] ——更重视那些有才能的人。安吉洛·波利齐亚诺以他的名字做联想，将其誉为“缪斯女神授予的桂冠……舒展的枝叶下，福珀斯（Phoebus）弹着竖琴，甜美地歌唱”。 [5] 每年夏天，他和英俊的弟弟朱利亚诺（Giuliano）都会邀请一群人文主义者朋友在他们位于卡瑞吉（Careggi）和卡法吉奥洛（Cafaggiolo）的乡间别墅待上几天，讨论经典，思考哲学。 [6] 贝尔纳多对美第奇家族不感兴趣。尽管他非常谨慎，没有公开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但他属于一个以同情反美第奇人士而闻名的世俗团体——圣吉罗拉莫公会（Compagnia di San Girolamo），或者更常用的名称“圣殇”（ Pietà ）。 [7] 但他欣赏洛伦佐对重要的人文主义者的垂青，这反映了佛罗伦萨社会人文艺术的实用价值。自13世纪晚期以来，公民政府随着制度结构的确立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成熟，它对周边乡村地区的控制也加强了。这就需要一批会拉丁语的人，他们能够起草法律，保存记录，处理与所属城镇和邻近城邦的官方信函。与此同时，一种独特的“市民”文化出现了，它“面临着封建骑士文化和北方大学学术文化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8] 佛罗伦萨民众努力维护共和主义自由，反对邻国贪婪的图谋，他们从古老的过去寻找政治词汇，以证明和捍卫自己的宪政结构。因此，学习和仿效古典文学很快成为必要的前提，不仅对日益壮大的专业官僚阶层如此，对那些希望参与公民政府或从事法律、医学或教会事业的“富豪”阶层也是如此。事实上，到15世纪中期，这种观念已经变得非常强大，以至于掌握拉丁语（以及希腊语）成为佛罗伦萨社会精英的一种象征。 那些出身卑微的人满足于让他们的孩子学到能读懂公证人的信函或管理简单的账目的程度，而贝尔纳多想给尼科洛全面的人文主义教育。他认定——尽管生活贫困——他儿子出身高贵，这是毫无疑问的。就像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1404～1472），他知道，如果没有坚实的拉丁语基础，“无论一个人看上去多么绅士，他都会被视为一个乡巴佬”。 [9] 但贝尔纳多也希望能让尼科洛摆脱成长过程中的贫困。 尼科洛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可以从事任何职业。即使进不了法律界，他也可以在公民政府中获得显赫的职位，如果有兴趣，他甚至可以从事医学或教会的职业。的确，如果他有真正的才能，他甚至可以用一句有趣的拉丁文格言，或者一部巧妙的希腊文译本来吸引富有的赞助人的注意。 尼科洛从什么时候开始上学少有人知，但他可能在四岁到六岁之间就已经学会了阅读。 [10] 如果让一位小学老师来照看，尼科洛就会读一些小孩识字本（ tavola ）。 [11] 那是一张普通的纸或羊皮纸，上面写着字母表中的字母，如果空间允许的话，还有一两个祈祷词。一块透明的牛角或云母通常放在纸上，以防止纸张损坏。通常，识字板还配有一个简单的把手，这样就可以一只手拿着，另一只手描出字母。 [12] 尼科洛一旦掌握了字母表，就可以读《诗篇》（ salterio ）。这是一本包含了几页音节，一些祈祷文，也许还有几首诗歌的入门书。尼科洛首先要学会所有两个字母的音节（ da，de，di，do，du ），然后是所有三个字母的音节（ ban，ben，bin，bon，bun ），最后是四个字母的音节（ scia，scie，scii，scio，sciu ）。之后，他会学习由两个音节组成的单词（ Ie - su，Ro - ma ），再转向三个音节，最后是四个音节的名词。 [13] 掌握这些之后，他会学习由一对短句组成的短语；最后，学会读整句话。 但是，考虑到《诗篇》是用拉丁文——或者用拉丁文和意大利文，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写的，在这个阶段，不要指望尼科洛能理解他正在学习阅读的内容。然而，这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麻烦。毕竟，教一个孩子阅读和书写像意大利语这样的本土语言是很难的，因为意大利语仍然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而且缺乏稳定的正规拼写（orthography）。相比之下，拉丁语被认为是一种永恒不变的语言，有固定的拼写和明确的语音规则，这使它特别适合用来教授孩子们基本的读写技能。 [14] 无论如何，拉丁语和意大利语非常相似，一个已经学会用前者读写的孩子很容易就能把他的技能应用到后者。 1476年5月6日，也就是他七岁生日后的第三天，尼科洛开始认真学习拉丁语。正如他父亲在《生活札记》中为之自豪的那样，他被送到受过大学教育的马特奥·德拉·罗卡（Matteo della Rocca）老师那里学习语法，他的学校在阿诺河对岸的圣三一（Santa Trinità）大桥下。 [15] 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在“马特奥老师”那里待了不到一年。1477年3月5日，他转而跟随私塾老师巴蒂斯塔·迪·菲利波·达·波皮（Battista di Filippo da Poppi）学习，波皮的学校位于德洛斯都迪奥（Via dello Studio）和德尔奥什大街（Via delle Oche）的街角，距离大教堂只有50米。 [16] 情况表明新的学校更令人满意。事实上，随着尼科洛教育的进展，贝尔纳多和这位新的老师似乎处得相当友好，甚至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互相借书。 [17] 每天一大早，尼科洛就会坐在老师桌子周围一个简单的木凳上，打开父亲给他买的那本《多纳读本》（ donadello ）。 [18] 此课本也被称为“ Ianua ”（入门书），因为有序言性的开场白，这本教材长期以来被认为——尽管有误——是4世纪的语法学家阿留斯·多纳图斯（Aelius Donatus）所著，并统治了至少两百年的语法课程。 [19] 可以肯定的是，在某些方面，它已经被更多的现代著作超越了，比如维罗纳的瓜里诺（Guarino da Verona）的《语法规则》（ Regulae grammaticales ，约1450年），但它仍然受到许多父母喜爱，像贝尔纳多，他们自己对此书加以研究，并认为它是权威著作。 [20] 然而，此课本学起来并不容易。它以问答的形式介绍了词类（名词、动词、分词、连词等），采用了一系列的问题和回答。有些表述过于浮夸。它问“诗人是什么词类？”“它是名词？什么是名词？通过实例表示适当的或共同的实质和性质的东西。名词有多少属性？五种。哪五种？” [21] 诸如此类。当这些定义最后都用完，它又用同样烦琐的方式详细说明动词的变位，名词、代词和形容词的变格。没有提供说明的例句。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的辅助记忆。尼科洛和他的同学按要求简单地阅读、背诵并最终全部记住。他们会不断复习，直到所有的单词都被正确无误地背出来。 [22] 如果尼科洛出差错，他可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会被打棍子。但佛罗伦萨的小学老师与狄更斯笔下的瓦克福德·斯奎尔斯（Wackford Squeers）相去甚远。尽管体罚时有发生，但教师们通常会采取更温和的惩罚方式。 [23] 打手掌几乎是最严厉的了，更严厉的惩罚会适得其反。正如埃涅阿斯·西维乌斯·皮科洛米尼（Aeneas Silvius Piccolomini，1405～1464）在他的《论自由教育》（ De liberorum educatione ，1450年）中建议的那样，对出身高贵的男孩，“赞扬和责备”要比体罚更好。 [24] 因为后者会让他们怨恨老师，而前者——如果使用适度——会激励他们向美德学习。 在掌握了《多纳读本》之后，尼科洛很可能已经开始使用《卡托对句》（ Disticha Catonis ）来阅读正确的拉丁语了。这是一本通常作为“入门书”《多纳读本》早期印刷版附录的诗歌体对句集，被广泛认为由马库斯·波提乌斯·卡托（Marcus Portius Cato，公元前234～前149年）所写，并因其古典风格而受到高度推崇。 [25] 对句由十二到十五个词组成，寓意一种道德。许多对句强调耐心、谦逊和节制的美德。但其他对句传达了更实际的信息，这些信息无疑会引起年轻的尼科洛的共鸣。“既然大自然将你创造成一个赤裸的孩子”，其中有个对句说，“记得要耐心承受贫穷的重担”。 [26] “想要心灵幸福，就要鄙视财富”，另一个对句则说，“寻求财富的人，永远像守财奴一样乞讨”。 [27] 然而，正当尼科洛着手应付《卡托对句》时，他的教育却因内乱而中断了。尽管洛伦佐·德·美第奇在他的乡村别墅里招待的人文主义者中名声显赫，但他的“政权”（ reggimento ）却一点也不安全。私下里，许多佛罗伦萨人已经开始抱怨他傲慢的态度。 [28] 有些“平民”（ popolani ）觉得，他接待外国政要的铺张浪费只适合一个贵族老爷，而不适合一个普通公民。中产家庭攻击他没收遗产或强迫他们的孩子违背自己的意愿结婚。显贵阶层讨厌他的惯例，即先让外交使节向他汇报，然后再去见执政团。而那些因冒犯他的朋友而被剥夺官职的人则公开指责他是暴君。 一开始，洛伦佐对这些抱怨不屑一顾，他自信自己能经受住任何内政风暴。但是，当他父亲的老盟友托马索·迪·洛伦佐·索德里尼（Tommaso di Lorenzo Soderini）——1440年代以来“资格审查员”（ accoppiatori ，受委托决定哪些公民有资格参加选举的官员）之一 [29] ——敦促执政团结束与米兰的关系，转而与那不勒斯甚至威尼斯结盟时，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地位的脆弱性。 [30] 他现在明白了，要想让脚下的地毯不被抽走，就得加紧对权力机关进行控制。 他首先把注意力转向执政团。自1466年以来，执政官是由“资格审查员”选举产生的，而“资格审查员”则由百人团（Cento）选举产生，在吉罗拉莫·马基雅维利政变后，成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来审查立法。 [31] 但如果任由他们自行其是，就不能指望他们选出一个忠诚于美第奇家族的执政团，所以，洛伦佐强制通过一项法令。以后，新的“资格审查员”将由他们的前任和当时在位的执政团选择。 [32] 考虑到他可以在关键时刻依靠大部分执政官和“资格审查员”，他有信心将来能够控制所有对执政团的任命。 然后洛伦佐转向百人团。虽然他通常能掌握相当数量的选票，但他不能保证始终获得通过立法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不能再冒这样的风险。1471年7月，新当选的执政团遵从他的意愿，提议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 balia ）来改革百人团的组成。 [33] 按规则，它的前四十名成员将由执政团和“资格审查员”选出，其余六十名将由已选的四十名成员、执政团和“资格审查员”一起选出。但实际上，是洛伦佐选择了那四十人。一旦把特别委员会其余的人都换成美第奇的支持者，他们就可以让自己成为百人团的常客，并在财政和军事事务上获得广泛的权力。 贝内代托·戴伊评论说，洛伦佐似乎成了“这家铺子的主人”。 [34] 但他的改革实际上弊大于利。 [35] 洛伦佐把所有的政治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否认显贵阶层在政府中任何有意义的参与，从而进一步疏远了他们。与此同时，他也发现很难维持自己庞大的关系户的忠诚，而他试图通过这些关系户来统治佛罗伦萨的议会和委员会。许多显赫家族不仅因为对美第奇家族的依赖而感到羞辱，而且恩惠分配不均也引起了怨恨。洛伦佐每给某个支持者一个职位或闲差，就会招来另外两个觊觎相同职位的人的敌意。因此，他非但没有加强美第奇政权的力量，反而意外地制造了越来越多不满的旁观者，这些人发现自己无处投靠，很快就寻求外国势力的支持来反对洛伦佐。 当美第奇银行的命运开始走下坡路，危险的严重性变得明显起来。 [36] 十多年来，它的资产一直在缩水。据尼科洛后来的记载，它甚至不得不从佛罗伦萨收回大量贷款，导致许多企业倒闭，并给家族招来敌意。 [37] 但激进的资产重组并没有阻止业绩下滑。在洛伦佐推行改革的时候，放贷已经受到限制，分支机构开始关闭。不久之后，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银行业的霸主地位就岌岌可危了。主要的银行业王朝，斯特罗齐家族和帕齐家族——两家强劲的竞争对手——甚至希望能很快取代美第奇家族成为教宗的专营银行家。 通过出售穆杰罗的土地，洛伦佐能够获得刚好足够的流动资金来抵御挑战。但当新近当选的教宗西斯都四世（SixtusⅣ）决定加强他对教宗国的控制时，洛伦佐的业务变得更加困难。在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卡斯泰洛城（Città di Castello）——该城在佛罗伦萨的帮助下击退了教宗的势力——失败后，西斯都四世一心想从米兰手中夺回伊莫拉（Imola）。然而，令教宗大为沮丧的是，米兰公爵加莱佐·马里亚·斯福尔扎（Galeazzo Maria Sforza）提出要把它卖给佛罗伦萨。但是，在严厉惩罚的威胁后，公爵最终同意以四万杜卡特金币的价格让教宗买下。当然，西斯都四世要求作为教会银行家的洛伦佐借钱给他。而此时，洛伦佐已无力支付如此巨额的贷款。但是，即使他设法筹集到足够的钱，答应教宗的请求，也会因为违背佛罗伦萨的领土利益而遭到强烈的批评。因此，洛伦佐拒绝了教宗的要求，并猜测到教宗的下一步行动，就敦促帕齐不要借钱给教宗。但是帕齐不愿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他们给了西斯都四世所需的款项，甚至告诉他洛伦佐说过的话。这是最后一根稻草。西斯都四世没有等他再说什么，就把美第奇家族作为教会银行家的特权取消了。 洛伦佐的对手和教宗之间迅速发展的关系因在教会任命上的争议而得到加强。显然，执政团一直希望把自己领土上的七个教区——佛罗伦萨、比萨、科尔托纳（Cortona）、沃尔泰拉（Volterra）、阿雷佐（Arezzo）、皮斯托亚（Pistoia）和菲耶索莱（Fiesole）——交给可以信赖的人；而且，只要美第奇家族还处于优势地位，他们就会努力确保选择忠于该家族的候选人。1473年，佛罗伦萨大主教去世，洛伦佐请求任命他的兄弟来填补这个空缺。但西斯都四世拒绝了，反而任命他自己的侄子彼得罗·里奥里奥（Pietro Riario）。次年彼得罗去世后，教宗又选择了弗朗切斯科·萨尔维亚蒂（Francesco Salviati），这对他来说是雪上加霜。萨尔维亚蒂根本不适合做神父。据波利齐亚诺说，他“热衷于赌博”，并“犯下了各种可耻的罪行”。 [38] 而且，他就是个“马屁精，非常轻浮，非常自负”。然而，他是西斯都四世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也是帕齐的亲戚。这让洛伦佐难以忍受。由于不愿意再次被拒绝，他劝诱执政团拒绝萨尔维亚蒂的候选人资格，并引起很大的骚动，以致西斯都四世被迫任命洛伦佐的姻亲里纳尔多·奥尔西尼（Rinaldo Orsini）接替他的位置。但教宗也不会善罢甘休。1474年10月，当比萨大主教职位空缺时，他立即任命了萨尔维亚蒂。愤怒的洛伦佐拒绝让萨尔维亚蒂占有他的教区职位。然而，他的固执并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受到欢迎。洛伦佐的对手在议会上批评他，甚至他的支持者也劝他三思。 [39] 反对意见只会增强他的决心。他决心执行自己的意志，又坚持了三年。但这种对峙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时间越长，美第奇政权上出现的裂痕就越多。最后，他不得不让步。萨尔维亚蒂得到允许就任他的职位。作为回报，教宗承诺，没有执政团的明确同意，将不会在佛罗伦萨领土内任命新的高级教士，并给予佛罗伦萨红衣主教职位，以支持美第奇家族在教廷的地位。 但伤害已经造成。在对抗中出现了一个致力于驱逐美第奇家族的联盟。早在1475年，加莱佐·马里亚·斯福尔扎就警告洛伦佐说，在大主教的兄弟雅各布（“一个完全不为人知的、卑鄙的人” [40] ）和教宗的侄子吉罗拉莫·里奥里奥（新就位的伊莫拉伯爵）的纵容下，西斯都和萨尔维亚蒂正计划杀害他和他的兄弟朱利亚诺。1476年，洛伦佐愚蠢地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帕齐家族的一位女子继承她父亲的财产，后来，雅各布和弗朗切斯科·德·帕齐也被劝说加入了阴谋。 [41] 当年晚些时候，当加莱佐·马里亚·斯福尔扎意外遭到暗杀时，贝尔纳多·班迪尼·德·巴隆切利（Bernardo Bandini dei Baroncelli）和人道主义者雅各布·布拉乔利尼（Jacopo Bracciolini），以及乌尔比诺（Urbino）公爵费德里科·达·蒙泰费尔特罗（Federico da Montefeltro）和佣兵队长乔万巴蒂斯塔·达·蒙特塞科（Giovanbattista da Montesecco）也卷入了阴谋。 [42] 经过多次密谋，他们决定在1478年4月25日星期六采取行动。在红衣主教拉斐尔·里奥里奥（Raffaele Riario）的掩护下，他们原本打算趁美第奇家人在菲耶索莱的别墅中露面，在其没有防备的时候杀死这对兄弟。但当得知朱利亚诺不会露面时，他们被迫改变了计划。他们以红衣主教想亲眼看看美第奇宫华丽的装饰为借口，请洛伦佐在第二天，即4月26日星期天的宴会上接待他们。洛伦佐不加怀疑地答应了。然而，在最后一刻，阴谋者们又一次发现朱利亚诺不会出席。当得知兄弟俩都在大教堂做弥撒时，他们决定不再拖延。虽然指定的刺客乔万巴蒂斯塔·达·蒙特塞科拒绝在教堂里杀人，但两名神父同意替他杀人，他们一起匆匆离开。当开始行圣餐时，他们发起攻击。贝尔纳多·班迪尼和弗朗切斯科·德·帕齐用剑刺杀朱利亚诺，当场杀死了他。洛伦佐遭到两名神父的攻击，身受重伤，但在波利齐亚诺的帮助下，设法逃到了圣器库的安全地带。 [43] 与此同时，弗朗切斯科·萨尔维亚蒂和他的兄弟雅各布·布拉乔利尼闯进领主宫，要求执政团交出对城市的控制权。但是执政团并没有那么容易被吓倒。警报响起，执政官们抓起他们能找到的武器，将大主教的手下击退。看到事情不像计划得那样顺利，雅各布·德·帕齐便骑马去领主广场，希望能发动一场民众起义。但他“人民自由！（ Popolo e libertà！ ）”的呐喊并没有人理睬。 [44] 由于事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引导公众舆论，人们都很谨慎，当他们得知洛伦佐还活着时，他们的怀疑变成了完全的敌意。雅各布知道阴谋已经失败了。他转身就跑；稍后，洛伦佐·德·美第奇带着武装人员来到了广场。他们杀死了能找到的每一个人。萨尔维亚蒂、布拉乔利尼和帕齐脖子上系着套索，被扔出领主宫的窗户，不久大主教的兄弟和堂兄也被杀。他们的尸体在风中抽搐，而杀戮仍在继续。后来，波利齐亚诺回忆起那可怕的场景，他说，当弗朗切斯科·萨尔维亚蒂垂死挣扎时，他的眼睛因愤怒而睁得很大，“不知出于偶然，还是恼火”，他的牙齿咬到了弗朗切斯科·德·帕齐的胸口。 [45] 尼科洛——再过几天就是他九岁生日——从巴蒂斯塔·迪·菲利波·达·波皮的学校肯定听到了骚动。当第一声喊叫在大教堂响起的时候，他可能已经读《卡托对句》好几个小时了，他坐在位子上，很容易就能听到密谋者奔向领主广场时，马蹄踏在鹅卵石上的咔嗒咔嗒声。他的老师可能过于谨慎，不让孩子们看到发生了什么，但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当萨尔维亚蒂和他的同伙被扔出窗外时，尼科洛可能也听到了美第奇家族支持者们从遥远处传来的欢呼声。 当然，他太年轻了，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他会感受到这个阴谋对他家庭的影响。洛伦佐开始追捕剩下的密谋者，尼科洛的父亲变得紧张起来。虽然贝尔纳多小心翼翼地保持低调，但他对二十年前表亲的阴谋记忆犹新，很难否认他是“圣殇”组织的成员。虽然问题不大，但他总有被怀疑是同谋的危险。更糟糕的是，他的财产也岌岌可危。萨尔维亚蒂死亡的消息传到罗马，西斯都四世——得到那不勒斯国王费朗特（Ferrante）的支持——就立即向佛罗伦萨宣战，洛伦佐还没来得及哀悼他的兄弟，就准备应对入侵了。伴随着暴雨，佛罗伦萨的雇佣兵很快行军穿过城市南部贝尔纳多地产附近的乡村。尽管他们得到了佛罗伦萨的资助，但他们的存在还是很可怕。如尼科洛后来指出的，职业军人往往具有犯罪恶习，他们以抢劫、强奸、杀害朋友和敌人而闻名。 [46] 贝尔纳多感到不安的租户要求他带他们迷人的妹妹桑德拉（Sandra）到他在佛罗伦萨的住宅避难。 [47] 没过多久，他们认为有必要把羊弄到安全的地方。 [48] 与此同时，任何未收割的作物都可能遭到损失，贝尔纳多本就微薄的收入也会进一步减少；第二年年初，他就因为一把柴火与人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这也表明了他的拮据境况。 [49] 这一切都对尼科洛的教育产生了连锁反应。大概就在这个时候，贝尔纳多把尼科洛从巴蒂斯塔·迪·菲利波·达·波皮的学校带走，把他交给了贝内代托·里卡迪尼（Benedetto Riccardini），因为里卡迪尼已经受聘要教远亲亚历山德罗·迪·尼科洛（Alessandro di Niccolò）家的男孩。 [50] 因经济拮据，他可能要设法削减开支。尽管两家人住在同一座豪宅的不同地方，但亚历山德罗的父亲比贝尔纳多要成功得多。他不仅通过丝绸贸易发了财，还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地位。1479年3月15日，他成为“十二贤人”之一；1481年1月，他第一次被选为执政官。 [51] 后来，他还担任过许多其他职务。 [52] 虽然尼科洛一向是个穷亲戚，但贝内代托却和他的两个学生关系很好。他受聘继续用拉丁文教育他们，为他们编写了一套中级语法课本——《拉丁语法课本》（ Erudimenta grammatices latinae linguae ）。 [53] 就课本而言，并不特别。许多15世纪的教师都编写教科书供自己的学生使用。 [54] 但即使考虑到常有的人文主义的夸张，他的献词还是过于热情了。贝内代托在献词中写道，他看到他们父辈和祖父辈的美德在他们的脸上反映出来，就决定放弃他通常采用的简单而常规的方法，相反，编一部能让他们通过阅读掌握语法基础的课本，不断提醒他们，他对他们怀有“永恒的好感”。他只希望他们能接受他“小小的礼物”，通过使用拉丁语——“这是公民荣誉的真正标志”——获得和他们的祖先一样的优点。 [55] “帕齐阴谋”（Pazzi Conspiracy）风暴之后是一段值得欢迎的平静时期。但并没有持续多久。在过去的两年里，黑死病再次袭扰意大利北部。1478年夏天，曼图亚（Mantua）的人口大幅度减少；当1479年初佛罗伦萨遭到瘟疫袭击时，人们担心会遭遇同样的命运。 [56] 一出现瘟疫，尼科洛、托托和玛格丽塔就被送到他们叔叔在穆杰罗的房子里，而贝尔纳多则带着他妻子和大女儿在佛罗伦萨设法安然度过。但到了5月底，贝尔纳多决定将孩子们送去更偏远的地方。尼科洛被匆匆送到贝尔纳多的继父乔瓦尼·德·内利（Giovanni de’Nelli）那里，那是西边稍远一点的蒙特布亚诺（Montebuiano）。 [57] 几天后，一个骡夫带着托托和玛格丽塔跟了上去。托托太小，走不了远路，他坐在一个篮子里，篮子系在骡子身上，篮子里有许多父母坚持要他们带的被单和毛毯。 只要瘟疫继续，尼科洛的书本学习就只能等一等了。他不再练习虚拟语气的用法或形容词的比较，而是自由自在地和他的表兄弟玩耍，或者探索他叔叔农场周围的山丘和树林。那时和现在一样，这里是托斯卡纳田园风光的一部分，不难想象，随着夏天的临近，人们会发出欢乐的笑声。 然而在佛罗伦萨，情况变得很严重。早在4月，执政团就十分关切，同意提供额外资金，以加速完成普拉托·德拉·吉乌斯蒂齐亚（Prato della Giustizia）的一所新医院。 [58] 但到了6月初，很明显这一计划无法及时完成。这座城市现有的设施已经不堪重负。当时有很多人感染了鼠疫，执政团不得不准许新圣母玛利亚教堂的主管（ spedalingo ）将他们安置在附近的圣母领报大教堂。 [59] 几周之内，就连这个地方也不得不扩容，惊恐之下，执政团逃到了菲耶索莱。 [60] 6月30日，从珀库西纳的圣安德里亚旅行回来的贝尔纳多发烧了，他担心自己染上了瘟疫。 [61] 他完全有理由担心。死亡率很高；接下来的几周，至少有三名马基雅维利家族的成员死去。 [62] 他把自己关在罗马大街的家中，派人去找他的堂兄博尼塞尼亚·迪·圭多（Buoninsegna di Guido）。当堂兄到达时，贝尔纳多通过一扇打开的窗户递给他一份尿样，还有1枚佛罗林，让他付钱给医生检查。尿检被认为是进行决定性诊断的重要一步。 [63] 鼠疫患者的尿液被认为浑浊、泛白或有臭味，马西利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非常相信它作为感染指标的效果，以至于他在关于瘟疫的论文中几乎没有提到任何其他症状。 [64] 从贝尔纳多的尿样中得出什么结论尚不清楚，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医生接二连三来探望他，每个人都提供了不同的治疗方案。他得到了苦涩的怜悯、甜甜的药剂和难喝的糖浆；他的脓肿被切除；他被放了血，还搽了各种各样的药膏。一位理发师甚至在他的腿上敷了西班牙蝇剂。这些治疗花了他一大笔钱。他每次看医生都要花1佛罗林。给他开的药也不便宜。平时，“复合”药剂的价格大概11先令（schilling），但在大瘟疫时期，价格可能会涨到68先令。 [65] 不过，贝尔纳多还是挺过来了。到7月中旬，他的身体基本康复，到8月初，他恢复良好。 现在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他受到刺激，要再次为孩子的未来负责。瘟疫刚平息，他首先转向十四岁的女儿普里玛韦拉，她最近爱上了比她大八岁的弗朗切斯科·迪·乔瓦尼·维纳奇（Francesco di Giovanni Vernacci）。正如贝尔纳多后来向这位年轻人的父亲承认的那样，他们的恋爱不符合他的意愿。严格地说，应该由父母来安排一桩合适的婚姻，而不是由年轻的情侣来选择他们喜欢的人。但是，由于普里玛韦拉和弗朗切斯科心意已决，他在这件事上就没有多少发言权。贝尔纳多和乔瓦尼无可奈何，找一位公证人起草了一份结婚合同，自豪的弗朗切斯科得到允许将一枚戒指送给他的未婚妻。 [66] 婚礼在四年后的1483年，也就是普里玛韦拉成年后举行。 按照惯例，贝尔纳多答应给女儿一份嫁妆。幸运的是，在比较富裕的时候，他很有先见之明，为她的“嫁妆”（ Monte delle doti ）购买了股票，到期时价值为503佛罗林2先令6便士。无可否认，数额不是特别大，但总比什么都没有强。 然而，在乔瓦尼的施压下，贝尔纳多也同意支付一笔与她未来丈夫的家庭地位相称的可观的嫁妆。正如他在《生活札记》中指出的，这份嫁妆还包括做内衣用的山羊毛或骆驼毛的蓝色布料（34里拉4先令），做袖套用的带图案的白色绸缎（8里拉），做外衣用的一大块蓝色塔夫绸，还有无数的缎带、缝纫丝线和钩子。 [67] 这一切把贝尔纳多推到了极限。不像维纳奇家，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给普里玛韦拉买一件价值15佛罗林的漂亮婚纱，而他每样东西都得分期购买，只要买得起，就派小尼科洛去给这儿那儿的布商一些里拉。有时他甚至还得以货代款。例如，为普里玛韦拉做背心（ giacchetta ）的裁缝发现，付给他的是两桶葡萄酒，而不是他期待的3里拉钱币。 普里玛韦拉订了婚，贝尔纳多终于能够安排尼科洛的教育了。这个男孩到了学习现代商业方法的时候了。这并非稀罕之事。在12世纪和13世纪的商业革命期间，商人们发展了新的计算技术——称为“算术”（ abbaco ）——以满足长途贸易、货币兑换和国际银行业务的需要。因此，制定了一个专门的课程来训练年轻人在进入商业和金融世界时所需要的数学技能。 [68] 在佛罗伦萨，商业技能尤其受到重视，即使受人尊敬的人文主义者，比如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也不例外 [69] 。男孩通常在学会读写之后，或者在掌握了拉丁语语法基础之前或之后的大约两年时间里，进入“算术”学校学习，除了“算术”以外，老师什么也不教。 [70] 1480年的“地籍登记”显示，大多数学习算术的人年龄在11～14岁之间，但也有人小至8岁或大至17岁。 [71] 1480年1月3日——同一天托托开始学习阅读——尼科洛开始向皮耶罗·玛丽亚·卡兰德里（Piero Maria Calandri，1457～1533/36） [72] 学习，他是该市最重要的算术老师之一。 [73] 尼科洛之前只接触过罗马数字系统，现在他开始学习阿拉伯数字和运算原理。 [74] 他还学会了手指计算，一种记录乘除中间步骤的方法。 [75] 尼科洛很快掌握了加法和减法，然后学习乘法和除法。虽然他可能会被要求像现代孩子一样背诵乘法表，但重点会落在对重量、计量单位和货币的应用上。 [76] 掌握了基础知识，他继续解决算术课本上的大部分问题。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这些都是针对在商业中遇到的问题——价格和产品、合伙关系、利息支付和折扣，甚至合金中金属成分的测量。然而，与现代数学教学不同的是，这些问题是以对话的方式提出的，而答题——同时提供——则以叙述的方式，解释得出正确答案所需的所有步骤。它并不尝试去探究代数或几何的抽象原理，或解释学生可以应用于类似问题的一般规则。相反，尼科洛会被鼓励依靠一些简单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三法则”（the rule of three）。这只是简单的交叉乘法。如果你知道等式中4项中的3项，就能简单地推断出未知的数值。 还有“试错法则”（rule of the false）。基本上是一种推断。如果尼科洛能够猜对，那就更好。但如果答错了，他就会知道利用错误的答案来做出更好的判断，通常会使用“三法则”找到答案。一切都很简单。但这种方法确实能起作用。在商业和行政领域，不需要太复杂的东西。 22个月后，尼科洛完成了算术课程。对许多孩子来说，这标志着他们正式教育的结束。比如，仅仅几年后，13岁7个月的圭里·戴·罗西（Guerri dei Rossi，生于1485年）完成了算术学校的学业后就被派去为一个商人工作。 [77] 但等待尼科洛的却是另一种命运。1481年11月5日，贝尔纳多把他和弟弟送到保罗·萨西·达·龙奇廖内（Paolo Sassi da Ronciglione） [78] 那里学习，他是一名神父和公立文法学校的教师，他还将继续教授一批未来的人文主义者，包括彼得罗·克里尼托（Pietro Crinito）和尼科洛的好朋友弗朗切斯科·韦托里（Francesco Vettori）。 [79] 托托学语法基础，尼科洛将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学习拉丁文写作基础。 像大多数教师一样，保罗·萨西的教学可能只会非常简单地涵盖有限的古典著作，包括至少一位语法学家、一位修辞学家、一位诗人和一位历史学家。 [80] 尼科洛学习哪位作者没有记录保存下来，但可以做一个合理的猜测。鉴于贝尔纳多在1481年2月5日购买了一本普里西安（Priscian）的书，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设，《语法教程》（ Institutiones grammaticae ）至少构成了他儿子课程的一部分。 [81] 而且，如果可以参照同时代的教师合同的话，尼科洛很可能还会研读西塞罗、维吉尔、泰伦斯和李维。 [82] 西塞罗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因为，正如埃涅阿斯·西维乌斯·皮科洛米尼（Aeneas Silvius Piccolomini）指出的，学习优雅的拉丁语，没有比学习和模仿西塞罗的书信更好的方法了。 [83] 但是，对于像尼科洛这样以前只学过最简单的句子的学生来说，这些书信一开始会让他们感到困惑。虽然这些书信被认为是典型的拉丁风格，但它们的特点是“尾重句”（periodicity）或“尾重体”（periodic style）。西塞罗并不使用简单明了的词序，而是经常试图通过延迟一些读者理解句子需要的元素来建立一种预期感。这通常是通过把动词放在句子最后来实现的，但也可以通过分隔名词和相应的形容词，或使用修辞技巧，如对偶和平行来实现。这种写作风格自有奥妙之处，但这意味着，如果尼科洛要理解任何一个给定句子的意思，他不得不习惯于更多地依赖每个单词的语法转换，而不是它们出现的顺序。为了帮助他理解这些句子，萨西可能会告诉他，开始时可以将不同句子中的单词重新排列，以更直接地表达它们的意思；重复几次之后，他很快就能掌握这种风格了。 [84] 尼科洛可以自己解读这些书信了。萨西无疑解释过，西塞罗在他漫长而多变的职业生涯中，写过二十四种不同类型的信件（祝贺、劝告、解释、道歉、辩护、原谅等）。这些信件大都由五个不同的部分组成：问候（ salutatio ）、让收信人产生信任（ benevolentiae captatio ）、陈述事例（ narratio ）、提出请求（ petitio ）和结尾（ conclusio ）。因此，当他们解读每封信时，保罗和尼科洛会首先确定这是哪一类书信，讨论它的历史背景，总结它的内容。这样做之后，他们就会转向书信的修辞风格。他们首先要确定这封信是用高级、中级，还是低级的风格——取决于书信的主题和词汇——写的，并记下每封书信对应的单词。最后，他们会剖析西塞罗使用的各种技巧，比如首语重复法（anaphora，在从句开头重复一组单词以达到效果）、连词省略法（asyndeton，在一系列相连的从句中省略连词）和交错法（chiasmus，颠倒两个相关分句的结构以起到强调作用）。诗歌也以类似的方法进行教学。在过去，尼科洛学习简单的对句只是为了熟悉拉丁语的基础知识。但现在他借助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 Aeneid ）——也许还有《牧歌》（ Eclogues ）和《农事诗》（ Georgics ）——来学习拉丁诗歌韵律的微妙之处。 一旦尼科洛对韵律法则和语音法则有了扎实的基础，他就能通读《埃涅阿斯纪》，专心听老师逐字逐句地讲解、解释每一节诗文。 [85] 首先，老师会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诗句的意思，以确保尼科洛明白他在说什么。然后，他会讨论诗文的语法和修辞特点，注意解释任何不熟悉的名字或地方。最后，他提出自己对所讨论诗文的寓意的解读。正如现存的评注所证明的，这种阐释往往是非常困难的。 与此同时，尼科洛也上写作课。作为写作训练，他按要求将短文翻译成拉丁文。后来，他逐渐过渡到翻译整封信，并总是小心翼翼地尽量模仿西塞罗的风格。像其他老师一样，保罗·萨西非常重视这一点。尼科洛的校友彼得罗·克里尼托在几年后写的一本练习本中，有一段记录了萨西对翻译重要性的解释—— 告诉我，你是否相信，我们之所以会有学问，仅仅是因为我们轻视阅读，从不写作其他东西？我不这么认为，原因在于任何被认为有学问的人或任何创作了东西的人肯定地说，没有实践，说话的艺术就没有多大用处，因为，除非一个人练习并努力模仿别人的讲话，否则说话的艺术就没有什么价值。人若没有看见他所写的，怎能知道他的意思呢？为了写得好，我们必须学习（写作）的艺术并加以练习，以西塞罗或泰伦斯或类似的人为榜样…… [86] 这不仅是为学习而学习的问题。正如15世纪的教师乐于强调的那样，重点是让学生为作为公民积极地参与生活做好准备。尼科洛在教室里翻译的每一封信，都是为了练习他和班上的某些人在以后生活中可能有的书信往来，要么是处理自己的事务，要么是从事法律、政府或教会的工作。尽管人们总是鼓励他让自己的用词和风格尽可能“古典”，但他设想的书信却是用来模拟此时此地的真实情况。 [87] 例如，他可能会收到一封给失去亲人的朋友的慰问信、一份代表家人寻求职位的请愿书，或者一份报告，说明他可能在去邻近城市的旅途中看到什么。随着翻译技能越来越熟练，他甚至可能还会被要求翻译法律或外交信函。 尼科洛也在其他方面为生活做准备。他在课堂上接触到的拉丁文经典著作远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而是实践性智慧的宝库，将帮助他度过人生的起起落落。就像他的哲学论文一样，西塞罗的书信充满了对一切事物的坚忍思考，从命运和财富到友谊、抱负、爱和丧失。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也可以被解读为一个道德故事，颂扬美德、拒绝邪恶。 [88] 尼科洛研读的其他作者也是如此。虽然泰伦斯以优雅的风格而闻名，但他的戏剧却因其中所包含的伦理准则而备受推崇。尼科洛在阅读的时候，会把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抄在笔记本上，记在心里。“我是一个人，不会把任何人的东西看作陌生的”［《自虐者》（ Heaut .，1.1.77）］；“时间能够治愈一切创伤”（《自虐者》，3.1.421）；“天佑勇者”［《福尔弥昂》（ Phormio ，1.4.203）］。同样，李维的《罗马史》也被认为不仅是一部对罗马古代史精雕细琢的记述，而且是一部典范的哲学著作，尼科洛被要求特别留意他对卢克蕾提亚（Lucretia）的强暴和维吉尼亚（Verginia）的死亡等事件的描述中所包含的政治和道德教训。 但所有这些关于道德的议论听起来一定很空洞。尼科洛在接受有关美德和善行的教育时，遭到了老师的性侵。 [89] 他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多年后，他的校友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在信中提醒他，保罗·萨西对他们两人都做了他想做的事。 [90] 在那个时代，老师利用学生是很平常的事。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关于教室性侵的暗示。几十年前，安东尼奥·贝克德利（Antonio Beccadelli，1394～1471）写了很多诙谐的诗歌，关于他以前的小学老师马蒂亚·卢皮·达·圣·吉米尼亚诺（Mattia Lupi da San Gimignano，1380～1468）的一些不雅行为。 [91] 据贝克德利说，卢皮只有三个学生 [92] ，但其中一个——希博（Hisbo，像是化名）——是他的“男仆”。 [93] 卢皮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猥亵学生的机会。虽然他私下里很小心（通常在夜里），但他那个“肮脏的老二”总是渴望“男孩的屁股”。 [94] 这种行为当然是违法的。但是，正如贝克德利诙谐的语气所暗示的那样，这种行为通常是可以容忍——甚至可以接受的。正如历史学家迈克尔·罗克指出的，娈童——一名“主动的”成年男子和一名“被动的”青少年（年龄在12～18岁之间）的性关系——“在佛罗伦萨，是主流的并几乎是规范的同性恋行为的社会形式”。 [95] 事实上，它有时被视为一个年轻人受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如果他来自一个富有的名流家庭。对于许多支持者来说，这种关系不仅教导一个年轻人爱和欲望，还帮助他学习社会美德，如勇气和尊重。 但也有局限。甚至贝克德利也意识到青少年多半心甘情愿。 [96] 有的人则更进一步，明确指出“被动的”伴侣必定从这种关系中得到身体上的快乐。 [97] 当那位年长者的殷勤既不讨喜，也不受欢迎时，这种行为显然是难以被接受的。当局——除非视而不见——会介入，准备对娈童者施以严厉的惩罚。 保罗·萨西带尼科洛走多远并不能确定。然而，这段经历似乎给他造成了深深的创伤。最近披露的材料显示，萨西是一个掠食性恋童癖者，他对受害者毫不感到内疚或自责。尽管他避免了被起诉，但在尼科洛和韦托里离开他的看管大约十年后，教会揭露了他那可怕的虐待行为。1495年1月25日，他被佛罗伦萨大教堂学校开除，原因是他强暴了圣母百花大教堂唱诗班的一名或多名学生，并被禁止再进入大教堂。 [98]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性侵，尼科洛后来试图与他从萨西那里接受的教育保持距离。例如在《君主论》开头，他蔑视教授给他的华丽辞藻，拒绝用“尾重句或华丽的大词” [99] 来修饰他的论文，而在《李维史论》中，他甚至鄙视现代学校教育的软弱无力。 [100] 但是，无论他多么痛苦，他沉醉在古典文学的精华中，也沉浸在那个时代的修辞文化中。在未来的岁月里，西塞罗、维吉尔、泰伦斯和李维将持续地滋养他。尽管社会动荡、瘟疫和性侵的经历让他明白，这是一个严酷、不可预测的世界，但他学会了无论生活如何折磨他，他都要活下来。 [1] Ugolino Verino， Flametta ，2.45.（‘Ad Andream Alamannum de laudibus poetarum et de felicitate sui saeculi’）；text in F.Arnaldi，L.Gualdo Rosa and L.Monti Sabia（eds.）， Poeti Latini del Quattrocento （Milan：R.Ricciardi，1964），pp.860-4；trans. from Baldassarri and Saiber（eds.）， Images of Quattrocento Florence ，pp.92-5. [2] 菲奇诺对洛伦佐的赞扬，尤见‘De quatuor speciebus divinii furoris. Item laudes Medicis Laurentii verae’，in Marsilio Ficino， Opera omnia ，2 vols.（Basel：Heinrich Petri，1576；repr. Turin：Bottega d’Erasmo，1959），p.927。 [3] Niccolò Machiavelli， Istorie fiorentine ，8.36； Chief Works ，vol.3，p.1433. [4] Verino， Flametta ，2.45；trans. from Baldassarri and Saiber（eds.）， Images of Quattrocento Florence ，p.94. [5] Angelo Poliziano，‘Monodia in Laurentium Medicem’，13-18，in Angelo Poliziano， Opera omnia （Basel：Nicolaus Episcopius，1553），pp.621-2. [6] 关于围绕洛伦佐的圈子，见J.Hankins，‘The Myth of the Platonic Academy of Florence’， Renaissance Quarterly 44/3（1991），pp.429-47。 [7] Atkinson， Debts，Dowries，Donkeys：The Diary of Niccolò Machiavelli’s Father，Messer Bernardo，in Quattrocento Florence （Frankfurt am Main：Peter Lang，2002），pp.65-8；Machiavelli， Istorie fiorentine ，7.13； Chief Works ，vol.3，p.1353. [8] C.E.Quillen，‘Humanism and the lure of antiquity’，in J.M.Najemy（ed.）， Italy 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37-58，here p.38. [9] Leon Battista Alberti， I libri della famiglia，in Opere volgari ，C.Grayson（ed.），3 vols.（Bari：G.Laterza & Figli，1960-73），vol.1，pp.1-341，here p.68. [10] 男孩在这样的年龄开始学习并不寻常，但也不是没有先例。在1480年的“地籍登记”中，那些记录“上学”（ alla scuola ）的男孩中有12%在这个年龄范围内，而那些在7岁之前就开始学习读写的男孩占6%。A.F.Verde， Lo Studio Fiorentino 1473-1503 ，3 vols. in 4（Florence and Pistoia：Olschki，1973-7），vol.3，pp.1011-1202；P.E.Grendler， Schooling in Renaissance Italy：Literacy and Learning，1300-1600 （Baltimore MD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9），p.75. [11] Grendler， Schooling ，pp.142-6；R.Black， Humanism and Education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Italy：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Latin Schools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Fifteenth Centu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36-41. [12] 相关讨论见Grendler， Schooling ，143。 [13] Grendler， Schooling ，149. [14] R.Black，‘Educ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a Literate Society’，in Najemy（ed.）， Italy 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 ，pp.18-36，here p.20. [15] Bernardo Machiavelli， Libro di ricordi ，Olschki（ed.）（Florence：Le Monnier，1954），p.31. On Matteo della Rocca，see Grendler， Schooling ，pp.37-8；Verde， Lo Studio Fiorentino ，vol.2，pp.488-9. [16] Bernardo Machiavelli， Libro di ricordi ，Olschki（ed.），p.45. [17] 1478年4月8日，贝尔纳多从巴蒂斯塔那里借了一本老普林尼的《自然史》。5月28日归还，Bernardo Machiavelli， Libro di ricordi ，Olschki（ed.），p.70。 [18] 贝尔纳多1476年5月6日购买了《多纳读本》：Bernardo Machiavelli， Libro di ricordi ，Olschki（ed.），p.31。有关《多纳读本》，见R.Black，‘New Light on Machiavelli’s Education’，in J.-J.Marchand（ed.）， Niccolò Machiavelli：politico，storico，letterato （Rome：Salerno，1996），pp.391-8，here p.393。 [19] 有关“入门书”，尤见Grendler， Schooling ，pp.174-82；Black， Humanism and Education ，pp.44-58。 [20] Grendler， Schooling ，p.181. [21] Grendler， Schooling ，p.180。 [22] 巴蒂斯塔·瓜里诺（Battista Guarino）认为，学生应该“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们所学的范例，以确保一切都被牢牢地刻在他们的记忆中。Battista Guarino， De ordine docendi et studendi ，7；text in C.Kallendorf（ed. and trans.）， Humanist Educational Treatises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260-309，here p.268.巴蒂斯塔的父亲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几乎用同样的语言），见Guarino da Verona， Epistolario ，R.Sabbadini（ed.），3 vols.（Venice：R.Deputazione Veneta di Storia Patria，1915-19），vol.2，p.498；E.Garin（ed.）， Il pensiero pedagogico dell’umanesimo （Florence：Sansoni，1958），p.344。 [23] Grendler， Schooling ，p.35. [24] Aeneas Sylvius Piccolomini， De liberorum educatione ，10；trans. in Kalllendorf（ed. and trans.）， Humanist Educational Treatises ，pp.126-259，here pp.137-9. [25] Grendler， Schooling ，pp.197-9. [26] Cato， Disticha Catonis ，1.21. [27] Cato， Disticha Catonis ，4.1。 [28] J.M.Najemy， A History of Florence，1200-1575 （Oxford：Blackwell，2008），pp.342-3；A.Brown，‘Lorenzo and Public Opinion：The Problem of Opposition’，in G.Gargagnini（ed.）， Lorenzo il Magnifico e il suo mondo （Florence：L.S.Olschki，1994），pp.61-85. [29] 托马索·迪·洛伦佐·索德里尼一直忠于科西莫和皮耶罗，尽管他的兄弟尼科洛最终与他们决裂了。关于索德里尼兄弟的精彩讨论，见P.C.Clarke， The Soderini and the Medici：Power and Patronage in Fifteenth-Century Florence （Oxford：Clarendon，1991）。特别是关于托马索·迪·洛伦佐·索德里尼，见L.Martines， April Blood：Florence and the Plot against the Medici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83-7。 [30] Clarke， The Soderini and the Medici ，pp.180-96；Clarke，‘Lorenzo de’ Medici and Tommaso Soderini’，in G.Gargagnini（ed.）， Lorenzo de’ Medici：Studi （Florence：Olschki，1992），pp.67-101；N.Rubinstein， 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 under the Medici（1434 to 1494） （Oxford：Clarendon，1966），p.176. [31] 关于“百人团”，参见Najemy， History of Florence ，p.296；Rubinstein， Government ，pp.113-16，pp.120-1，p.127，pp.168-70。 [32] Rubinstein， Government ，pp.177-81. [33] Rubinstein， Government ，pp.181-4。 [34] Benedetto Dei， La Cronica dall’anno 1400 all’anno 1500 ，R.Barducci（ed.）（Florence：Passigli，1985），p.114. [35] Najemy， History of Florence ，pp.347-8. [36] R.de Roover，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Medici Bank：1397-1494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p.358-76；Najemy， History of Florence ，p.352. [37] Machiavelli， Istorie fiorentine ，7.10； Chief Works ，vol.3，pp.1349-50.对美第奇家族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是1464年一连串破产的唯一原因的质疑，见de Roover， Medici Bank ，pp.359-60。 [38] Angelo Poliziano， Coniurationis Commentarium：Commentario della congiura dei Pazzi ，L.Perini（ed.），S.Donegà（trans.）（Florence：Florence University Press，2012），8；English trans.（by E.B.Welles）in B.G.Kohl and R.G.Witt（eds.）， The Earthly Republic：Italian Humanists o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Philadelphia P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78），pp.305-24，here p.307；cf. Sallust， Cat . 23.1. [39] Lorenzo de’ Medici， Lettere ，R.Fubini et al.（eds.），16 vols.（to date）（Florence：Giunti Editore，1977-2011），vol.2，pp.58-9. [40] Poliziano， Coniurationis Commentarium ，Perini（ed.），12；Kohl and Witt（eds.）， The Earthly Republic ，p.308. [41] 马基雅维利后来主张这实际上是阴谋的主要原因。Machiavelli， Discorsi ，3.6； Chief Works ，vol.1，p.430. [42] 关于费德里科·达·蒙泰费尔特罗参与阴谋，尤见R.Fubini，‘Federico da Montefeltro e la congiura dei Pazzi：politica e propaganda alla luce di nuovi documenti’，in G.Chittolini，G.Cerboni Baiardi and P.Floriani（eds.）， Federico di Montefeltro：Lo stato，le arti，la cultura ，3 vols.（Rome：Bulzoni，1986），vol.1，pp.357-470；M.Simonetta，‘Federico da Montefeltro contro Firenze：retroscena inediti della congiura dei Pazzi’， ASI 161（2003），pp.261-84；M.Simonetta， The Montefeltro Conspiracy：A Renaissance Mystery Decoded （New York：Doubleday，2008）。 [43] Poliziano， Coniurationis Commentarium ，Perini（ed.），p.18；Kohl and Witt（eds.）， The Earthly Republic ，pp.313-14. [44] Luca Landucci， Diario fiorentino dal 1450 al 1516 continuato da un anonimo fino al 1542 ，J.del Badia（ed.）（Florence：Sansoni，1883），p.18；Rubinstein， Government ，p.196. [45] Poliziano， Coniurationis Commentarium ，Perini（ed.），p.22；Kohl and Witt（eds.）， The Earthly Republic ，p.316. [46] Machiavelli， Arte della guerra ，1； Chief Works ，vol.2，pp.574-5，p.582. [47] Bernardo Machiavelli， Libro di ricordi ，Olschki（ed.），p.75f. [48] Bernardo Machiavelli， Libro di ricordi ，Olschki（ed.），p.99。 [49] Bernardo Machiavelli， Libro di ricordi ，Olschki（ed.），pp.81-4，p.86f；Atkinson， Debts，Dowries，Donkeys ，pp.114-17。 [50] R.Black，‘A pupil of Marcello Virgilio Adriani at the Florentine Studio’，in S.U.Baldassarri，F.Ricciardelli and E.Spagnesi（eds.）， Umanesimo e Università in Toscana（1300-1600）：Atti del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Fiesole-Firenze，25-26 maggio 2011）（Florence：Le Lettere，2012），pp.15-32，esp. pp.20-4. [51] V.Arrighi，‘Machiavelli，Niccolò [di Alessandro]’， DBI ，vol.67（Rome，2006），pp.79-81. [52] 尼科洛·迪·亚历山德罗·马基雅维利在1493年5～6月和1499年9～10月再次当选执政官，并从1501年3月15日起第二次成为“十二贤人”成员。他还担任过一任旗手（1486年1月8日起）、法务公证人（自1490年9月25日起，任期六个月，另有两次任此职）、“公共债务”财务官（1498年1月1日起）和港口财务官（1490年10月11日起）。此外，他至少两次担任“百人团”成员（1491年1月1日起和1493年7月1日起）。Arrighi，‘Machiavelli，Niccolò [di Alessandro]’. [53] Black，‘A pupil of Marcello Virgilio Adriani’；S.Mercuri，‘Gli Erudimenta grammatices attribuiti a Benedetto Riccardini e dedicati a Niccolò e Alessandro Machiavelli（1510）’， Interpres 32（2014），pp.276-89. [54] 更多例子见R.Black，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Florentine Tuscany：Teachers，Pupils and Schools，c. 1250-1500 （Leiden：Brill，2007）， passim 。 [55] 献词文本重印见Black，‘A pupil of Marcello Virgilio Adriani’，pp.21-2 n.；Mercuri，‘Gli Erudimenta grammatices ’，pp.278-9。 [56] 关于曼图亚，另见A.G.Carmichael， Plague and the Poor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21-2，pp.24-5。 [57] Bernardo Machiavelli， Libro di ricordi ，Olschki（ed.），p.63；Atkinson，D ebts，Dowries，Donkeys ，p.49. [58] J.Henderson， The Renaissance Hospital：Healing the Body and Healing the Soul （New Haven CT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95. [59] J.Henderson， The Renaissance Hospital：Healing the Body and Healing the Soul （New Haven CT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96。 [60] E.g.A.Brown， Bartolomeo Scala，1430-1497，Chancellor of Florence：The Humanist as Bureaucrat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87. [61] Bernardo Machiavelli， Libro di ricordi ，Olschki（ed.），p.93. [62] 7月和8月死亡的是贝尔纳多叔伯家的博尼塞尼亚和皮帕（Pippa），以及他们的兄弟彼得罗的儿子圭多。Bernardo Machiavelli， Libro di ricordi ，Olschki（ed.），p.96f；Atkinson， Debts，Dowries，Donkeys ，p.49，p.160. [63] Carmichael， Plague and the Poor ，p.24. [64] S.K.Cohn，Jr.， Cultures of Plague：Medical Thinking at the End of the Renaissanc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33，p.106. [65] J.E.Shaw and E.Welch， Making and Marketing Medicine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Amsterdam：Rodopi，2011），p.248. [66] Bernardo Machiavelli， Libro di ricordi ，Olschki（ed.），p.99；Atkinson， Debts，Dowries，Donkeys ，pp.51-2，pp.126-8. [67] Atkinson， Debts，Dowries，Donkeys ，p.172. [68] Grendler， Schooling ，pp.306-7；Black，‘Educ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a Literate Society’，pp.22-3. [69] Alberti， I libri della famiglia，in Opere volgari ，Grayson（ed.），vol.1，p.71. [70] Grendler， Schooling ，pp.308-9；Black， Education and Society ，p.44，pp.237-9，pp.322-3. [71] Grendler， Schooling ，p.75. [72] Bernardo Machiavelli， Libro di ricordi ，Olschki（ed.），p.103. [73] Black， Education and Society ，pp.366-7. [74] Grendler， Schooling ，pp.311-19. [75] Grendler， Schooling ，p.312。 [76] Grendler， Schooling ，pp.313-14。 [77] C.Klapisch-Zuber，‘Le chiavi fiorentine di barbablù：l’apprendimento della lettura a Firenze nel XV secolo’， Quaderni storici 57（1984），pp.765-92，here pp.766-8；Grendler， Schooling ，pp.76-7. [78] Bernardo Machiavelli， Libro di ricordi ，Olschki（ed.），p.138；Black，‘New Light on Machiavelli’s Education’，p.392. [79] 关于保罗·萨西·达·龙奇廖内，参见Verde， Lo Studio Fiorentino ，vol.2，pp.534-6；Black， Education and Society ，p.361，p.398。 [80] Grendler， Schooling in Renaissance Italy：Literacy and Learning，1300-1600 （Baltimore MD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9），p.204. [81] Bernardo Machiavelli， Libro di ricordi ，Olschki（ed.），p.123；Atkinson， Debts，Dowries，Donkeys ，p.171. [82] Grendler， Schooling ，204. [83] Piccolomini， De Liberorum Educatione ，p.40，p.72，p.89；trans. in Kallendorf（ed. and trans.）， Humanist Educational Treatises ，pp.178-80，p.222，p.244. [84] Grendler， Schooling ，p.223. [85] Grendler， Schooling ，p.244. [86] 引文见A.Guidi， Un segretario militante：politica，diplomazia e armi nel cancelliere Machiavelli （Bologna：Il Mulino，2009），pp.67-8；此处我引用的文本见R.Black，‘The School of San Lorenzo，Niccolò Machiavelli，Paolo Sassi，and Benedetto Riccardini’，in A.Frazier and P.Nold（eds.）， Essays in Renaissance Thought and Letters：In Honor of John Monfasani （Leiden：Brill，2015），pp.107-33，here p.111，n.25。克里蒂诺（Critino）将这个练习本追溯到1486～1490年。 [87] Grendler， Schooling ，p.232. [88] 有关文艺复兴时期对《埃涅阿斯纪》的解读，尤见C.Kallendorf， In Praise of Aeneas：Virgil and Epideictic Rhetoric in the Early Italian Renaissance （Hanover NH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89）。 [89] W.J.Connell，‘Le molestie del Machiavelli’， Interpres 28（2009），pp.266-7；R.Black，‘Machiavelli and the grammarians：Benedetto Riccardini and Paolo Sassi da Ronciglione’， ASI 173/3（2015），pp.427-82，esp. pp.460-1. [90] Lett . p.371（no.162）；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p.310-11（no.246）. [91] 关于马蒂亚·卢皮·达·圣·吉米尼亚诺的职业生涯和文学抱负，见G.Traversari，‘Di Mattia Lupi（1380-1468）e de’ suoi “Annales Geminianenses”’， Miscellanea storica della Valdelsa 11（1903），pp.10-27，pp.108-28；M.C.Davies，‘The Senator and the Schoolmaster：Friends of Leonardo Bruni in a New Letter’， Humanistica Lovaniensia 33（1984），pp.1-21；G.Fioravanti，‘Librerie e lettori a San Gimignano nel’400：Onofrio Coppi e Mattia Lupi’， Interpres 18（1999），pp.58-73。 [92] Antonio Beccadelli， The Hermaphrodite ，1.16；H.Parker（ed. and trans.）（Cambridge MA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p.22. [93] Beccadelli， The Hermaphrodite ，2.16；Parker（ed. and trans.），p.80. [94] Beccadelli， The Hermaphrodite ，2：24；Parker（ed. and trans.），pp.90-1. [95] M.Rocke， Forbidden Friendships：Homosexuality and Male Culture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88. [96] E.g.Beccadelli，T he Hermaphrodite ，1.26；Parker（ed. and trans.），p.34. [97] Rocke， Forbidden Friendships ，p.94. [98] Black，‘The School of San Lorenzo’，pp.112-13. [99]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pr. [100] Machiavelli， Discorsi ，3.27. 3 从侏儒到巨人（1485～1498） 尼科洛离开保罗·萨西学校后的生活几乎没有直接证据留存下来。1485年以后，贝尔纳多在他的《生活札记》中所写的事项减少了，也没有提到他为儿子的进一步教育做了哪些准备工作。但是保罗·乔维奥（Paolo Giovio）的《我们这个时代的男女》（ De viris et feminis aetate nostra florentibus ）中一个偶然的评论表明尼科洛曾在大学就读，而且，既然对他这种背景的人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事，也就没有怀疑的理由了。 [1] 如果没有意外的中断，尼科洛很可能会在1485年10月18日至1487年10月18日之间的某个时间入学。 [2] 尽管总有一些例外，但年轻人通常在16～18岁开始进入大学学习。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住在离奥特尔拉诺的马基雅维利宫不远的地方，后来成为尼科洛最亲密的朋友之一——1498年11月进大学听第一堂课时只有16岁半；尼科洛入学时年龄不可能更大。 [3] 在佛罗伦萨大学学习是一段令人兴奋的时光。尽管佛罗伦萨在1348年以后就有过类似的大学，但洛伦佐·德·美第奇在1473年对其进行了更大规模的重建。 [4] 由于各种政治原因，神学、医学和法律系被转移到比萨，但文学院得以留在佛罗伦萨，在赞助人的悉心照料下蓬勃发展。不久，这里就成了当时一些最重要的人文主义者的家园——包括克里斯托福罗·兰迪诺（Cristoforo Landino）、德美特里·卡尔孔狄利斯（Demetrius Chalcondyles）和安吉洛·波利齐亚诺。 [5] 像所有年轻人一样，尼科洛享受着自由的大学生活。许多年后，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回忆，他们的母亲曾安排“在一楼给他们每人一个单间，还有其他各种便利设施”，这样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玩耍”，并邀请任何他们喜欢的人来串门。 [6] 如果以当时其他学生的生活为例，那么他们也可能会偶尔在城里的旅馆或妓院过夜，甚至可能有偶尔的酒后斗殴。 [7] 但韦托里书信的语气表明，也可能导致进一步的同性恋经历。如果这样的话，也不是完全罕见的事。尽管在1478～1502年，只有八名学生被“夜间审判庭”记录有同性恋行为，但有很多学生愿意为年长的男子服务，甚至有更多的学生与自己的同龄人有亲密的关系。 [8] 尽管如此，尼科洛还是得努力学习。尽管有很多学生每天只上一节课，但对于那些想在生活中有所成就的人来说，课程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9] 例如，在1485～1486年，他很可能听了巴托洛梅奥·德拉·方特（Bartolomeo della Fonte）论贺拉斯（Horace）的《颂歌》（ Odes ）的课程，波利齐亚诺论尤维纳尔（Juvenal）的《讽刺诗》（ Satires ）的课程。 [10] 次年，有波利齐亚诺对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和诗歌的总体研究，卡尔孔狄利斯的荷马研究课程。 [11] 又过一年，则有德拉·方特论尤维纳尔的课程。 [12] 尼科洛似乎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学生。与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1484年抵达佛罗伦萨，两年后，年仅23岁的他就写了《论人的尊严》（ 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 ）——相比，他显然是个普通人。但他至少具备一定的文学才能，而且已经开始形成将伴随他一生的品味。可能在进大学的头几年，他对泰伦斯的《宦官》（ Eunuchus ）作了抄写注释，这一抄本现存于罗马（梵蒂冈手稿编目：MS Vaticanus Rossianus 884）。虽然这是一种普通教材，很容易在尼科洛跟保罗·萨西学习的时候写成，但他的一些不寻常的阅读材料表明，这是在后期写的，因为他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已经成熟。 [13] 虽然这也许是谦虚，但这种迅速发展的才华为年轻的尼科洛提供了很好的条件。1492年4月9日，洛伦佐·德·美第奇去世，尼科洛发现自己处于洛伦佐儿子皮耶罗（Piero，1471～1503）和他两个兄弟周围的年轻知识分子大圈子的边缘。为了讨好他们，他甚至开始写诗。从专业角度来说，他的诗没什么特别之处。 [14] 很大程度上，这些诗不过是从其他诗人的作品中随意提取意象，然后串在一起模仿当时的诗人，如波利齐亚诺和贝尔纳多·普尔奇（Bernardo Pulci）。但是，这些诗歌反映了一种真诚的尝试，试图模仿波利齐亚诺倡导的情诗风格，并背叛了对年轻的美第奇的真挚——即使是同性恋——感情。 尼科洛的两首诗直接写给美第奇三兄弟中最小的朱利亚诺（Giuliano，1478～1516）。第一首——《徘徊在阴影中》（ Poscia che a l’ombra ）——他借用维吉尔田园诗的主题来请求进入这个年轻人的朋友圈。 [15] 他伪装成一个失恋的牧羊人，在月桂树下休息，他的羊群在附近吃草，他唱着心爱的“亚辛托”（Iacinto）。起初，他不确定自己能否对这个“天神般的年轻人”公平。但他很快就被自己的情绪左右。为了让亚辛托的名字永垂不朽，他发誓要把它刻在每一块石头和每一根树干上，并尽他所能来赞赏这位年轻人“杰出的、神圣的美”。当然，尼科洛并不是唯一对亚辛托赞不绝口的人。还有许多其他牧羊人在争夺这个年轻人的注意力。但亚辛托对他们的爱是那么慷慨，他们都高高兴兴地回到他们的羊群里去了。因此，尼科洛要求他怜悯另一个“可怜的灵魂”。几句甜言蜜语就足以满足他的爱情。此外，亚辛托已经接受了那么多的祝福，所以他接受尼科洛加入他的“忠诚的臣民”圈子对他来说也不会有什么困难。 第二首——《如果我有弓箭和翅膀》（ Se avessi l’arco e le ale ）——尼科洛有些大胆，吸引朱利亚诺的不是谦卑的恳求者，而是单相思的受害者。 [16] 他再次使用了一连串神话典故，恰到好处地唤起人们的回忆，但为了配合他多情和责备的语气，他更多地从彼特拉克而不是维吉尔那里获得灵感。他首先做了一个挑衅性的比较。如果“年轻的朱利欧”有一副弓箭和翅膀，尼科洛声称，他会很容易被当成丘比特。 [17] 但是，他没有弓和箭，却有嘴巴和语言。用这些，他可以伤害任何他选中的人。他的表情也可能同样残忍。他只要眨一下眼睫毛，就会使任何一个男人为他着迷。但他有美杜莎的眼睛，最后，他把任何看见他的人都变成了石头。值得安慰的是，尼科洛并不是唯一感受到这种爱情痛苦的人。就像太阳吞没了树荫，吸引了所有的动物一样，他的美也超越了一切，吸引了所有的人。但是，就像太阳一样，他永远遥不可及——即使诸神自己。 其余的诗篇——包括一首十四行诗和两首八行诗（ strambotti ）——没有直接或间接提到朱利亚诺的名字。 [18] 但是，由于延续了相同的主题，它们似乎是写给同一个接受者的。它们的语气更加痛苦。在第一首八行诗——《愈希望愈受折磨》（ Io spero，e lo sperar cresce ‘l tormento ）中，尼科洛再次使用彼特拉克模式来探索希望带来的痛苦。尽管朱利亚诺显然给了他理由相信他的爱也许会得到回报，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这一事实使他更加痛苦。他流下了痛苦的眼泪；他哭得越多，越感到悲哀。如此灼热的疼痛使他最终开始害怕见到朱利亚诺。在第二首八行诗——《将可能的伤害隐藏起来》（ Nasconde quel con che nuoce ogni fera ）——他抱怨说，年轻的美第奇就像一只豹子，将“可怕的脸”藏起来，只露出“可爱的毛茸茸的背部”：美丽，但残忍和虚伪。可怜的尼科洛找不到喘息的机会。如果能暂时不去想朱利亚诺，他叹了口气，“如果不想到你”，他可能会得到一些幸福。或者，如果他能解释自己的悲伤，并相信朱利亚诺对他说的话，他就会更容易承受痛苦。但是，因为他不能释怀，他只有哭泣。 不过，他能感觉到这种甜蜜的悲伤，也不失为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毕竟，如果他没有结识朱利亚诺，没有得到他的诗作不会冒犯别人的保证，他就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感情。即使到那时为止，他得到的回报很少，但他也会慢慢地被美第奇的社交圈接纳，并开始在佛罗伦萨的文学界占据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他发展这些关系，谁也不知道会引向何方。尽管比他小五岁，但彼得罗·克里尼托已经得到邀请参加美第奇在菲耶索莱别墅的聚会，并在大学做波利齐亚诺的教学助手。 [19] 如果运气好的话，尼科洛的诗作可能最终会为他赢得类似的青睐。 但尼科洛的时机再糟糕不过了。尽管皮耶罗·德·美第奇的权力继承没有遇到任何困难，但他没有他父亲的政治才能，也无法——或不愿——为他羽翼未丰的“政权”在“优秀人才”（men of quality）中获得急需的支持。 [20] 正如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后来所说，他是一个“骄傲而残忍”的年轻人，“宁愿被人恨，不愿被人爱”。 [21] 他不喜欢集思广益的治理模式，而是依靠一小群忠于他的年轻人。更糟糕的是，他还喜欢在外国保镖的保护下在佛罗伦萨四处走动，仿佛他随时都可能遭到暗杀。 正如皮耶罗·帕伦蒂（Piero Parenti）所说，皮耶罗·德·美第奇“让整个城市都厌恶”。 [22] 虽然显贵阶层内部仍有分歧，但他们被自己所受到的轻蔑待遇吓坏了，开始公开指责他是暴君。 [23] 平民也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他们害怕皮耶罗会使他们沦为奴隶，甚至更糟，于是他们乐于倾听当时在全城传播的有关世界末日的布道，并相信上帝会对那些长期压迫他们的人进行报复。58年后，多梅尼科·达·庞佐教士（Fra Domenico da Ponzo）告诉他们，美第奇家族为他们的罪行受到惩罚的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24] 有消息称，法国国王查理八世（Charles Ⅷ）正计划向意大利半岛进军，以巩固他对那不勒斯王国的主权。由于查理的路线将经过托斯卡纳，他便要求佛罗伦萨人提供任何可能需要的帮助。但这让皮耶罗陷入了两难境地。当然，他不能拒绝查理的请求而使自己处于危险之中。但他也不能同意。帕齐战争以后，美第奇家族的外交政策就一直依赖于与罗马教宗和那不勒斯的阿拉贡国王（Aragonese kings）建立良好关系。皮耶罗现在很难让查理自由通行而不背弃他们。即使他能得到法国的支持——就像他自己家族的一些人显然相信的那样——作为回报，这似乎也太冒险了。他不知该怎么办，便决定拖延时间。 但查理不能忍受被拒绝。他意识到佛罗伦萨在反抗的边缘摇摇欲坠，于是不断加大对这座城市的压力，希望要么迫使皮耶罗采取行动，要么促使同情他的显贵阶层采取行动。1494年6月，他开始将所有佛罗伦萨商人驱逐出法国——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行动，会对佛罗伦萨的经济产生可以预见的破坏性影响。随着出口暴跌，投资损失，工厂关闭，甚至连最不坚定的商人也开始思考，把自己的命运交与法国是否更明智。 [25] 如果皮耶罗继续敷衍查理，更糟糕的事情肯定会接踵而至。 法国国王已于8月29日从格勒诺布尔（Grenoble）出发的消息传来时，他们更加担心了。9月，他到达意大利的阿斯蒂（Asti）；10月18日，他到了皮亚琴察（Piacenza）；几天后，在确认了卢多维科·斯福尔扎（Ludovico Sforza）为米兰新公爵后，法国国王前往托斯卡纳。由于没有感受到皮耶罗的诚意，他将把佛罗伦萨当作敌人。菲维扎诺（Fivizzano），他到达的第一个佛罗伦萨要塞，遭到偷袭，居民被屠杀。 [26] 其次是萨尔扎纳（Sarzana），它在向西大约15公里处，守卫着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沿海通道；尽管它有强大的防御，但毫无疑问也会遭受同样的厄运。如果它陷落了，没有什么能阻止查理向比萨推进，然后是佛罗伦萨本身。 对许多人来说，这座城市现在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与法国结盟。有些人甚至建议应该欢迎作为解放者的查理。帕伦蒂说，城里已经出现要求国王把他们从皮耶罗的“暴政”下解放出来的传单。 [27] 在教堂，查理被称颂为预言的实现，上帝审判的工具。在大教堂讲坛上，多明我会修士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曾在洛伦佐·德·美第奇临终时侍奉过他——预言上帝派遣国王作为“新居鲁士”（New Cyrus）来惩罚这座城市的罪恶，并带领他的人民回到正义的道路上。 [28] 皮耶罗采取了铤而走险的措施。他首先向威尼斯求助，但由于决心保持严格的中立，威尼斯人拒绝了他。然后他表示愿意给查理一笔30万法郎的巨款，让他放过美第奇家族。当这一请求被拒绝后，他开始恐慌，并亲自求见查理，但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严格来说，外交政策是执政团的权限。 [29] 他甚至没有试图进行谈判，立即给了法国国王想要的一切。佛罗伦萨的沿海堡垒将投降，比萨和里窝那港口将由国王支配——有传言——大约20万杜卡特将交给他，作为远征费用。 佛罗伦萨人听到皮耶罗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怒。他不仅越权，还把他们最重要的财产都送了出去。这是最后一根稻草。甚至美第奇家族最长期的支持者现在也开始反对他了 [30] ，有些人公开宣称他正在毁灭这座城市。根据圭恰迪尼的说法，他们认为是时候推翻暴君，恢复一个“自由和大众”的政府了 [31] 。 不管怎样，领主宫的钟敲响了，人们冲进广场，准备拿起武器。 [32] 但在对付皮耶罗之前，法国的问题需要尽快得到解决。为了挽回损失，也为从查理的愤怒中挽救这座城市，特别委员会决定“以公众而不是暴君的名义”派遣使团。该使团首领是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教士，他曾“公开预言了这场灾难”，被广泛认为是一位“预言家”。 [33] 当皮耶罗得知执政团的决定时，他正在卢卡。他意识到危险，急忙回到佛罗伦萨。当他进入城市时，他的少数支持者试图通过燃放烟花、分发葡萄酒和糖果来激发公众的热情。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现场气氛变得对他不利，他被挡在大门外面，无法进入领主宫。如果他想要有生存机会，就必须用武力解决问题。第二天，他在一队忠诚士兵的陪同下又来到领主宫。这一次，不仅领主宫大门紧闭，执政团还召集了自己的卫兵，以防万一。更糟糕的是，皮耶罗的老盟友弗朗切斯科·瓦洛里（Francesco Valori）从巴杰罗宫（Bargello）夺取了武器，并带领一群愤怒的平民来到广场，他们在广场上高呼：“人民自由！” [34] 由于寡不敌众，皮耶罗撤退了，但发誓要带更多的军队回来。但是，尽管他命令雇佣兵指挥官保罗·奥尔西尼（Paolo Orsini）迅速向该市进军，但很快就发现援军无法及时赶到。除了逃跑，别无选择。当晚晚些时候，他和弟弟乔瓦尼（他装扮成圣方济会修士）在夜幕的掩护下溜出圣加罗（San Gallo）大门，逃往博洛尼亚。 美第奇家族倒下了。甚至在他们逃跑之前，皮耶罗和他的兄弟就被判为公敌，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他们最忠实的顾问被处死。几天之内，他们的统治就被推翻了。在异常扩大了的特别委员会的建议下，执政团废除了“七十人委员会”、“八人委员会”和“百人团”，并呼吁建立新的“资格审查委员会”。 [35] 很多流亡者——包括帕齐家族——被召回。但尽管为广泛的宪政改革做好了准备，没人能就下一步该做什么达成一致。一些执政官赞成重建一个真正的大众政府，而其他人仍然希望权力集中在一个有限的寡头集团手中。 法国危机的恶化只是加剧了正在扩大的政治分歧。当佛罗伦萨的使团找到查理时，他已经沿海岸到了比萨，离佛罗伦萨很近。鉴于没有进一步谈判的理由，国王拒绝对他与皮耶罗达成的协议进行任何修改，并明确表示，无论执政团允许与否，他都将进入佛罗伦萨。事实上，他的先遣队成员已经在城里活动，用粉笔标记可能的营房——这一景象给尼科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后来指出，查理“用粉笔”征服了意大利。 [36] 但更让使团震惊的是，他们发现法国国王的出现还鼓动比萨人起义，推翻佛罗伦萨的统治。失去这座城市对佛罗伦萨是毁灭性的打击。比萨使佛罗伦萨成为海上强国，使其商人能够进入从低地国家到黎凡特利润丰厚的市场。 [37] 一旦这些重要的贸易路线被切断，佛罗伦萨经济就会陷入衰退。查理听任这一切发生，似乎只能证明他一心要毁灭佛罗伦萨。 [38] 佛罗伦萨人惊慌失措。由于担心袭击——要么是查理，要么是皮耶罗，据传皮耶罗在郊区集结军队——迫在眉睫，愤怒的人群走上街头，陷入暴力和破坏的狂欢。执政团无法恢复秩序，便绝望地求助萨沃纳罗拉，他回来后就在大教堂的讲坛上继续讲道。应他们的请求，他又去见查理。这一次，他向国王请求的不是一个新的解决方案，而是一个保证，法国将帮助他们收复比萨。当然，这比查理当时愿意给予的要多。但他还是很高兴地看到执政团默默地答应了他最初的要求。他表示关心佛罗伦萨的福祉，并答应几天后进城时将善待一切。 [39] 萨沃纳罗拉回来后，佛罗伦萨匆忙做了准备，以确保以恰当而隆重的方式欢迎法国国王。街道上挂满了橄榄枝，美第奇宫装饰了一个巨大的凯旋门，圣母领报教堂的正面飘扬着彩旗，每座建筑物上都挂着法国皇家的徽章。 [40] 尽管人们在11月17日下午查理骑马穿过圣弗雷迪亚诺门（Porta San Frediano）时热烈欢呼，但空气中仍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这也许是自然的。虽然把大部分军队留在身后，但他带来了一两万人马，他们都住在城里各处的房子里，似乎也住在马基雅维利宫。当然，有些军官还是很友好的。在尼科洛的《克丽齐娅》（ Clizia ）中，克林德这个角色让人想起住在他父亲家里的那位绅士是个谦恭有礼的楷模。但他的朋友反驳说，这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大部分士兵都很粗野，他们因为没有机会抢劫这样一个富裕的城市而感到郁闷，他们就尽其所能从事各种破坏活动。 [41] 正如兰杜奇指出的，大多数佛罗伦萨人无法忍受法国人待在自己家中。 [42] 关系紧张起来。 11月20日，谣言开始传播，尽管做了承诺，但查理仍打算让皮耶罗·德·美第奇回来。这是佛罗伦萨人唯一不能容忍的事情。当执政团聚会讨论如何应对时，人们普遍感到惊恐。预料到暴力随时会爆发，他们急忙将商店关门上锁，把商品藏在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并在家里也把门锁上。法国人也感到害怕。他们拿起武器，占领桥梁，控制圣弗雷迪亚诺门，以备撤退之需。到了下午，冲突开始了。即使查理也明白，如果不采取行动，这座城市将会被冲突吞噬。在收到来自萨沃纳罗拉的说明后，他发誓再也不谈论皮耶罗的回归，并且只考虑佛罗伦萨的利益。 [43] 经过几天紧张的谈判，他还同意归还所有的领土，包括比萨和萨尔扎纳。作为回报，执政团答应借给他十二万佛罗林，第一批五万立即支付，剩余的七个月后支付。 [44] 11月26日，双方在大教堂举行的仪式上庄严宣誓遵守这些条款，两天后，萨沃纳罗拉说服国王，再留在城里有违上帝的意愿，他应该离开。 [45] 11月29日，查理的最后一支部队离开托斯卡纳前往那不勒斯。但他们一走，关于佛罗伦萨政治前途的争论重新开始了。12月2日，领主广场上举行了一次公民“议会”。在显贵阶层的敦促下，民众确认废除美第奇家族在1434年掌权以来通过的所有法律，并批准废除“百人团”、“七十人委员会”和“八人委员会”。他们召集新选出的“自由与和平十护卫”来监督战争事务和负责比萨的重新回归。他们还同意用“抽签”取代选举，并任命二十名新的“资格审查员”，相信这将有助于把美第奇家族过去的盟友排除在外。但这项最后的决定埋下了不和的种子。第二天选择“资格审查员”时，其中包括至少三个皮耶罗的前忠实支持者。 [46] 当然，这在理论上很容易被证明是合理的。毕竟，佛罗伦萨只是侥幸逃脱了灾难，如果要挽回损失，它需要团结所有对立的派系。但实际上，这些任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美第奇家族已经激起民众对他们的同僚太多的仇恨，因此他们在选择下一届执政团的问题上不值得信任。保兰托尼奥·索德里尼（Paolantonio Soderini）公开谴责这些任命是可耻的，他呼吁建立一个更大众化的政府形式。 随着内乱逼近，萨沃纳罗拉走到了前台。他几乎每天都在大教堂布道，祝福佛罗伦萨人摆脱了暴君的枷锁，但也提醒他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47] 在拒绝了美第奇家族的奢华之后，他们现在应该“过一种更简单的生活，放弃高利贷，减少对穷人的苛捐杂税，因为这样人们就会满足与安宁，不需要公共节日来维持他们的快乐，与许多愚人所说的恰恰相反”。 [48] 要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不仅要彼此和解，还必须改革整个社会制度。他认为，与其满足于少数人的政府，还不如建立一个多数人的政府，在这个政府中，只有对上帝和他们的城市的爱才能促使谦虚而有道德的人为之服务并感到自豪。它的政府结构应该借鉴威尼斯模式。 [49] 这会有什么意义尚不清楚。它似乎指某种“议会”（general council）。但是，萨沃纳罗拉所设想的只是赋予行会自由权，以及对不同地方执政官实行抽签或选举。也许有点天真，他似乎相信，具体细节将在该市每个地区由“旗手”组织的公开会议上敲定。 然而，这足以催化政治变革。虽然显贵阶层对萨沃纳罗拉主张的民粹主义改革并不感兴趣，而且对他在平民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感到愤恨，但他们也看出，公众的情绪正在转向反对他们。许多人意识到，如果宪法不按照威尼斯人的路线重新制定，革命很可能爆发。 [50] 因此，应萨沃纳罗拉的意愿，执政团提出了五项改革建议，作为审议的基础。其中四项得以实现。尽管这些改革在一些重要方面有所不同——比如关于“上院”（upper house）该由巨头组成的问题——但都主张建立威尼斯式“议会”。 [51] 经过几天的激烈争论，执政团不可避免地屈服了。在一次特别会议上，他们建议建立一个“大议会”（ Consiglio maggiore ），拥有更大的立法权，并有权通过选举选择主要职务的候选人，对于小地方行政长官，则通过抽签选择候选人。任何合法出生的公民，只要其父亲、祖父或曾祖父曾被选为公职人员，都可以成为大议会成员，而且预计在任何时候都有超过一千人坐在议会的长凳上。再设立一个八十人的小议会（Council of Eighty），主要从大议会中选出。这个小议会将负责挑选外交官和军事指挥官，每周为执政团提供可能需要的建议。由于这些建议反映了萨沃纳罗拉方案的实质，因此在12月22日和23日提交“人民议会”（Council of the People）和“地方议会”（Council of the Commune）时几乎没有遭到反对就通过了。这样，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政治特征就完全改变了。 萨沃纳罗拉现在占了上风。尽管仍有一些人强烈反对他的宪政改革，这些人很快因为对他个人的强烈仇恨而被称为“愤怒派”（ arrabbiati ），但他可以依靠一大批——且不断增加的——忠诚的支持者。后者包括修士，或者更讽刺的称呼，“哀悼者”（ piagnoni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52] 当然，大多数都是把萨沃纳罗拉视为旗手的平民，他们为自己在公共生活中被赋予更大的作用而欢欣鼓舞。但支持者中也有一些中产阶级的商人，甚至是显贵阶层的成员，如保兰托尼奥·索德里尼、弗朗切斯科·瓦洛里和雅各布·萨尔维亚蒂。 [53] 文化人士也很快受到了他的影响。 [54] 据瓦萨里写道，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就是热情的追随者，以至于被说服放弃了绘画，尽管他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几乎饿死。 [55] 萨沃纳罗拉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道德改革计划。在讲坛上，他力劝佛罗伦萨人创建一个真正神圣的共和国，摆脱一切罪恶。1494年12月31日，佛罗伦萨通过了“人们记忆中最严厉的反鸡奸法”。 [56] 以前进行罚款的做法被废除。此后，18岁以上的鸡奸者将被处以枷刑。他们如果再次被判有罪，将游街示众，并在额头上打上烙印。第三次犯罪可判死刑。赌博是禁止的；妇女禁止穿“可耻”的睡袍、佩戴艳丽的珠宝或奢侈的头饰；跳舞不受欢迎；甚至烟花也被禁止。后来，此项运动变得更加戏剧化。1497年2月7日，两场“虚荣的篝火”（bonfires of the vanities）中的第一场在领主广场点燃。它大约高达30布拉恰（ braccia ，约17.5米），高高地堆满了各种各样浮夸和奢华的装饰品，这些装饰品常常被一群蛮横的小男孩强行从主人手中抢走，而这些男孩是萨沃纳罗拉为此目的招募来的。正如伪布兰马奇（pseudo-Burlamacchi）编年史记载的那样，“大火吞噬了所有的……淫荡的女人用品、色情的图画和雕塑、赌博工具、拉丁文和白话诗书……乐器……以及狂欢节所有罪恶的装饰品”。 [57] 和许多同时代人——包括米开朗基罗，他称即使成了一个老人，仍然能听到萨沃纳罗拉的声音在他耳朵里轰鸣 [58] ——一样，尼科洛知道修士布道的力量。 [59] 虽然他不能判断萨沃纳罗拉是否真的与上帝交谈，但他仍然认为萨沃纳罗拉是一个“伟人”，显然“受到了神的鼓舞”，其著作显示了“他的学识、他的审慎和他的精神力量”。 [60] 多年后回顾，尼科洛甚至相信这位修士在许多事情上是正确的。他说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是对他们罪行的惩罚，这毕竟是很正确的——即使这些都要归咎于美第奇家族，而不是全体民众； [61] 显然，他制定了一项法律允许那些被判有政治罪的人向八十人议会或大议会申诉，并于1495年初通过，这是合理的。 [62] 尽管如此，尼科洛还是痛苦地意识到萨沃纳罗拉的崛起对他个人有着危险的影响。尽管马基雅维利一直反对美第奇家族，但他讨好朱利亚诺的企图却使他陷入了困境。他取得的成功如此之少，诚然对他有利。他从来没有被指控为美第奇家族核心圈子的重要成员。但他与他们的联系仍然玷污了他的名声。好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受到不信任的对待；最坏的情况下，他会遭到轻蔑。他对朱利亚诺的感情属于同性恋，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如果怀疑的矛头指向他，结果可能是毁灭性的。由于受到萨沃纳罗拉布道的鞭笞，修士们迫害鸡奸者的欲望是没有界限的，特别是当被告与美第奇家族有关系的时候。从1495年11月到1497年11月，对同性恋的指控不下731起；1497年12月19日，一项法律要求对违法者进行更严厉的惩罚。 [63] 尼科洛想要保持低调是可以理解的。但家庭事务——也受到了萨沃纳罗拉崛起的沉重打击——需要他的关注。1496年母亲巴托洛米娅去世后，他长期忍受苦难的父亲将更多日常事务的责任转给了他，并似乎要求他在由政治动乱导致的教堂圣俸纠纷中维护家族利益。多年来，马基雅维利家族在穆杰罗一直享有法尼亚（Fagna）的圣玛利亚教区的特权。不久前，当圣位空缺时，他们很自然地把它给了自己人，尼科洛的远房表亲弗朗切斯科。然而，作为一个富有的教区，它吸引了帕齐家族的贪婪目光，帕齐家族最近得到允许从流放中返回。帕齐家族希望自己拥有这个教区，便对教区任命提出了挑战；考虑到他们当时的影响力，他们毫不费力地说服佩鲁贾（Perugia）的主教、红衣主教胡安·洛佩斯（Juan López）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寻求帮助的任务落到了尼科洛身上。1497年12月2日，他试图直接写信给红衣主教。 [64] 尼科洛在信中抗议说，马基雅维利家族在慷慨和美德方面，如果不考虑财富的话，要优于帕齐家族，他恳求他不要剥夺他们如此努力保存的东西，从而给他们留下耻辱的标记。那些不如自己有价值的人，用他们的战利品来打扮自己，吹嘘自己取得了这样的胜利，这是不公平的，更是可耻的。以一切正确和美好的名义，他请求得到仁慈的对待——甚至威胁说，如果不这样做，他将采取进一步行动。但尼科洛似乎已经意识到，他的机会微乎其微。此前一天，他给一位不知名的朋友写了一封信，显然这位朋友在帮助他们，信中表明他很难在萨沃纳罗拉释放的洪水中逆流而上。他抱怨自己身体不好，为没有精力回复最近收到的信件而道歉，但现在希望“鼓励、恳求和祈祷”他的通信者为他们更加努力。 [65] 他很清楚，马基雅维利家族只不过是与“巨人”进行无望战斗的“侏儒”。 尼科洛的日子很艰难。他谈不上有什么前途，而且已经几乎被家庭的忧虑压垮。除了表亲弗朗切斯科和他的教区的麻烦之外，还有钱的问题。这比平时更加紧迫。贝尔纳多乡下的田产没有多少收益，而且由于尼科洛和他弟弟托托都不能给家里增加收入，家里的碗柜经常空空如也，即使他们去了乡下。按照他的方式，尼科洛尽量不去理会这种事。在这段时间给贝尔纳多写的一首有趣的小诗中，他开玩笑地抱怨他和他的同伴最近在穆杰罗逗留时有多饿。 [66] 他说，一个多月来，他们只靠坚果、无花果、豆类和干肉过活。这当然不是开玩笑。就像菲耶索莱的那头牛，一边舔着鼻涕，一边贪婪地望着阿诺河，他们也一直贪婪地盯着商贩的鸡蛋和屠夫的肉。他们甚至试图从先知但以理的例子中找到一些安慰。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被掳到巴比伦后，出于宗教上的顾虑，拒绝了尼布甲尼撒王提供的食物和酒，但为避免冒犯国王，他们还是接受了蔬菜和水（《但以理书》第1章第3～16节）。唯一的问题是，但以理和他的朋友这样节食十天后变胖了，而尼科洛和他的室友吃了没有一滴油的面包，瘦得像山鸡的喙，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67] 因此，当贝尔纳多送给他们一只鹅作为礼物时，他感到极大的欣慰，尼科洛请父亲把托托叫过来，让他分享他们的好运。可惜买了这只鹅的贝尔纳多未能享用。 但是，不管尼科洛多么想对这种情况轻描淡写，他知道，这只奇怪的大鸟对减轻家庭的苦难并没有什么帮助。他感到狼狈和沮丧，试图通过把泰伦斯的《安德里亚》（ Andria ）翻译成托斯卡纳方言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68] 这也许是个自然的选择。从童年起，他就发现泰伦斯的喜剧是一种极大的安慰。正如他在几年前注释《宦官》时体会到的那样，这些作品不仅仅有趣，而且充满了世俗智慧，也涉及了一些真正有趣的问题。但现在他明白了，它们也为他提供了一种平静而又令人满意的发泄受挫情绪的方式。 他翻译《安德里亚》的决定本身就是一种小小的反叛行为。这是一部充满阴差阳错的淫秽喜剧，与萨沃纳罗拉宣扬的令人窒息的苦行生活相反。主人公潘菲洛（Pamfilo，按尼科洛的拼写）爱上了安德罗斯（Andros）的一个出身低贱的女人格里克里奥（Glicerio），并让她怀孕了。但他的父亲西莫（Simo）已经安排他娶克雷梅特（Cremete）的女儿菲洛梅娜（Filomena），而他的朋友卡里诺（Carino）碰巧爱上了她。然后，潘菲洛利用虚张声势和欺骗手段，试图逃避这桩婚事，虽然西莫试图强迫他完婚，但他也不得不说服克雷梅特——出于厌恶一度取消婚约——再次同意婚事。这类剧情，最后都会有圆满的结局。由于格里克里奥实际上也是克雷梅特的女儿，潘菲洛可以娶他心爱的人，卡里诺可以娶菲洛梅娜，所有人都挽回了面子——尽管之前上演的是一场混乱的闹剧。 剧情已经够不雅的了，但尼科洛将泰伦斯的污秽言词做了更多的发挥。 [69] 他没有简单地逐字逐句翻译原文，而是抓住这个机会使原文与时代吻合，并在此过程中加强对当代道德观念的挖掘。他不仅用现代词语来代替古老的词语 [70] ，还在对话中穿插一些辛辣的街头俚语，甚至还加进一些自己编造的粗俗笑话。他显然不理会萨沃纳罗拉对粗话的抨击。例如，在此剧的开头，当西莫搭讪潘菲洛的仆人达沃（Davo）时，尼科洛让泰伦斯的感叹来强化原本相当温和的基调：“这个混蛋（ cazo ）想要干吗？” [71] 同样，当西莫斥责克雷梅特建议潘菲洛应与格里克里奥——他正要透露她是他的女儿——结婚时，潘菲洛也低声抱怨，“我觉得这个家伙自欺欺人呢”。 [72] 更重要的是，尼科洛还对萨沃纳罗拉进行了一次巧妙的挖苦。在第1幕第2场，西莫责备达沃没有让潘菲洛守规矩。作为代理父亲，他应该在这个男孩和女友不可自拔的时候站出来纠正他。在泰伦斯原剧中，仆人假装不明白老人在说什么，得意扬扬地回答：“我是达沃斯，不是俄狄浦斯（Oedipus）。” [73] 但是，在尼科洛的译本中，仆人指出他不可能知道潘菲洛的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是达沃，”他说，“我不是先知，甚至也不是修士（ frate ）。” [74] 话说得还算温和，但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尼科洛内心深处的苦涩；对一个面对着似乎不可逾越的困难的年轻人来说，对萨沃纳罗拉的预言进行这样的轻微嘲讽，就算没有别的意图，至少也是一种宣泄。 尽管尼科洛的处境看起来很糟糕，但是浓云中开始出现了一丝光亮。就在他翻译《安德里亚》的同时，他认识了马尔切洛·迪·维吉利奥·迪·安德里亚·迪·贝尔托·阿德里亚尼（Marcello di Virgilio di Andrea di Berto Adriani，1464～1521），而且，他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次偶然的相遇将永远改变他的生活。 马尔切洛和尼科洛有着相似的背景。 [75] 马尔切洛比尼科洛大五岁，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住在离奥特尔拉诺的罗马门不远的地方。尽管阿德里亚尼家族不能夸耀有与马基雅维利家族一样的公共服务历史，自14世纪开始只出了两个执政官 [76] ，但他们也被美第奇家族排斥，处于佛罗伦萨社会的边缘勉强糊口。和贝尔纳多一样，马尔切洛的父亲——信使维吉利奥——也接受过律师培训。可以肯定的是，他并不像他在罗马大街的同伴那样学识渊博，也不可能拥有同样的文学品味，但他们都与巴托洛梅奥·斯卡拉 [77] 是朋友，他们也都有抱怨经济困难的习惯。正如维吉利奥的《生活札记》（ libro di ricordi ）所证明的那样，他总是借钱来支付他轻率的商业冒险，而且像贝尔纳多一样，很快就拖欠了税款。 然而，马尔切洛却有幸拥有异常聪明的头脑和对学习的强烈欲望。更重要的是，他雄心勃勃，而且与尼科洛不同，他知道如何在佛罗伦萨政治生活的暴风雨中航行。1480年，他进入大学，听医学和自然科学讲座，以及通常的拉丁语和希腊文学课程 [78] 。他敏锐的才智和对学术的不懈努力很快为他赢得了尊敬，1494年9月波利齐亚诺去世后，他被任命为诗歌和修辞学的新教授。 [79] 马尔切洛任职时只有三十多岁，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维萨奇宫（Palazzo dei Visacci）正面的半身像显示，他有一种严肃的甚至是学者的外表：一双锐利的大眼睛、尖尖的鼻子、高高的眉毛，向后的发际线，修剪得很整齐的罗马胡子。这很符合他的个性。虽然他不缺乏同情和爱，但他果敢坚定，以庄重著称。尽管佛罗伦萨当时各种麻烦层出不穷，他却从来没有感到恐惧或焦虑，而是以沉着镇定和毫不畏惧的态度迎接命运的打击。 马尔切洛和尼科洛第一次见面的时间没有留下记录。很可能是在那位年长者的一次讲座上，也可能是在他进入大学后不久。但无论他们的道路如何交会，马尔切洛都被证明是尼科洛需要的那种导师。在每年大学开学时的演讲中，他都会对人文学习在佛罗伦萨社会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提出一个新颖、大胆的观点，并说明像尼科洛这样的人如何利用古人的智慧来超越派系冲突。 马尔切洛慢慢地形成发展路径，在前进的过程中使自己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 [80] 在他第一本关于诗歌的《弁言》（ prolusio ，1494年）中，他谨慎地试图与美第奇时代流行的文学保持距离，而尼科洛仍对那种文学赞赏不已。 [81] 在马尔切洛看来，文字和韵律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且，与任何工具一样，它们可以被用于各种不同的目的，有些可能更合适一些，有些可能不那么合适。关键是找到合适的。马尔切洛认为，尽管当时有许多所谓的诗人大量炮制各种庸俗的小诗，但真正的诗歌是一种技艺，应该用来传达哲学和神学真理，以造福整个社会。他相信，无论诗人希望使用什么艺术手段，都只能用美来装饰神圣的真理，点燃人们灵魂中的善良之火。毕竟，这正是许多古代诗人所践行的。 但是，如果说诗歌应该使人变得善良，那么演讲应该使人变得自由。他的第二篇《弁言》（1495年），出于安全的原因，在佛罗伦萨西北24公里的普拉托发表 [82] 。马尔切洛将修辞艺术和共和国的健全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否认了之前对美第奇家族的任何义务，他指出，当他们占据统治地位时，听任言辞衰败，结果是正义被轻视，自由被颠覆。尽管皮耶罗现在离佛罗伦萨很远，但他留下了一份令人悲伤的遗产。正如卢克莱修在谈到人类早期历史时所说的那样—— 人们无法认识公共利益。 不知道有约束力的习俗，也不使用法律。 每个聪明的人，保持强壮和生存， 为自己保留了命运提供的战利品。 [83] 马尔切洛大声疾呼，在这样危险的时代，应该重新培养演讲术，而且要更有活力，这样才能教导人们把公共福祉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以公平正义反对派系仇恨，全力捍卫自由，反对暴政。因为只有当他们怦然心动，他们才能和谐地团结在一起，让共和国真正繁荣起来。因此，对古代经典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马尔切洛意识到他的学生不会轻易被说服。由于佛罗伦萨处于政治动荡之中，他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认为像他所希望的那样认真学习古典文学没有什么意义。他们过于害怕未知，对自己的能力难于确定，以至于无法在古老历史的尘埃中寻找解决方案，更不用说利用修辞为共和国服务了。毕竟，写于一千年前的文字并不能教给他们任何可以用来应对佛罗伦萨当前危机的东西。事实上，萨沃纳罗拉甚至认为，从异教徒的经典中寻求对现在或未来的理解是罪恶的。那么，马尔切洛说些什么才能让他们从麻木中清醒过来呢？ 在他的第四篇《弁言》（1497年）中，他承认，他们可能已经听说了为“人文学科”辩护的所有惯常的论点。正如贺拉斯说的那样，他不想重复那些陈词滥调，只是为了让他们对什么都“不会感到惊奇”。但在某种意义上，对什么都“不会感到惊奇”正是经典所提供的。马尔切洛认为，我们在不了解“人文学科”的情况下开始生活时，就像从山上下来的入侵者进入一座宏伟的城市。我们对看到的一切感到惊讶，因恐惧和惊奇而目瞪口呆，要么是因为我们对之前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就像柏拉图说的那样，要么是因为一切都是新的和陌生的——就像卢克莱修所指出的。 [84] 然而，通过学习经典，我们可以克服这种惊讶、恐惧和怀疑的感觉。正如卢克莱修这样的哲学家诗人所说，命运、自然和上帝是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的原因所在。人们只需要阅读古代历史学家的著作就能找到证据，就会发现古典历史不仅可以用来理解当代社会的危机，还可以预测未来的发展方向。 [85] 马尔切洛认为，一旦掌握了这一点，所有的恐惧和怀疑都会消失。具备了对事物潜在原因的理解，以及对事件可能导致的结果的某种感知，一个人就必定拥有心智的灵活性，以完美的平静来处理任何事情。而且，从此，利用修辞为共和国自由服务只是一步之遥。 马尔切洛的话很可能引起了尼科洛的共鸣。这是第一次，他回顾过去几年的挫折，发现他长久以来所缺乏的使命感。大约在马尔切洛发表第四篇《弁言》的时候，也许在他的朋友的督促下，尼科洛开始撰写卢克莱修《物性论》（ De reum natura ）的一个注释抄本。 [86] 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尼科洛的主要关切是确立一个可靠的文本。在筛选各种传统手稿的过程中，他比以往任何一次尝试都更加仔细地权衡不同阅读材料的优点，有时会遵从马尔切洛的修改，有时会提出他自己独创性的修正意见。但这不仅仅是语言学上的热情。他可能已经把马尔切洛对人文学科的维护放在心里，他尽可能地确认文本，以便能更深入地汲取卢克莱修智慧的精华。正如他的旁注所证明的那样，他对《物性论》的相关部分很感兴趣，这些部分认为，人们一旦了解了事物的原因，将不再被自己的命运束缚。 [87] 当然，正如马尔切洛解释的那样，尼科洛无疑相信，命运、自然和上帝掌管着人类的一切事务。但他还是被卢克莱修的观点吸引，他认为上述因素的影响是客观的，甚至是冷漠的。当他读到神既不为怜悯也不为愤怒所动时，他兴奋地在页边空白处写下：“诸神不关心凡夫俗子。” [88] 他们那些善意而不可改变的影响丝毫没有束缚人的心灵，这使他更加激动了。当他读到卢克莱修称原子自发和不可预测（ clinamen ）的“转向”（swerve）允许自由意志存在于一个非确定性的宇宙时，他迅速地写了一些简短的总结，以确保他能记住如此重要的一课。首先，他注意到，在“种子”——原子——中“有重量、撞击和转向”； [89] 其次，他几乎掩饰不住兴奋：“运动中有变化，运动中我们有自由的思想。” [90] 对于一个被命运狠狠打击过的年轻人来说，这一重要的见解值得重视。尽管经历了近几年的挫折，他还是自由了。现在，他明白了这一点，他准备再次进入人生竞技场。 尼科洛开始研究卢克莱修时，萨沃纳罗拉对佛罗伦萨的控制开始减弱。在第一场“虚荣的篝火”之后仅仅几个星期，查理八世就与威尼斯联盟（League of Venice）签订了停战协议，结束了他对意大利事务的介入。佛罗伦萨的外交地位一下子就改变了。在把一切都押在与法国的同盟关系之后，这座城市现在处于危险的境地。没有查理的支持，就无法阻止教廷——或者联盟的其他成员——采取敌对行动。而且，鉴于它现在通过武力收复比萨的可能性很小，它无疑将面临进一步的财政困难。这对萨沃纳罗拉的社会地位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多年来，他一直把查理奉为上帝意志的工具、佛罗伦萨的救世主、新时代的先驱。现在，所有那些激动人心的预言突然开始变得空洞无力。 联盟没过多久就扭转了局势。在罗马，佛罗伦萨大使里恰尔多·贝基（Ricciardo Becchi）得到暗示，如果执政团能摆脱萨沃纳罗拉，奉行更明智的外交政策，那么，与教廷和威尼斯的良好关系可能会恢复。 [91] 甚至还有可能找到比萨问题的解决办法。然而，如果他们继续听从那个修士的意见，他们将不得不面对后果。这是他们的选择。 如果要避免灾难，萨沃纳罗拉必须果断采取行动。但奇怪的是，他犹豫了。在他的大斋节布道中，他没有为自己的预言辩护，也没有为佛罗伦萨的困境提供有意义的解决方案，而且奇怪的是，他似乎对人们的关切漠不关心。议会中，一股反对的浪潮开始出现。3月，贝尔纳多·德尔·内罗（Bernardo Del Nero）——曾经是皮耶罗·德·美第奇最信任的顾问之一——被选为接替亲萨沃纳罗拉的弗朗切斯科·瓦洛里，成为“正义旗手”。两周后，德尔·内罗的同事提出建议，通过抽签的方式选出地方行政长官，这被认为有利于过渡到一个倾向于寡头政治的政府形式，而不是像萨沃纳罗拉过去敦促的那样通过选举。 [92] 虽然不了了之，但萨沃纳罗拉的地位显然已经不稳。 观望中的皮耶罗·德·美第奇认为他复出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获得威尼斯人的财政支持后，他召集了一小支部队，进军托斯卡纳，对胜利信心十足。结果，他大失所望。大雨延误了他的行程，给了佛罗伦萨时间召唤他们的雇佣兵指挥官保罗·维泰利（Paolo Vitelli）加强防御。当皮耶罗到达城外时，他发现城门已经牢牢地关闭了，他无法用武力占领这座城市，除了撤退别无选择。 [93] 但佛罗伦萨人还是受到了震动。即使皮耶罗被赶跑了，修士似乎也在把他们引向毁灭之路。很多人——包括执政团成员——现在觉得，至少他应该停止布道，就像波吉亚（Borgia）教宗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Ⅵ）命令他做的那样。 [94] 然而，这正是他不愿做的事。情况变得很糟糕。5月3日，也就是萨沃纳罗拉本该进行升天日（Ascension Day）布道的前一天晚上，他的对手从一个侧门强行进入大教堂，把所有东西都玷污了。当工人们前来为节日做准备时，他们发现一块腐烂的驴皮盖在讲坛上，上面钉了钉子，墙壁上沾满了粪便。 [95] 幸亏他们有时间在弥撒开始前把一切清理干净，但麻烦才刚刚开始。 [96] 正当萨沃纳罗拉为自己布道的权利进行勇敢的辩护时，人群中响起了一声喊叫。几个年轻人——大概是昨天晚上犯下罪行的人——向门口冲去；另有人拿着武器跑向讲坛，显然打算用武力阻止萨沃纳罗拉布道。这时，一群修士跳起来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现场一片混乱。萨沃纳罗拉大惊失色，将他的十字架高高举起，于是一些会众高喊“耶稣！”，然后跪倒在地。但就连萨沃纳罗拉也意识到，他无法继续说下去了。布道没有讲完，他从讲坛上走下来，挤过人群，回到圣马可教堂（San Marco）。 尽管他们之间存在分歧，但执政团还是试图恢复平静。任命了十二名“调解者”，代表各种不同意见。 [97] 然而，这不够，也太迟了。6月，亚历山大六世终于因萨沃纳罗拉的顽固而将他逐出教会。 [98] 下一个月，国务秘书巴托洛梅奥·斯卡拉——长时间以来，他在执政团的各个派系中起到了平衡作用——去世，佛罗伦萨政府的核心圈留下了一个空缺。 [99] 然后，在8月，兰贝托·德尔·安泰拉（Lamberto dell’Antella）——是个与皮耶罗关系密切的狡猾的小阴谋家——让事情变得更糟，他揭露了又一起恢复美第奇家族地位的阴谋，其中包括7月任命的一些“调解者”。 [100] 包括贝尔纳多·德尔·内罗在内的五名男子被匆忙召集的“特别委员会”逮捕并判处死刑。 [101] 惊恐之下，他们立即要求上诉。但是，尽管执政团的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但他们中的修士却被激怒了。在一场充满激情的演讲中，弗朗切斯科·瓦洛里公开指责其他执政官危害共和国安全。 [102] 他说，如果特别委员会的判决得不到支持，将会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拒绝密谋者的上诉是防止内乱的唯一途径。没有时间进一步讨论了。在一场激烈的混战中，皮耶罗·圭恰迪尼——赞同上诉的最坚定的辩护人——差点被扔出窗外，执政官们改变了主意，投票确认了判决结果。当晚晚些时候，五名被告被从巴杰罗宫带走并处决。萨沃纳罗拉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拯救他们。他们消失了，他似乎很满意。 [103] 事实上，甚至有传言说，他亲自游说对他们执行死刑。 [104] 就连尼科洛也看出，萨沃纳罗拉的道德权威已经被这件事不可挽回地损害了。在后来的生活中，他嘲笑这位修士，因为他的“野心和党派意识”分裂了整个城市。尼科洛回忆说，尽管萨沃纳罗拉热情地宣扬宽恕和和解，但他并没有因为瓦洛里和其他修士否认他主张的法律保障被定罪者的上诉权利而对他进行谴责。 [105] 这种虚伪加剧了那些已经嫉妒他的人的仇恨。 [106] 各派之间的鸿沟越来越不可弥合。 [107] 渐渐地，共和国被这个曾经被人民奉为救世主的人毁灭了。 [108] 这是一个危险的时期。然而尼科洛不可能不注意到，佛罗伦萨社会内部的分裂也为像他这样被迫坐在一旁的年轻人创造了机会。在巴托洛梅奥·斯卡拉去世后，一场关于如何任命新的国务秘书及其幕僚的辩论开始了。 [109] 意识到这些职位对政府行为的重要性，修士主张候选人由八十人委员会选出，在那里，修士的支持者占绝对多数。然而，他们的对手决心要阻止国务秘书职位如此公开地政治化，并恢复它先前享有的中立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主张赋予“大议会”（Great Council）而非“八十人委员会”最终决定权。接下来是几个星期的激烈辩论。最终，修士的敌人占了上风。那些曾经处于美第奇“政权”边缘的人，或者对萨沃纳罗拉有过温和批评的人，现在又可以渴望在国务厅（chancellery）谋得一份职业了，而那些一直置身于政治纷争之外的人拥有了最大的机会。 1498年2月下旬举行选举时，尼科洛得到提名竞选第二国务秘书的职位 [110] ——负责监督佛罗伦萨与所属城市的关系以及处理国内信函。 [111] 虽然他没有行政经验，也没有什么学术成就，但他完全有理由乐观。默默无闻现在是他最大的财富。在第一国务秘书的选举中，无论经验如何，那些有明显派系关系的人都被排除了。亚历山德罗·布拉切西（Alessandro Braccesi）——“十护卫”秘书，也是很出名的修士——没有被选中，弗朗切斯科·加迪（Francesco Gaddi）也没有当选，他是一位著名的“愤怒派”人士，现任第二国务秘书。 然而，尼科洛感到失望。无论是为了安抚其他的修士，还是为了补偿第一国务秘书职位的落选，亚历山德罗·布拉切西最终被任命为第二国务秘书。尽管竞选失利，但尼科洛显然是由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推荐的，而且至少被认为是大议会秘书职位的合适人选。 更重要的是，他的导师马尔切洛·迪·维吉利奥·阿德里亚尼被选为第一国务秘书。马尔切洛在公开场合与美第奇政权的专横行为保持距离，同时也对萨沃纳罗拉提出了一些谨慎的批评，他被证明是一个立场持中的理想候选人。由于他的博学已闻名于世，所有派系都认为他是人文主义者国务秘书的称职接班人，而佛罗伦萨也为此感到骄傲。 他的任命并不像人们有时宣称的那样对尼科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尽管一些学者认为，马尔切洛现在可以任命尼科洛 [112] ，但事实上，他被排除在任命甚至提议新的秘书职位之外。 [113] 但他可以对未来的选举施加一些影响。只要不卷入派系之争，他所提建议就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在适当的人耳边说几句好话就会大有帮助。 没过多久，机会又出现了。尽管萨沃纳罗拉被逐出教会，但他于圣诞节在圣马可教堂主持了弥撒，并在星期二忏悔日（Shrove Tuesday）举行了第二场“虚荣的篝火”，并且进一步违背教宗的意愿，前往大教堂进行大斋节（Lenten）布道。他知道自己的行为有很大的挑衅性，也知道后果会很严重。尼科洛在给佛罗伦萨驻罗马代表里恰尔多·贝基的信中写道，这位修士的第一次布道显得很好斗。面对挑战，萨沃纳罗拉祈祷，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假先知，就像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上帝会给这座城市一个征兆。这是一个明显的战斗口号。他希望用这个大胆的姿态来“团结他的党徒”——或许还能吓退那些即将就任的执政官，让他们重新归队。然而，当第二天早上新的执政团露面时，他意识到他们不会那么轻易被吓倒。由于担心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他宣布将停止在大教堂的布道，返回圣马可。一回到自己安全的教堂，他就再次走上讲坛，更加猛烈地抨击仇敌。 然而，萨沃纳罗拉对政治形势判断失误。虽然大多数执政官确实是“愤怒派”人士，但他们强烈地维护佛罗伦萨的自治，憎恨教宗干预他们的事务。无论他们的个人感情如何，他们都不愿意让这位修士闭嘴，尤其在这样做可能引发内乱的时候。因此，他们指示在罗马的使节向教宗保证萨沃纳罗拉的善意，以平息他的愤怒。 [114] 修士很惊讶，突然改变了语气。正如尼科洛所指出的，他不再谈论暴政的危险或“人民的邪恶”，而是集中攻击教宗，说他是“人们所能想到的最邪恶的人”。 然而，如果他希望以某种方式增强执政团的决心，那他就错了。这又是一个失误。在此情况下，沉默——或至少是悔悟——或许是更大的勇气。在听了佛罗伦萨大使的申诉后，教宗勃然大怒。他非常清楚萨沃纳罗拉是如何激烈地诽谤他，他对执政团没有做任何阻止他布道的事也感到愤怒。如果执政团不尊重他的意愿，他也别无选择，只能孤立这座城市。 这使局势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况。3月14日，一个不同寻常的大型特别委员会讨论了佛罗伦萨的选择。 [115] 自然，所有人仍然认为佛罗伦萨的独立是不可侵犯的。但这只是达成的共识。对于应该做什么，每个人似乎都有不同的意见。有些人——比如洛伦佐·伦齐——坚持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佛罗伦萨都应该支持萨沃纳罗拉。毕竟，他把佛罗伦萨从美第奇家族的暴政中解放了出来。那么，现在能够指望它既交出自由，又交出解放者吗？其他人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争辩说，虽然屈从于教宗的意志无疑有失佛罗伦萨的尊严，但是执政团再也不能与教宗对抗了。商人们已经受到了关系恶化的沉重打击；如果实行禁令，他们的损失会更大。此外，还有比萨的问题需要考虑。把保罗·维泰利的雇佣兵留在战场上已经花费了一大笔钱；激怒教宗和联盟只会把事情拖得更久，甚至可能危及整个收复计划。尽管可能令人反感，但交出萨沃纳罗拉是唯一明智的行动。其他人则主张走中间路线。修士的老盟友保兰托尼奥·索德里尼也认为教宗的要求是不合理的，但他觉得，既然公开的反抗会给佛罗伦萨带来无休止的伤害，那么最好还是假装服从，同时也不把萨沃纳罗拉交出去。 经过两天的争论，执政团再也等不下去了。他们得到消息说，教宗正计划监禁任何出现在罗马的佛罗伦萨商人，如果执政团继续拖延的话。执政官们意识到教宗是认真的，最后让步了。他们要让萨沃纳罗拉闭嘴。 [116] 然而这只是刮起一阵旋风。闻到了血腥味，修士的敌人现在准备杀戮了。3月25日，来自普利亚（Puglia）的方济会修士弗朗切斯科公开挑战他，要他接受火的审判来证明他是先知。萨沃纳罗拉知道，这纯粹是挑衅。然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位修士的忠实助手，佩夏（Pescia）的多梅尼科（Domenico），同意代表他去经受考验。惊慌失措的执政团犹豫他们是否应该介入。但再三考虑，他们认为这也是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种不确定性的机会，于是决定顺其自然。日期定为4月7日，并在执政团的监督下，拟出一份由审判“证实”或“证伪”的事项清单，连同一套规则。双方认可，并做了必要的准备。但是，就在“试验”即将在领主广场开始的时候，一场争论爆发了，争论的焦点是是否应该允许多梅尼科把这位神圣的主人带入火海。方济会修士拒绝这样的“亵渎”，萨沃纳罗拉阵营退出了“审判”。“愤怒派”被激怒了。第二天，当这位修士做晚祷时，一群武装暴徒袭击了圣马可教堂，决心以武力解决问题。大门匆忙关上，但很明显，防守维持不了多久。教堂外，一些修士被砍杀。绝望中，弗朗切斯科·瓦洛里从侧门溜出去，希望能召集一些支持者。然而，当他在大街上奔走时，被人发现，他逃回家中，但他和妻子一起被杀。在保兰托尼奥·索德里尼遭受同样的命运之前，执政团认为是介入的时候了。萨沃纳罗拉有七个小时的时间离开这座城市。然后，他会被宣布为叛乱者，任何杀死他的人都会得到丰厚的奖赏。不过，这只是法律上的一个细节。他们知道这位修士哪儿也去不了，就派了一支装备了火炮的小分队去负责围攻圣马可。战斗持续了一夜。当教堂大门着火时，修士们英勇抵抗，从窗户发射弩箭，从屋顶投掷瓦片。但最终军队突破防线。萨沃纳罗拉被发现在图书室里祈祷。他、多梅尼科和西尔维斯特·马鲁夫（Sylvester Maruf）被捕，铐上镣铐押到领主宫。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受到拷问和审讯。最后，他们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被判为异教徒和分裂分子。5月23日，这三人在领主广场被绞死。他们的尸体被焚烧，作为最后的侮辱，他们的骨灰被扔进了阿诺河。 萨沃纳罗拉死后，人们迅速采取措施根除他主导的改革。他的主要支持者被罚款、监禁或流放，他的著作被禁，他的教义不得进行讨论。甚至圣马可教堂的大钟也受到了惩罚：它被从塔上拆下来，拖过大街，被遗弃了五十年。但惩罚只能到此为止。如果佛罗伦萨要收复比萨并阻止美第奇家族回归，那么近年来的严重分歧就必须得到弥合。“愤怒派”需要和剩下的修士和平相处，他们所进行的共和国实验需要实现。作为这个目标的一部分，秘书职位的去政治化也必须完成。 这是尼科洛一直等待的机会。在随后的清洗行动中被抓的人包括亚历山德罗·布拉切西，他是第二国务秘书，也是战时负责军事和外交事务的“十护卫”秘书。不仅因为他和那位修士的关系太密切而引起了执政团的注意，而且在最近一次到罗马的斡旋中，他也未能有效地代表佛罗伦萨的利益。尽管他没有被罚款也没有被监禁，但他被剥夺了职务，于是寻找政治上更容易接受的替代者的工作开始了。 [117] 谁提名尼科洛并不清楚。但他是理想的候选人。人缘好，但又不显山露水；有能力，但并不出众；至关重要的是，没有因任何成功而趾高气扬。1498年6月19日，他被确认为新任第二国务秘书。突然间，侏儒变成了巨人。 [1] Paolo Giovio， Elogia veris clarorum virorum imaginibus apposita ，7；text in Pauli Iovii Opera ，vol.8，ed. R.Meregazzi（Rome：Istituto Poligrafico dello Stato，1972），p.112. R.Black，‘Machiavelli，Servant of the Florentine Republic’，in G.Bock，Q.Skinner and M.Viroli（eds.）， Machiavelli and Republicani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71-100，here p.74；A.della Torre， Storia dell’ Accademia Platonica （Florence：G.Carnesecchi e Figli，1902）；A.F.Verde， Lo Studio Fiorentino 1473-1503 ，3 vols. in 4（Florence and Pistoia：Olschki，1973-7），vol.3， passim . [2] 大学学年通常从福音派的圣路加节（10月18日）开始：P.F.Grendler， The Universities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Baltimore MD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2），p.143。 [3] L.Martines， Lawyers and Statecraft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p.80. [4] J.Davies， Florence and its University during the Early Renaissance （Leiden：Brill，1998），pp.125-44. [5] Grendler， Universities ，pp.215-16. [6] Lett.，p.371（no.162）；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p.310-11（no.246）. [7] Grendler， Universities ，p.500. [8] M.Rocke，F orbidden Friendships：Homosexuality and Male Culture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07，p.140. [9] Grendler， Universities ，pp.148-9；Davies， Florence and its University ，p.32. [10] Verde， Studio Fiorentino ，vol.4.2，pp.632-40.对巴托洛梅奥·德拉·方特的进一步讨论，见R.Zaccaria，‘Della Fonte，Bartolomeo’， DBI ，vol.36（Rome，1988），pp.808-14。有关波利齐亚诺论尤维纳尔的课程，见V.Branca， Poliziano e l’umanesimo della parola （Turin：Einaudi，1983），p.86，n.22；Grendler， Universities ，p.238。 [11] Verde， Studio Fiorentino ，vol.4.2，pp.685-94；Branca， Poliziano ，p.86，n.22；Grendler， Universities ，p.238. [12] Verde， Studio Fiorentino ，vol.4.2，pp.771-5.进一步讨论德拉·方特有关尤维纳尔的课程，见A.F.Verde，‘Un terzo soggiorno romano del Poliziano’， Rinascimento 22（1982），p.260；Verde， Studio Fiorentino ，vol.2，pp.84-91。 [13] 波利齐亚诺在1484～1485年讲授泰伦斯的喜剧，不太可能产生什么影响，但该课程经常出现在大学的教学大纲上。S.Bertelli and F.Gaeta，‘Noterelle machiavelliane：un codice di Lucrezio e di Terenzio’， RSI 73（1961），pp.544-53；B.Richardson，‘Evoluzione stilistica e fortuna della traduzione machiavelliana dell’ Andria’ ， Lettere Italiane 25（1973），pp.319-38，here p.321，n.5；Verde， Studio Fiorentino ，vol.4.2，pp.598-9；Grendler， Universities ，p.238；Branca， Poliziano ，p.86，n.22.有关波利齐亚诺对泰伦斯的《安德里亚》的评论，见Angelo Poliziano， La commedia antica e l’Andria di Terenzio ，ed. R.Lattanzi Roselli（Florence：Sansoni，1973）。 [14] 对马基雅维利早期诗歌的更多评论，见A.Casadei，‘Note Machiavelliane’， Annali della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di Pisa ，classe lettere e filosofia，3rd ser.，17（1987），pp.447-64，here p.450；Niccolò Machiavelli，Capitoli，ed. G.Inglese（Rome：Bulzoni，1981），p.24；C.Dionisotti， Machiavellerie：Storia e fortuna di Machiavelli （Turin：Einaudi，1980），p.67。 [15] Niccolò Machiavelli， Tutte le opere ，M.Martelli（ed.）（Florence：Sansoni，1971），pp.994-7. [16] Niccolò Machiavelli， Tutte le opere ，M.Martelli（ed.）（Florence：Sansoni，1971），p.994。 [17] 罗伯特·布莱克（Machiavelli [Abingdon，2013]，27）将第二节第1～3行译为“如果我有弓箭和翅膀，年轻的朱利欧，你将是每个人攻击的神”。虽然语法上可行，但在上下文中却没有意义。很明显， avessi （有）的主语应该是第二人称单数，而 ch’... assale （攻击）的当然是 giovanetto giulìo （年轻的朱利欧）。 [18] Machiavelli， Tutte le opere ，Martelli（ed.），pp.997-8. [19] Della Torre， Storia dell’Accademia Platonica ，p.10ff；R.Riccardi，‘Baldi，Pietro del Riccio（Petrus Crinitus）’， DBI ，vol.38（Rome，1990），pp.265-8. [20] N.Rubinstein，T 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 under the Medici（1434 to 1494）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pp.229-35；J.Najemy， A History of Florence，1200-1575 （Oxford：Blackwell，2008），pp.375-80. [21] Francesco Guicciardini， Storie fiorentine ，11，R.Palmarocchi（ed.）（Bari：G.Laterza & Figli，1934），p.94. [22] R.Trexler， Public Life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Ithaca NY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p.461. [23] Guicciardini， Storie fiorentine ，10，Palmarocchi（ed.），pp.84-6；Rubinstein， Government ，pp.230-1. [24] Najemy， History of Florence ，p.375，pp.391-2. [25] D.Weinstein， Savonarola：The Rise and Fall of a Renaissance Prophet （New Haven CT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p.106-7；A.Brown，‘The Revolution of 1494 and Its Aftermath：A Reassessment’，in J.Everson and D.Zancani（eds.）， Italy in Crisis-1494 （Oxford：Legenda，2000），pp.13-39，esp. pp.15-22. [26] Guicciardini， Storie fiorentine ，11；Palmarocchi（ed.），p.94；M.E.Mallett and C.Shaw， The Italian Wars，1494-1559：War，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2），pp.20-1. [27] Piero Parenti， Storia fiorentina ，A.Matucci（ed.），2 vols.（Florence：Olschki，1994-2005），vol.1，p.103；Najemy， History ，p.377. [28] Weinstein， Savonarola ，pp.107-8. [29] 将其与洛伦佐的那不勒斯之旅进行比较，见Guicciardini， Storie fiorentine ，11；Palmarocchi（ed.），p.95。 [30] Parenti， Storia ，vol.1，p.117；Guicciardini， Storie fiorentine ，11，Palmarocchi（ed.），pp.95-6. [31] Guicciardini， Storie fiorentine ，11；Palmarocchi（ed.），p.96. [32] Parenti， Storia ，vol.1，p.117. [33] Luca Landucci， Diario fiorentino dal 1450 al 1516 continuato da un anonimo fino al 1542 ，J.del Badia（ed.）（Florence：Sansoni，1883），p.72. [34] Luca Landucci， Diario fiorentino dal 1450 al 1516 continuato da un anonimo fino al 1542 ，J.del Badia（ed.）（Florence：Sansoni，1883），pp.74-5；Guicciardini， Storie fiorentine ，11，Palmarocchi（ed.），pp.97-8。 [35] Rubinstein， Government ，pp.234-5. [36]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12. [37] R.A.Goldthwaite， The Economy of Renaissance Florence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9），p.43，pp.115-16，p.119，pp.149-51，p.158，p.174，p.182，p.186，p.188，p.193，p.490，p.514，p.519，pp.531-2，pp.534-5，p.591，pp.595-6，p.599. [38] Weinstein， Savonarola ，p.112. [39] Parenti， Storia ，vol.1，p.129. [40] Landucci， Diario ，p.79. [41] Machiavelli， Clizia ，1.1； Chief Works ，vol.2，p.826. [42] Landucci， Diario ，p.82. [43] 有关萨沃纳罗拉的介入，见Weinstein， Savonarola ，pp.116-17。 [44] Landucci， Diario ，p.83，p.86；就条约本身，见G.Capponi，‘Capitoli fatti dalla città di Firenze col re CarloⅧ，a dì 25 novembre del 1494’， ASI 1（1842），pp.362-75。 [45] Landucci， Diario ，p.87. [46] Guicciardini， Storie fiorentine ，12，Palmarocchi（ed.），p.106；Parenti， Storia ，vol.1，p.150.进一步讨论见N.Rubinstein，‘Politics and Constitution in Florence at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in E.F.Jacob（ed.）， Italian Renaissance Studies （London：Faber & Faber，1960），pp.148-83。 [47] Weinstein，Savonarola，pp.121-5. [48] Weinstein，Savonarola，p.121。 [49] 关于“威尼斯模式”的进一步讨论，见F.Gilbert，‘The Venetian Constitution in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in N.Rubinstein（ed.）， Florentine Studies：Politics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London：Faber，1968），pp.463-500。 [50] Parenti， Storia ，vol.1，pp.156-9；Najemy， History ，pp.385-6；Weinstein， Savonarola ，pp.125-6. [51] G.Guidi， Ciò che accade al tempo della Signoria di novembre-dicembre in Firenze l’anno 1494 （Florence：Arnaud，1988）. See also N.Rubinstein，‘I primi anni del Consiglio Maggiore di Firenze，1494-1499’， ASI 112（1954），pp.151-94，pp.321-47. [52] L.Polizzotto， The Elect Nation：The Savonarolan Movement in Florence，1494-1545 （Oxford：Clarendon，1994），esp. pp.14-20，pp.446-60. [53] 有关弗朗切斯科·瓦洛里从“显贵”到萨沃纳罗拉分子的转变，尤见M.Jurdjevic， Guardians of Republicanism：The Valori Family in the Florentine Renaissanc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19-46。 [54] D.Weinstein， Savonarola and Florence：Prophesy and Patriotism in the Renaissance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pp.185-226. [55] Giorgio Vasari， Lives of the Artists ，G.Bull（trans.），2 vols.（London：Penguin，1987），vol.1，p.227. [56] Rocke， Forbidden Friendships ，p.205. [57] Girolamo Savonarola， Selected Writings of Girolamo Savonarola ，A.Borelli and M.Pastore Passaro（trans. and ed.）（New Haven CT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256. [58] Ascanio Condivi， Vita di Michelangelo Buonarroti ，G.Nencioni（ed.）（Florence：Studio per Edizioni Scelte，1998），p.62.关于米开朗基罗与萨沃纳罗拉关系的讨论，参见M.Hirst， Michelangelo ，vol.1 The Achievement of Fame，1475-1534 （New Haven CT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p.25-6。 [59] D.Weinstein，‘Machiavelli and Savonarola’，in M.Gilmore（ed.）， Studies on Machiavelli （Florence：Sansoni，1972），pp.251-64. [60] Machiavelli， Discorsi ，1.11，1.45； Decennale primo ，157-9； Opere ，Bonfantini（ed.），p.125，p.186，p.1052； Chief Works ，vol.1，p.226，p.288；vol.3，p.1448. [61] Machiavelli，I l principe ，12. [62] Machiavelli， Discorsi ，1.45； Opere ，Bonfantini（ed.），p.186； Chief Works ，vol.1，p.288；Weinstein， Savonarola ，pp.133-4. [63] Rocke， Forbidden Friendships ，pp.207-21；Weinstein，Savonarola，pp.155-7. [64] Lett .，pp.28-9（no.2）；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p.7-8（no.2）. [65] Lett .，p.27（no.1）；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p.6-7（no.1）. [66] Casadei，‘Note Machiavelliane’，pp.450-1.进一步讨论， Lett .，p.27（no.1）；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p.451-3。 [67] 意大利原文（l.13： fatti abbiàn becchi che paion d’acegge ）无可否认，表达得有些隐晦。但吉尔伯特（Gilbert）翻译此句时似乎有些离谱：“我们有着看起来像山鸡一样的鸟喙”（ Chief Works ，vol.2，p.1012）。布莱克的译文“我们长出了像山鸡的鸟喙”几乎没有任何意义（Black， Machiavelli ，p.24）。虽然可以认为尼科洛想表明他和他的朋友像鸟一样啄食，但山鸡并不啄食，而是用喙在地里找虫子吃，做出一些挖掘或探寻的行为。山鸡的喙非常小，然而，这似乎是比附的重点。 [68] 这是马基雅维利两次翻译《安德里亚》中的第一次。多年来，人们认为最早的译本是在1517～1518年完成的。最近的研究表明，马基雅维利更有可能在1494～1498年完成。见P.Stoppelli，‘La datazione dell’ Andria’，in G.Barbarisi and A.M.Cabrini（eds.）， Il teatro di Machiavelli （Milan：Cisalpino，2005），pp.147-99；P.Stoppelli， La Mandragola：Storia e Filologia （Rome：Bulzoni Editore，2005），pp.33-6。第一部译文已发表，见Stoppelli，‘La datazione’，pp.166-99。 [69] 进一步讨论见M.Martelli，‘La Versione Machiavelliana dell’ Andria’， Rinascimento ，2nd ser.，8（1968），pp.203-73。 [70] Stoppelli，‘La datazione’，p.174，p.176；参照Terence， Andria ，2.1.330，2.2.369。 [71] Stoppelli，‘La datazione’，p.170；Terence， Andria ，1.2.184. [72] Stoppelli，‘La datazione’，p.196；Terence， Andria ，5.4.914. [73] Terence， Andria ，1.2.194. [74] Stoppani，‘La datazione’，p.170. [75] 有关马尔切洛·迪·维吉利奥·迪·安德里亚·迪·贝尔托·阿德里亚尼1498年之前的生活和事业，见P.Godman， From Poliziano to Machiavelli：Florentine Humanism in the High Renaissance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pp.144-67。 [76] R.Black，‘Florentine Political Traditions and Machiavelli’s Election to the Chancery’， Italian Studies 41（1985），pp.1-16，here p.12. [77] A.Brown， Bartolomeo Scala，1430-1497，Chancellor of Florence：The Humanist as Bureaucrat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202. [78] Verde， Studio Fiorentino ，vol.3.2，p.620. [79] Verde， Studio Fiorentino ，vol.3.1，pp.421-2. [80] 以下内容得益于彼得·戈德曼对阿德里亚尼《弁言》的精湛分析：Godman， From Poliziano to Machiavelli ，pp.151-67。另见A.Brown， The Return of Lucretius to Renaissance Florence （Cambridge MA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42-67。 [81] Verde， Studio Fiorentino ，vol 4.3，pp.1160-3. [82] Verde， Studio Fiorentino ，vol.4.3，pp.1205-8。 [83] Florence，Biblioteca Riccardiana MS 811，fol. 8v；q. Lucretius 5.958-61. Trans. q. at Brown， Return of Lucretius ，44. [84] Florence，Biblioteca Riccardiana MS 811，fol. 20r；ref. to Plato， Laws ，682b-c； Tim . 23a；Lucretius 5.330-1；Brown， Return of Lucretius ，p.71；A.Brown，‘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Machiavelli’，in J.M.Najemy（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chiavelli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157-72，here p.161；Godman， From Poliziano to Machiavelli ，p.166；Verde， Studio Fiorentino ，vol.4.3，p.1313. [85] Godman， From Poliziano to Machiavelli ，pp.138-9，p.166；Florence，Biblioteca Riccardiana MS 811，fol. 23v. [86] 这份抄本是在罗马梵蒂冈图书馆（Biblioteca Vaticana）MS Rossi 884找到的。见Bertelli and Gaeta，‘Noterelle machiavelliane’；S.Bertelli，‘Noterelle machiavelliane：ancora su Lucrezio e Machiavelli’， RSI 76（1964），pp.774-90。详细分析参见Brown， Return of Lucretius ，pp.68-87，esp. pp.74-5。 [87] 得益于布朗的精彩讨论：Brown，‘Philosophy and Religion’，p.162； Return of Lucretius ，pp.68-72。 [88] 罗马梵蒂冈图书馆MS Rossi 884，fol. 32r：‘fol. 25v：“ deos non curare mortalia ”（译文见正文）。 [89] 罗马梵蒂冈图书馆MS Rossi 884，fol. 25v：“ in seminibus esse pondus，plagas et clinamen ”（译文见正文）。 [90] 罗马梵蒂冈图书馆MS Rossi 884，fol. 25r：“ motum varium esse et ex eo nos liberam habere mentem ”（译文见正文）。 [91] A.Gherardi， Nuovi documenti intorno a Girolamo Savonarola ，2nd ed.（Florence：Sansoni，1887），pp.154-6；Weinstein， Savonarola ，pp.219-20. [92] Parenti， Storia ，vol.2，pp.83-4. [93] Landucci， Diario ，p.147；Parenti， Storia ，vol.2，pp.98-9；Guicciardini， Storie fiorentine ，15，Palmarocchi（ed.），pp.132-3. [94] Parenti， Storia ，vol.2，p.100. [95] Landucci， Diario ，pp.147-8；Weinstein， Savonarola ，pp.224-5. [96] Landucci，148；Parenti， Storia ，vol.2，pp.101-3. [97] Guicciardini， Storie fiorentine ，15，Palmarocchi（ed.），p.135；A.Brown，‘Partiti，correnti，o coalizioni：un contributo al dibattito’，in A.Fontes，J.-L.Fournel and M.Plaisance（eds.）， Savonarole：Enjeux，Débats，Questions.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Paris，25-26-27 Janvier 1996） （Paris：Université de la Sorbonne Nouvelle，1997），pp.59-79，here pp.67-70；A.Brown，‘Ideology and Faction in Savonarolan Florence’，in S.Fletcher and C.Shaw（eds.）， The World of Savonarola：Italian Elites and Perceptions of Crisis （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ng Ltd.，2000），pp.22-41，here pp.28-9. [98] Landucci， Diario ，pp.152-3；Parenti， Storia ，vol.2，p.110. [99] Brown， Bartolomeo Scala ，pp.115-34. [100] Landucci， Diario ，pp.155-6；Parenti， Storia ，vol.2，pp.119-20.关于7月任命的“调解者”，见Parenti， Storia ，vol.2，pp.117-18。 [101] Parenti， Storia ，vol.2，pp.121-2. [102] Parenti， Storia ，vol.2，p.124。 [103] Weinstein， Savonarola ，p.243；G.Cadoni， Lotte politiche e riforme istituzionali a firenze tra il 1494 ed il 1502 （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vo，1999），pp.54-5. [104] Bartolomeo Cerretani， Storia fiorentina ，ed. G.Berti（Florence：Olschki，1994），p.238. [105] Machiavelli， Discorsi ，1.45； Chief Works ，vol.1，pp.288-9. [106] 关于萨沃纳罗拉的对手的“嫉妒”，见Machiavelli， Discorsi ，3.30； Chief Works ，vol.1，p.497。 [107] Polizzotto， Elect Nation ，p.48；S.Bertelli，‘Machiavelli e la politica estera fiorentina’，in Gilmore（ed.）， Studies on Machiavelli ，pp.29-72，here p.57. [108] Machiavelli， Decennale primo ，160-2； Chief Works ，vol.3，p.1448. [109] D.Marzi， La cancelleria della repubblica fiorentina （Rocca San Casciano：Licinio Cappelli，1910），pp.278-86. [110] N.Rubinstein，‘The beginnings of Niccolò Machiavelli’s career in the Florentine chancery’， Italian Studies 11（1956），pp.72-91. [111] 论及15世纪第一国务秘书和第二国务秘书制度的演变，参见R.Black， Benedetto Accolti and the Florentine Renaissan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115-37；Marzi， La cancelleria ，pp.188-277，esp. pp.211-14，pp.236-44；F.P.Luiso，‘Riforma della cancelleria fiorentina nel 1437’， ASI ，5th ser.，21（1898），pp.132-41。 [112]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p.6；M.Viroli， Niccolò’s Smile：A Biography of Machiavelli ，A.Shugaar（trans.）（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1），p.30；G.Inglese， Per Machiavelli. L’arte dello stato，la cognizione delle storie （Rome：Carocci，2006），p.11. [113] Rubinstein，‘The beginnings’，p.83；Black， Machiavelli ，p.35. [114] Weinstein， Savonarola ，pp.258-9. [115] Cons. e prat. 1498-1505 ，vol.1，pp.45-60.进一步讨论见Godman， From Poliziano to Machiavelli ，pp.168-9；Weinstein， Savonarola ，pp.260-1。有关意见分歧参见Polizzotto， Elect Nation ，p.11f.。 [116] Gherardi， Nuovi documenti ，pp.201-3. [117] Parenti， Storia ，vol.2，p.173；Marzi， La cancelleria ，p.288.